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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是一部坎坷的悲剧。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一时间,兄弟俩名扬天下。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彼时的欧阳修正致力于诗文革新运动,苏轼潇洒的文风令欧阳修眼前一亮。但欧阳修误以为如此好的文章恐怕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他将苏轼评了个第二名。甫一出场,虽光芒万丈,却无端背了个“黑锅”。天意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仁宗时期,北宋虽然歌舞升平,但军事、经济上的问题开始日益呈现。苏轼在考中进士前后,写了很多策论,关注的都是国家、政治、改革等宏大话题。他提出应该“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颇具“变法”的精神,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效力。
那一年,苏轼只有二十一岁。那是柳永、晏几道、蒋捷等文艺青年钟情于灯红酒绿,纵情于秦楼楚馆的年龄;苏轼却已然心怀家国,情系天下。当时既有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和激赏,又有自身的满腹经纶和冲天志气,如果从那时起就开始做官,苏轼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的人生可能也会迥然不同。遗憾的是,苏轼刚中了进士不久,母亲就逝世了。
古人讲究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于是苏轼回到了四川眉山老家。三年后回到汴京,没过多久,仁宗就死了,英宗继位。
好在宋英宗也非常想重用苏轼,想调他入翰林院做自己的秘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觉得苏轼太年轻,没经过什么磨炼,应该从基层干部做起,慢慢树立自己的威信。从长远看,宰相的考虑确乎更周全些,苏轼遂从卑微的小官开始做起。不幸的是,没过几年,苏轼还没等到一展才华的机会,父亲苏洵又死了。
苏轼仍然要返乡守丧。又是三年后,苏轼再回汴京。此时,英宗驾崩,神宗已即位,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当年苏轼深思熟虑的“革新”事业,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无论怎么追赶,好运似乎总比苏轼快半拍。
回京途中,苏轼和苏辙看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和引起的骚乱,心中很是忧虑。回京之后,先是苏辙因议论新法忤逆了王安石的意思,遭到贬官。第二年,苏轼又上书神宗议论变法,结果得罪了“新党”的人,所以脚跟还没站稳,就被发到杭州做通判。
先是杭州通判,三年后改知密州。在密州的几年里,苏轼的豪放词风初具规模。
<blockquote>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blockquote><blockquote>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blockquote>
《江城子·密州出猎》
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出猎的壮观景象震动了苏轼的内心。他借助历史典故,描画了一番抗击侵略的壮志,抒发了满腔杀敌报国的雄心,当然,也委婉地表达了渴望得到重用的愿望。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属于苏轼早期的豪放之作,其形式和内容已基本奠定了豪放词的雏形。
之前的词人,无论是柳永周邦彦,还是晏殊欧阳修,宋词在他们手里的作用主要是“玩赏”。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歌妓的,偶尔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境遇的感怀,几乎都跳不出“春女思,秋士悲”的窠臼。轮到苏轼写宋词,一切套路都不能拘囿住他自由的心灵。他将自己的理想,怀古的感发,化成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期待。时光匆匆不等人,自中进士后,仕途波折不断,三年又三年,此时的苏轼已年届不惑。但苏轼斗志依然很高,“鬓微霜,又何妨”,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还是会拼尽全力将雕弓拉得像满月一样,瞄准西北,射向西夏。
苏轼射出来的壮志与豪情,虽然没能抵达西夏,却如一支利箭般划开了宋词华丽的大幕,拓宽了宋词写作的领域,展现了“词言情”之外的可能——词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后世豪放词能在文学史大放异彩,成为宋词的重要流派,苏轼对此功不可没。但彼时的苏轼,对未来的一切浑然不觉,正在知州的位置上勤勤恳恳地做事。
在知密州的第二年,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弟弟苏辙为此台题名“超然”。1076年暮春,苏轼登上超然台,满眼春色,触动了心底浓烈的思乡情,于是写下这首《望江南·超然台作》:
<blockquote>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blockquote><blockquote>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blockquote>
《望江南·超然台作》
暮春时节,微风细细,柳条随风起舞,苏轼站在超然台上,看到护城河内半满的春水随春风闪动,满城的繁花争相开放,异彩纷呈。远处,密密斜织的春雨笼罩着千家万户。这一切,不由得触动了苏轼的思乡情。苏轼一生共三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是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赶考。第二次是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回京。第三次是为父亲守孝后离家。最后一次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故乡是比未来还遥远的地方。寒食过后,酒醒了也只能空慨叹,还是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吧。笔走至此,浓浓的乡愁已萦绕其间无法散开。
