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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老先生的交谈，我了解到仅仅三四年光景银座便面目一新的大致景况。大地震前大街上的商店在原地继续操旧业的已经屈指可数，现在大都由关西或九州来的人在经营，里面的小街上到处挂满了“河豚汤”和“关西菜”的招牌，横巷的拐角处尽是流动摊棚，这也毫不为怪，清楚地说明了外地来的人多，在外就餐的人增加了，无论什么地方的饮食店都显得兴隆。外地人不知东京的习惯，他们把初次在停车场内的饮食店或百货商场的食堂里见到的做法误认为全是东京的习惯，所以他们会跑进挂着“赤豆年糕汤”招牌的店里去问有没有中国面条供应，而在面馆又想要一份油炸鱼虾，听说没有后不少人会对此露出惊异的神色。饮食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食物的模型样品，标着它们的价格。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无奈吧，也有人说这是模仿大阪的做法。
到了路灯亮、留声机又开始放送音乐时，带着酒气的男人三五成群、勾肩搭背地在银座的大街小巷里步履蹒跚地游荡，这也是进入昭和时代的一种新景象，大地震以后，咖啡馆大量出现之时还不曾有过。我不明白产生这种不体面的极为粗鲁的举动的真正原因，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其实与昭和二年年初，三田学生和三田毕业的绅士们看完棒球比赛回来成群结队袭击银座大街那次暴行有直接联系。他们借着酒意捣毁夜间营业的店铺和商品，闯入咖啡店糟蹋店内的器具进而捣毁店家的房屋，一直发展到与执行维持治安的警察相对抗的地步。而且，这样的暴行每年都要发生两次，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那些身为家长的人中有哪位对此深恶痛绝而令其子弟退学的。整个社会似乎都把那些学生的暴行看成是正当的。我在明治、大正相交之年也曾充任过三田的教员，但后来早早地辞了职，这真是我的幸运。当时，学校当局者中有一人对我说，希望你努力使三田文学不负于早稻田大学，我被这种愚劣的话语弄得好不恼火，他们竟然把文学艺术和棒球一视同仁！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勾结党羽、仰仗势众之威成事，倒是害怕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退避三舍。对于治国大事我要回避，在此不妄加议论。看到那些身为艺林中人却往往结党立社，大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风，我既害怕又厌恶。举个例子说，这就和文艺春秋社的党徒们曾因筑地小剧场的舞台上没有上演他们那一帮的作品就攻击小山内熏(28)关于戏剧文学的说明是谬误的情形如出一辙。
鸿雁列队凌空飞翔时致力于保护自己，然而黄莺要想飞出幽谷迁居乔木时既不成群也无需列队，况且鸿雁毕竟难于逃出猎者的枪口，那么结社也未必就是护身之最良策。
妇女从事倚门卖笑的营生也一样，既有几个人联合相互照应保护的，也有甘愿孤鸿远影悄然自为的。成群的女招待在银座大街上把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当做自己的地盘，组成自称为红帮或白帮的团体，索取客人的小费；自谋生计的私娼则捧着布包袱，有时还携把雨伞，混在人头簇簇的摊档前悄悄地拉扯行人的衣袖。这两种人看其外表大相径庭，然而一旦警察追来，她们都会成为危难之身，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差别！
今年，昭和十一年秋天，我去寺岛町的途中，于浅草桥附近看到一大群人在路旁组成一道人墙围观彩饰的电车，我还注意到他们手持的电车票比平时大，据说这是在纪念市电成立二十五周年。每逢碰到什么事的时候，东京的大街上就会出现彩车。五年之前当我照例地和帚叶翁到西银座万茶亭坐到深夜时，其时秋分也许已经过去了。我从侍者那儿听说彩车方才从银座大街上通过，而且后来又听到去看彩车的人回来说，那天晚上彩车上街其实是为了庆祝东京府内一些街道划入市内。在此之前，暑热尚未过去的时候我还从亲眼看到过的人那儿得知，在日比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叫做“东京集体舞”的公开舞会。
