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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着棕色斑点花呢衣服，男子气的衬衫外打着领带，脚上是一双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长筒丝袜和昨天一样薄，不过腿露出得没有那么多。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棕色的罗宾汉式帽子。那帽子也许足足值五十块钱，但看起来就像你能单手用一张吸墨纸折出来似的。
“嗬，你终于起床了。”说着她皱皱鼻子，眼睛扫过那只褪色的大红长靠椅，那两只不成对的小安乐椅，那块亟须清洗的网眼窗帘和那张像是男童用的阅览桌。桌上放着几本正儿八经的杂志，好让这地方带点专业范儿。“我都开始这么想了：也许你是在床上干活的，跟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他是谁啊？”我叼起一根烟，注视着她。她脸色有点苍白，有点紧张，但看她的样子，应该是能够扛着压力做事的。
“一个法国作家，最擅长描写堕落之徒。你不会想认识他的。”
“啧，啧，”我说，“来我的‘闺房’里谈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俩相处得不太愉快。也许是我无礼了。”
“我俩都挺无礼。”我说。我打开连通两间房间的门，为她撑住门板。我们走进这套间余下的区域，屋里有赭色的地毯，已经不太新了；五个绿色文件夹，其中三个装满加州的气候信息；广告日历，印着五胞胎[1]在天蓝色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她们都是一身粉红连衣裙，暗褐色的头发，那一双双机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号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张常见的书桌，上头摆放着常见的吸墨纸、全套钢笔用具、烟灰缸和电话机，桌后是一把常见的吱嘎作响的旋转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别讲究派头。”她说着，在属于客户的桌子那头坐了下来。
我走到信箱前，从里面拿出六个信封、两封信件和四份广告传单。我把帽子挂在电话机上，落了座。
“平克顿事务所的侦探也不讲究，”我说，“如果为人老实，在这行当里发不了财。如果你好摆派头，那说明你发财了——或者很想发财。”
“哦——你为人老实吗？”她问道，一边打开了包。她从一只珐琅烟盒里拈出一根烟，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上了火，随后把烟盒和打火机往包里一扔，任由包口敞着。
“勉强老实着。”
“你是怎么干起这肮脏的行当来的？”
“你又是怎么嫁给一个走私酒贩的？”
“老天啊，我俩可别又吵起来啦！一早上我都在打你电话。往这儿打也往你家里打。”
“为欧文的事？”
她的脸猛地紧绷了起来。她的声音很轻柔。“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事情你都知道了。”
“有个地方检察官的手下带我去过里多了。他觉得我或许知道一些内情。结果他知道的比我多。他知道欧文想娶你妹妹——一度。”
她一口一口抽着烟，不作声，用那双黑眼睛定神端详着我。“也许那不是个坏主意，”她静静说道，“他爱上她了。在我们的圈子里这种情况不多。”
“他有前科。”
她耸耸肩。随后无所谓地说：“他交友不慎。在这个充斥着犯罪的堕落国度，前科的意思就是交友不慎。”
“我不想扯那么远。”
她脱下右手手套，咬了咬食指的第一节，目不转睛看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现在你觉得你能告诉我父亲为什么要见你了吗？”
“未经他同意，不能说。”
“是跟卡门有关吗？”
“连这点也不能说。”我塞好烟斗里的烟草，用火柴把它点着。她盯着那缕上升的烟看了片刻。接着她的手伸进敞开的包，拿出一只厚实的白信封。她把信封掷过书桌。
“不管怎么样，你最好还是看一下这个。”她说。
我拿起信封。收信人地址是打字机打的：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雷亚新月街道3765号，维维安·里根太太收。用的是邮政快件，邮戳显示是上午8：35寄出的。我打开信封，抽出一张闪亮的4.25英寸×3.25英寸照片。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照片上，卡门坐在盖革家平台上的高背柚木椅子上，戴着耳环，赤条条像从娘胎里刚出来。她的眼神甚至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癫狂。照片背面是空白。我把它放回信封里。
“他们开价多少？”我问道。
“五千——换回底片和剩下的照片。交易今晚就得了结，不然他们就把那些玩意儿寄给花边小报。”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要求的？”
“有个女人打我电话，大约半个钟头后，信就送来了。”
“花边小报什么的不用担心。现在谁要那么做，陪审团都不用走下陪审席就能判他们有罪。还说了别的什么？”
“非说了点别的什么不可吗？”
“没错。”
她略带困惑地注视着我。“有的。那女人说，这照片还跟一桩刑事案件有关，我最好赶紧交钱，不然我就要隔着铁窗跟我妹妹说话了。”
“这句比较有用，”我说，“什么刑事案件？”
“不知道。”
“卡门现在在哪？”
“在家。她昨晚病了。她还没起床吧，我想。”
“她昨晚出门了吗？”
“没有。我出门了，但用人们说她没出去。我去了拉斯奥林达斯，在艾迪·马尔斯的柏树俱乐部里玩轮盘赌。输了个精光。”
“这么说你喜欢玩轮盘赌。那是得输个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