正凝愁时,忽然看见苏轼潇洒一笑,寒食禁火后,不如取了“新火”,来烹些“新茶”喝,无论是作诗还是喝酒,都应趁年华尚在好好珍惜啊!上片写景,下片写情,全词几经起伏辗转,竟然在结尾处逆转心境,给人一种幡然醒悟的新鲜感。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多少有家难回的凄凉,就这样被苏轼的一壶好茶泡开,氤氲在烟雨迷蒙的春天里,蒸腾出一怀心事,沉淀下几许惆怅。
苏轼有理由惆怅,当年在万众瞩目下以盖世才华赢得的推崇和赞誉,在四处调任风尘仆仆的征途上已渐渐被遗忘,几乎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怀才不遇之人。但苏轼为国为民的初心从未因此改变。除了在杭州任属官时位卑言轻,政绩不多。在他任知州的几个地方,苏轼做过不少实事。偶尔,受制于时代和观念的局限,也会参与到当地习俗里。
那年,苏轼已经从密州调到徐州任知州。徐州大旱,苏轼率众“求雨”。古人觉得“天旱”是龙王爷不肯降雨,所以要“求雨”。如果下雨了,人们应该感激龙王爷,所以要“谢雨”。徐州下雨后,苏轼与百姓同去“谢雨”。途中,美丽的农村风光,淳朴的农村习俗,如一幅幅清丽的画卷,在苏轼的心里徐徐展开。他写了一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现录两首如下:
<blockquote>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blockquote><blockquote>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blockquote>
《浣溪沙》其三
<blockquote>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blockquote><blockquote>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blockquote>
《浣溪沙》其四
这组词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农家乐的气象。比如《浣溪沙》其三,层层麻叶长势喜人,不知道谁家正在煮茧,飘得满村香气。篱笆外女孩子们的嬉笑声听起来清脆婉转娇俏动人。转头又见到老眼昏花的老人正在捋麦穗准备炒着吃,苏轼关切地问,不知道豆叶几时能黄?到时候就有更多吃的东西了吧!寻常的问候里饱含了深切的同情。
在苏轼笔下,乡村是农事繁忙的乐园,雨后的乡村风光更是清新到让人流连忘返。而苏轼也以农家乐事为乐,以农民辛苦为苦,真心与这土地和人民甘苦与共。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和人坦诚相待,真诚相处。因此,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何种的艰辛,他都能在其中接纳别人,悦纳自己。这是苏轼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无尽的财富。
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往湖州。同年,苏轼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苏轼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从杭州到密州再到徐州,他在各地都有建树,也很得民心。1079年这一年的春天,苏轼从徐州被调到湖州,按例要给皇帝写“谢表”。那个时候不管是升官还是贬官,都必须写“谢表”,要感谢皇恩浩荡。苏轼就在谢表里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皇帝知道我非常愚钝不会投机取巧,也不懂追捧新党与时俱进。但是呢,朝廷也知道我年岁大了,不会胡乱生事,或许做个地方小官,可以牧养一方子民。非要深究的话,字里行间确有几分酸酸的牢骚。
但更严重的是,排挤苏轼的新党人员,摘录苏轼《咏桧》诗中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据说桧木有一个特点,如果地上的树枝是直的,那么地下的根也是直的;如果树枝盘根错节,那么树根也就盘根错节。苏轼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我从外面看到桧木如此笔直,就知道根肯定是直的,但谁能相信呢?除非地下有龙,才能知道桧木的根是笔直的。
苏轼二十几岁就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在其他词人舞风弄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策论做准备,摩拳擦掌打算在政坛一展宏愿。但苏轼的官运实在不好,两次守丧错过了最佳出道时机,加上后来受人排挤,所以始终只能游离于政治核心的外围。以苏轼的才华,逢这样的境遇,心里多少有些不平气。反对苏轼的人就说:皇上贵为“真龙天子”,为什么苏轼偏偏等着地下有蛰龙才知道他的心事?这是有叛逆之心!就这样,苏轼被诬陷下狱,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监狱是专门关押国家大臣的地方,御史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笔直的柏树,经常会招来很多乌鸦筑巢,御史台也因此被称为“柏台”“乌台”。叛逆的罪基本都是死罪,狱卒为了讨好台上的人故意欺压苏轼,监狱的生活苦不堪言。苏轼知道自己朝不保夕,他跟苏辙感情非常好,于是写信给弟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一方面,苏轼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另一方面,苏辙一再上书请神宗开恩,说自己愿意放弃官职,只求能放哥哥出狱。一代文豪,此时命悬一线!
宋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一直被后世屡屡称颂,这里不仅指诗文书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也包含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宋太祖说“不杀士大夫”,所以宋代皇帝一直非常优待读书人,这也是宋朝文化蓬勃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且,宋神宗也是个明白事理的皇帝,他说:“咏桧木就是咏桧木,关朕什么事呢?”再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着去呢,孔明还自称卧龙呢,难道他也是皇帝吗?”皇帝这样说,旁人便不敢多言。宋神宗免了苏轼的死罪,把他贬到黄州任职,苏轼算捡了条命回来。
苦难虽然不是人生必经的长廊,但人类杰出文化的缔造者们,又似乎都曾有过与苦难亲密接触的时光。苏轼也不例外。他九死一生,从牢里出来后,虽然跌到了生活的低谷,却意外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黄州生活的五年,苏轼写了大量的作品,后来传唱千古的词作,几乎都诞生于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