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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十五年以来最严寒的冬天。英格兰的乡村被大雪阻隔在外，泰晤士河也封冻了起来。有一天，从格拉斯哥到伦敦的火车足足晚了二十四小时才抵达。积雪再加上灯火管制，使开车变成一件分外危险的事。车祸倍增，人们开玩笑说，夜间在皮卡迪利大街开车，比开坦克越过齐格飞防线<small>[2]</small>还要危险。
后来，春天到来了，天气晴朗了。防空气球在蔚蓝的晴空里随风飘动，威风凛凛；休假的士兵和身着无袖衬衫的姑娘，在伦敦的街头打情骂俏。
伦敦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首都。迹象自然还是有的,亨利・费伯骑着自行车从滑铁卢车站向海格特返回时，就注意到了那些战时迹象：重要的公共建筑外面都堆放着沙袋；郊区住宅的庭院中修起了安德森式掩体<small>[3]</small>；到处都是劝导民众疏散到乡间和空袭须知一类的大型告示牌。费伯细心观察着这类迹象——比一个一般的铁路职员要留心和仔细得多。他看到公园中成群的孩子，就得出结论：疏散宣传没有成功。他默数着街上行驶的汽车的数量，暗读着汽车制造商宣布的新型号。他深知夜班工人鱼贯涌进工厂的现象意味着什么，仅仅数月之前，工厂里连白天班都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干。但更令费伯全神贯注的是，军队沿英国铁路网调动的情形，全部铁路动向的报表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他从这些报表中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讯息。就拿今天来说，一大堆须经由他加盖橡皮印章的报表使他确信，一支新的远征军正在集结。他敢肯定，那支大军不下十万人马，去向是芬兰。
不错，在伦敦，战争的迹象是有的；但这里也同时存在着一些似乎是在开战争玩笑的景象：广播电台对战时规定的繁文缛节冷嘲热讽；人们在防空洞里举行合唱；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放在名牌服饰公司的手提袋里逛街。人们在谈论这场令人生厌的战争时，既夸大其词，又轻描淡写，仿佛在讨论一场电影。所有的空袭警报，毫无例外全是虚惊一场。
费伯对这场战争持不同观点——不过那是当然，因为他是个不同类型的人。
他把自行车骑进了阿奇威路，因为是上坡，他把身体稍向前倾，两条腿不知疲乏地蹬踏着，如同火车头的活塞。就一个三十九岁的人来说，他算是相当健壮。只不过这个年龄是虚报的：为了小心起见，他在大多数事情上都不说实话。
他爬上斜坡，到达海格特时，已经大汗淋漓。他住的房子是伦敦地势最高的建筑物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选择住在这里。他住的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一排六栋最后面的一栋。每一栋楼都是三层，外加地下室，那儿有一道专供仆人出入的门——十九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要开这样一道门，尽管他们并没有仆人。费伯对英国人装腔作势的那一套嗤之以鼻。
六号楼的主人原先是哈罗德・加顿，但他开的那家小公司——加顿茶叶暨咖啡公司——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破了产。以加顿先生的做人准则来说，欠债不还钱乃是一条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他破产后别无选择，只有自杀一途。这栋房子是他留给他太太的唯一遗产，加顿太太也只能靠着收房租度日。她虽然乐于当房东，但按照她所处的社会地位的要求，还是不得不装出一副引以为耻的样子。费伯租下了位于顶层的房间，屋顶有扇天窗。周一至周五他都会住在这里。他告诉加顿太太，周末他要去厄立特陪伴母亲。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斯另外租了个住处。在那儿的女房东的认知里，他叫做贝克先生，是一家文具制造商的流动推销员，一周五天都要在路上奔波。
他蹬车骑上花园的小径，高大的前窗似是在不痛快地皱着眉。他把车子推进木棚，锁到剪草机上——不锁车是违法的。木棚周围箱子里做种子用的马铃薯块正在发芽。加顿太太把她的花园都种了蔬菜，算作为战争出了一份力。
费伯走进房子，把帽子挂到门厅的架子上，洗了洗手，坐下喝茶。
另外三位房客已经在那里进餐了：一个脸上长着粉刺的小伙子来自约克郡，正在设法参军；一个糖果推销员，头发已经花白；还有一个是退休的海军军官，费伯认为他已不啻是个废人。费伯跟他们点头打招呼，然后就座。
推销员正在讲笑话：“那名中队长开口说：‘你回来得可真早啊！’那位飞行员转过身来说：‘是啊，我把那些传单成捆地投了下去，难道不对吗？’于是中队长说：‘我的天！那也许会砸伤人的！’”
海军军官咯咯地笑起来，费伯也赔起笑脸。加顿太太端着茶壶走了进来：“晚安，费伯先生。我们未能恭候你，希望你别介意。”
