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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格雷厄姆的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一个苏格兰移民，尽管在波士顿住了近四十年，还是没有改掉脾气。他是一个渔夫，或者说曾经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拥有几只龙虾船，让别人为他捕鱼。
他很像我在普雷斯顿潘斯和福尔柯克见过的苏格兰士兵，斯多葛式的以苦为乐，随时能幽默起来，任何默默承受起来很痛苦的事情，他都乐于开玩笑。
“现在，你要小心，小姑娘，要确保你截掉的那条腿是对（right）的。”当时我正看着麻醉师给他进行静脉滴注，以便我截掉他癌变的左腿，这是他手术前对我说的最后一番话。
“别担心，”我拍着床单上他饱经风霜的手向他保证，“我会截对（right）的。”
“你们会吗？”他假装恐惧地睁大了眼睛，“我以为左边的那条腿是坏的！”戴上氧气面罩的时候他还笑得直喘气。
截肢手术很顺利，然后格雷厄姆康复并回家了，但六个月后他再次回来。我并没有太惊讶。原发肿瘤的实验报告是不可靠的，现在怀疑得到了证实，肿瘤转移到了腹股沟的淋巴结里。
我切除了他癌变的淋巴结，放射治疗也用上了，用的是钴。我切除了他的脾脏，癌细胞已经蔓延到了那里。明明知道手术完全是徒劳的，但他不愿意放弃。
“如果不是你生病，不放弃是更容易做到的。”我盯着头顶上的木头说道。
“后来他放弃了吗？”詹米问。
“我不认为我可以把它确切地称为‘放弃’。”
“我一直在想。”格雷厄姆郑重其事地说，他的声音回荡在我的听诊器听筒里。
“是吗？”我说，“好了，我检查完这里之前不要大声说话，那样才是个好小伙子。”
他短暂地大笑了一声，然后静静地躺好，我把听诊器的听头迅速从肋骨移动到胸，听诊他的胸部。
“好了，”我最后说，管子从我耳朵里滑出来，落在我的肩膀上，“你一直在想什么？”
“杀了我自己。”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带着一丝挑战之意。我瞥了一眼身后，确保护士已经离开，然后拉过蓝色的塑料访客椅，坐在他旁边。“疼痛加重了？”我问。我犹豫了一下，又加上了这句话：“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你是知道的，你只需要提出要求。”但他从来没有要求过。即使明显需要药物镇痛的时候，他也从未提起过他的痛苦。我提及这些似乎是对他隐私的一种侵犯，我看到他嘴角小小地收缩了一下。
“我有一个女儿，”他说，“两个外孙，漂亮的小伙子。但我忘记了，上周你见到过他们，对吗？”
我见到过。他们至少每周来看望他两次，把潦草的学校作业和带着亲笔签名的棒球拿给外公看。
“还有我的母亲，住在坎特伯雷的养老院里，”他若有所思地说，“那个地方很贵，但是很干净，食物也很好吃，她总喜欢在吃的时候抱怨一下。”
他冷静地瞟了一眼平整的床单，举起他的残肢：“一个月，你认为呢？四？三？”
“也许是三个月。”我说。“幸运的话。”我十分愚蠢地补充了一句。
他冲我哼了一声，然后头扭向他上方的点滴。“切！还有更坏的运气！我不希望变成一个乞丐。”他环视四周的设备——自动呼吸器、闪烁着的心电监护仪、成堆的医疗仪器。“我住在这里，每天要花掉将近一百美元，”他说，“三个月，那将是——天哪，一万美元！”他皱着眉摇了摇头。
“我称之为一笔糟糕的买卖，这不值得。”他那淡灰色的眼睛突然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是苏格兰人，你知道的，生性节俭，现在也不可能改掉这个毛病。”
“所以我就帮他这样做了，”我说，仍然凝视着上方，“或者说，我们一起这样做了。他的药方里有为了镇痛开的吗啡——就像鸦片酊，只是效力更强。我把每次的剂量减半，代之以水。这意味着他在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得不到全剂量镇痛的效果，但这是获得大剂量的最安全的方法，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风险。”
“我们讨论过使用一种我正在学习的植物药，我知道它足以致命，但我不确定它是无痛的，他不想冒险，因为如果任何人怀疑起来并做了法医鉴定的话，我会被起诉的。”我看到詹米的眉毛抬了起来，拍打着一只手，“这个词不是重点，这就是一种发现某人如何死去的方法。”
“呃，像验尸官？”
“有点。无论如何，他的血液里本来就含有吗啡，即使去检验也不能证明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如果我给他注射的话，也不会有麻烦，那是他要求我做的。”
詹米安静专注地盯着我。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看着我的左手，看到的不是自己光滑的肌肤，而是渔民一样粗大、肿胀的指关节和他手腕上交错的肥厚的绿色血管。
“我把针插了进去，”我说，用一根手指在手腕上摩挲着，那里有一条大静脉穿过桡骨的另一头，“但我不能按下活塞。”
记忆中，我看到了孟席斯的另一只手从身边抬起来，握住针管，然后自己按了下去。他没有多少力气，但是足够用了。
“我坐在那儿，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咽气。”我静静地感觉着，拇指下面手腕脉搏的平稳跳动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握着他的手，等待着再也不会到来的跳动。
我抬头看了看詹米，从记忆中摆脱出来。
“然后，一个护士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年轻的护士——一个容易激动、没有判断力的女孩。她不是很有经验，但懂得的知识也足够她在看到死人时辨别出来。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最不像医生所为的行为。还有空的吗啡注射器，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当然，她说出来了。”我说。
“我猜她会说。”
“但是在她离开后，我镇定地将注射器扔进了焚烧炉。她的说法跟我的说法不一致，整件事就被打发过去了。”
我的嘴嘲讽地扭曲着：“只是到了下一周，他们给了我一份新工作——做整个部门的负责人，非常重要的职位。在医院的六楼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安全且远离病人，在那里我再也不能谋杀别人了。”
我的手指还在心不在焉地摩挲着手腕。詹米伸出手覆在我的手上，阻止了它。“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外乡人？”他问道，声音很温柔。
“就在我带布丽去苏格兰之前。事实上这就是我去的原因，他们给了我一个延长的休假——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应该享受一次愉快的假期。”我的语气依旧带着讽刺。
“我知道了，”尽管我发着烧，依旧能感到他的手在我手上的热度。“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弄丢了你的工作——你还会来吗，外乡人？不只是去苏格兰，而是来找我？”
我抬头看着他，然后握紧他的手，深吸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来苏格兰，遇到罗杰·韦克菲尔德，发现你——”我停了下来，吞了口水，不知如何说下去。“是格雷厄姆让我去苏格兰的，”我最后说道，感觉有点紧张，“他让我将来有一天去苏格兰——代他向阿伯丁问好。”我突然瞟了一眼詹米。
“我没有去！我还没有去阿伯丁。”
“别烦恼，外乡人。”詹米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会亲自带你去那里——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不过，”他实事求是地补充道，“那里没有什么可看的。”
船舱里越来越闷热，他起身去打开船尾的一扇窗户。
“詹米，”我看着他的背，“你想要什么？”
他瞥了一眼周围，微微皱着眉头思考。“哦——一个橙子会很好，”他说，“书桌里有一些，是吗？”没有等我回答，他掀开书桌的盖子，露出一小碗橙子，在羽毛笔和纸张堆里明亮夺目，“你也要吗？”
“好吧，”我笑了，“虽然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旦我们找到伊恩，你想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