费伯在一片全麦面包上涂上薄薄的人造牛油，一时盼着能有一块肥肠。“你种的那些马铃薯可以移植了。”他对她说。
费伯匆匆用过了餐。其他人还在争论着，张伯伦是否该下台而由丘吉尔取代的问题。加顿太太不断发表宏论，并时时瞥着费伯，看他有什么反应，不过费伯却始终置身在争论之外。加顿太太是个脸色红润的女人，稍微有点发福。她跟费伯年纪相仿，却穿了件适合三十岁妇女穿的衣裙，他猜测她想再嫁。
加顿太太打开了收音机。嗡嗡响了一阵之后，便是一个播音员的声音：“这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节目《又是那个人》！”
费伯听过这个节目，是讲述一名叫做范夫的德国间谍的广播连续剧。他托故告辞，起身上楼回房间去了。
《又是那个人》节目之后，餐厅里只剩下了加顿太太独自一人：海军军官随推销商去了小酒馆，约克郡来的小伙子本是个虔诚的教徒，去出席一个祈祷会了。她坐在餐厅里，眼前放着一小杯杜松子酒，眼睛望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心里想着费伯先生。她真希望他别老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需要有人陪伴，而他正是她所需要的那种伴侣。
这种念头使她有一种罪恶感。为了平息这种感觉，她便去想加顿先生。种种记忆熟悉而模糊，如同一部老旧的电影，画面有点磨损，声音不清了。是啊，虽然她能轻易想起他在这房间里陪伴她的情况，但要记起他的面貌、他的穿着，或者想象他会在战争爆发当日发表什么样的见解，却实在太难了。他身材矮小，手脚利落，在别人面前他不苟言笑，床笫之间却情意缠绵。她那时是多么爱他啊。这场战争照这样打下去，会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单身守寡的。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费伯先生是个安静的人——麻烦也就出在这里。看不出他有什么恶习劣迹。他不吸烟，她也从未由他嘴里嗅到过酒气，每天晚上他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他阅读大量的报纸，进行长距离的散步。她推测他相当机灵，虽然位卑职微：他在餐厅中参与谈话时，往往比任何人都显得深思熟虑。要是他想办法，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位的。他看起来并不想争取机会，去给自己谋个相称的差事。
他的外貌也给人同样的感觉。他是个身材健美的男人：高高的个子、厚实的肩颈，并不算胖，还有一双长长的腿。他有一副坚毅的面孔，高额头、长下巴，明亮湛蓝的眼睛；他称不上帅，不像电影明星，但那张脸对女性颇具魅力。只是那张嘴长得太小，嘴唇也薄，她可以想象他性格冷酷。加顿先生可不是个冷酷的人。
他那条旧西装裤子从来不烫（她倒情愿帮他这个忙，而且会兴致勃勃地去做，可惜他从来没要求过），还老穿一件不像样的雨衣，戴着码头工的平顶帽。他不留胡子，头发两周剪一次，理得短短的。似乎他就想摆出一副不引人注目的样子。
他需要一个女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需要一个妻子来打扮他、振奋他。而她也需要一个男人来陪伴她和——唉，爱抚她。
然而他却毫无行动。有时她简直沮丧得想放声尖叫。她自信风韵犹存。她又倒了一杯酒，同时照起镜子。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满头卷曲的金发，还有引动男人想“掌握”的东西……想到这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啜着酒，考虑着是不是该采取主动。费伯先生有点羞赧，显然是生性如此而并非没有情欲——从那两次他瞅着她身穿睡衣时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一点。或许她可以用自己的大胆放纵来克服他的羞怯。她会有什么损失呢？就假设他拒绝吧。是啊，那会很尴尬——甚至很丢人。那对她的自尊心将是一个打击。但谁又晓得发生过这件事？不过，他倒是不得不搬出去了。
想到可能会遭到拒绝，她就打消了整个念头。她一边慢慢地站起身，一边想，自己根本就不是那种厚脸皮的人。该睡了。如果她在床上再喝上一杯杜松子酒，就会安然入睡了。她拿着酒瓶走上楼去。
她的卧室在费伯先生房间的下面，她脱衣服时听得见他的收音机中播放的小提琴乐曲。她穿上了一件新睡衣——粉红色的，领口绣着花边，可惜没人来欣赏！——倒了最后一杯酒。她想不出费伯先生脱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大概没有小腹，乳头上长着毛，大概还能看得见他的根根肋骨，因为他很瘦。他的屁股可能也很小。她又咯咯笑了起来，心想自己真不要脸。
她端着酒杯上了床，拿起她的书，可是实在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到白纸上的黑字。何况，她对阅读别人的风流韵事也厌烦了。她啜饮着她的杜松子酒，巴不得费伯先生能关掉他的收音机。现在简直像想在茶会跳舞时入睡一样难。
她当然可以请他关掉收音机。她看了一眼床头的钟：已经十点多了。她可以套上那件和睡衣相衬的晨衣，稍稍梳理一下头发，然后穿上拖鞋——式样十分精巧，上面还有玫瑰图案呢——然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那一段楼梯，然后嘛，只是轻轻敲一下他的门。他会打开门，大概穿着裤子和背心，这时候他会用看她身穿睡衣走进浴室的那种目光打量她……
“蠢货。”她出声地自言自语。“你不过是找借口到楼上去罢了。”
这时她纳闷自己为什么还需要找借口。她是个成年人，这里又是她的房子，而且整整十年她都没遇到过第二个适合她的男人；她渴望有个强壮、硬朗和多毛的男人压在她的身上，揉搓她的乳房，对着她的耳朵吁吁喘气，用他那双宽大的手掌，分开她的大腿。而且，说不定明天就会有个从德国飞来的毒气炸弹，把他们俩都先毒死，要是今天不有所行动，她可就失去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她喝光了杯中酒，下了床，穿上她的睡裙，稍稍梳理了一下头发。她拿起备份钥匙，以防他收音机声音太大，听不见她的敲门声，可以自己开门进去。
楼道里没有人。她摸着黑找到了楼梯，正想跨上那级会吱嘎作响的楼梯时，一不小心绊到了松动的地毯边缘，重重地一步踩到了楼梯级上；幸好，似乎没人听见，于是她一路爬上去，轻轻敲响上面的房门。她敲得很轻柔。房门锁着。
收音机声音关小了，费伯先生问道：“谁？”
他字正腔圆：既没有伦敦腔，也不带外省腔——真的，什么口音也没有，就只是一种悦耳的中性的声音。
她说：“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他像是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已经脱衣服了。”
“我也是。”她咯咯笑着，用她的备份钥匙打开了房门。他正站在收音机前面，手中握着一把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他下身穿着裤子，上身却什么都没穿，面色苍白，一副吓得要死的表情。
她迈进房间，并在身后关上了门，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突然想起一部美国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便说：“你肯不肯赏光给一个孤独的女郎买一杯酒？”这么说很蠢，真的，因为她清楚，他房间里没有酒，而她这身打扮也不像是要上街的样子；不过那勾引的意味昭然若揭。
看，出现了她期望之中的效果。他默不作声地向她慢慢走来。他的乳头上果真长着毛。她向前跨了一步，随后他就把她揽在了怀里，她阖上了眼睛，仰起了脸。他吻了她，她在他的搂抱中轻轻扭动着，之后，她便感到背上一下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刺痛，她张开嘴想叫喊出声音。
他之前就听到了她在楼梯上绊的那一下。如果她再等上一分钟，他就来得及把无线电发报机装回箱子，把密码本放进抽屉，也就不必要置她于死地了。但是没等他藏好证据，已经听到她在用钥匙开锁了，到她打开房门时，那把锥形匕首已经握在了他的手中。
因为她在他怀里轻轻扭动，费伯没能一下子就刺中她的心脏，只好用手指扼住她的喉咙，制止她叫出声来。他又刺了一下，可是她又动了，刀锋扎到了一根肋骨，只在她皮肉上划了一道口子。随后血便涌了出来，他明白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只要一刺不中，就会这样的。
现在她挣扎得很厉害，一刀是杀不死了。他还用手封住她的嘴，同时用拇指抠住她的下巴，倒推着她向门撞去。她的头碰到木板门上，发出很响的声音，要是没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就好了，可是他又怎么会料到这一步呢？
他在杀她之前犹豫过，因为最好是让她死在床上——这样便于遮掩，他本来已经想妥了——但是他没把握不出声响地做到那一步。他扣紧了她的下巴，把她的头死死抵在门上，抡起锥形匕首，在她的喉咙上扯开了一个大口子。切口不规则，因为那匕首不是把利刃，而且喉咙也不是费伯最熟悉的目标。
他向后一跳，避开喷出的第一股鲜血，然后立即又跨上前去，抓住了她，以免她倒在地板上。他把她拖向床，尽量不看她的脖子，把她放倒了。
他以前杀过人，因此他知道自己杀人后会有什么生理反应。他走到屋角水槽前，等待着。他可以在刮脸用的小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他面色苍白，两眼发直，他看着自己，心里想：杀手。随后他就呕吐起来。
吐完之后，他觉得好受了些。现在他可以去工作了。他清楚必须做些什么，甚至在他动手杀她的时候，就已经盘算清楚了。
他洗了脸，刷了牙，清洗了盥洗盆。然后坐到桌前，靠着他的无线电。他看了看笔记本，找到了地方，开始敲击发报键。电文很长，报告的是有关一支军队集结起来开赴芬兰的消息，刚才被打断时，他刚发了一半。电文是用密码写在拍纸簿上的。他把全文发完后，用了“向威廉致意”来代替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