东京集体舞据说是为了庆祝郡部地区与市内合并而使东京市内地盘扩大举办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位于日比谷路口上的百货店所作的广告而已，游客倘若不买该店陈列的单衣便买不到入场的门票。这次在市内的一个公园举行青年男女的舞会，倒是首次获准的活动，没有先例。以前连外地农村举行盂兰盆会的民间舞蹈在明治末年也被县知事下令禁止过。盂兰盆会时，东京允许从乡下来的用人们在过去江户山手町的范围内跳民间舞，但是，一般的居民只是在祇神的祭礼时热心奔忙，没有在盂兰盆会上跳舞的习惯。
东京大地震之前，我曾听说每天夜晚帝国饭店舞会开始时，总有一些“爱国志士”挥舞着日本军刀闯入舞会，因此后来就停止举办了。于是我想，在日比谷公园里公开举行“东京集体舞”，会场上大约也会发生什么骚乱吧。我的内心是这样期待着的，但是，集体舞会举办了一周，太平无事地结束了。
“倒是有点出乎意料嘛。”我看着帚叶翁说道。老先生长着薄须的嘴角含着微笑：
“这是因为集体舞和交谊舞不是一回事吧。”
“不过，那么多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当然是一样的。可是，跳集体舞的男女们没穿西服呀。他们穿的是日本式单衣，所以没有问题。只要没有露出肉体就不要紧吧。”
“是这样。不过，要说露出肉体的话，倒是穿单衣的危险性大些吧。女式西服胸口有些袒露，可是腰部以下就决无问题，可单衣却正好与西服相反濹！”
“不，像先生你这样硬钻牛角尖就不好说了。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夜巡警察看见一个身穿西服的女子走过，便上前盘问，据说那女子当时说了句什么令他生气的话，于是夜警剥去了女子的西服，有人说进行了全身检查，有的说没有，反正舆论大哗。那个警察也穿着一身西服，可是，据他说见到那女子穿了西服就光火，这能成为他的理由吗！”
“这么说来，女式西服大概在大地震时还不多见吧。现在，看看这大街上来往的女人，有半数是穿西服的，连咖啡馆、冰淇淋店的不少女招待们好像也都从两三年前起一到夏天就穿上西服。”
“要是社会变成独裁政治，那么女式西服又会怎么样呢？”
“倘若跳舞穿单衣才行，那么西服也许就不会流行了。可是，我想即便让现在的女人们别穿西服，她们也不习惯穿日本服装了吧。厌弃了的事物第二次再要喜欢就不大可能。戏剧也好，娱乐也好，都是这样的吧。连写文章都一样，随随便便地敷衍成篇，即便后来想改也无法着手了。”
“言文一致体的作品，也只有森鸥外先生写的能够上吟诵啊。”帚叶翁取下眼镜，闭上双眸，吟诵起史传《伊泽兰轩》(29)的最后一段，“我不为没有常识忧虑，而为没有渊博的学问忧虑。天底下常识富裕者真是数不胜数！”
这样交谈着，夜竟然很快变深了，服部的钟楼上传来的十二下钟声在那个时刻听上去总觉得格外清晰。
偏爱考证的老先生听到钟声，便说大地震之前位于八官町的小林时钟店的钟声，明治时代初期待在新桥八景中也能清楚地听到。我想起在明治四十四五年的时候，每天夜晚待在妓家二楼一边等待妓女回来一边洗耳恭听那大钟的自鸣声。三木爱花(30)所写的小说里的艺伎克勤克俭的事，也是我们俩经常谈论的话题。
万茶亭前的马路上到了这种时候，许多流动出租汽车都赶来迎候那些女招待和醉客们回家。附近的酒店，我记得名字的就是万茶亭对面的“奥德赛”、“斯卡尔”、“维纳斯”，这一边的“红风车”、“银拖鞋”、“黄金线”等，还有万茶亭和歇业住户之间的巷子里名为“鲁班”、“三姐妹”、“希拉姆莱恩”的店家，它们可能现在还在。
只要服部的钟声一响起，这些酒馆和咖啡馆纷纷关闭外面的电灯，街巷里一下子暗了下来，涌来的出租汽车载了客仍然一个劲地猛揿喇叭，在车子挤得不能动弹的当儿，司机们的争吵开始了，可是，只要巡警一出现，那些出租汽车便全逃之夭夭。过了一会儿，那一带又像刚才一样弥漫着一股汽油臭味。
帚叶翁总是穿过巷子，从里面的小街来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和那些成群结队等待末班电车的女招待一起站在路旁，要是看到其中有面熟的，就不顾是否会给对方添麻烦，大声地与她搭话。老先生通过每天晚上的见闻，自然十分清楚哪条电车线路乘车的女招待最多，往近郊的哪个方向去的人最多。他总是以颇为得意的神情同她们闲聊，因此常常误了末班电车，不过，他从不感到意外，反而趁机说：“先生，那就再走走吧，让我送你到那儿。”
我回想起老先生那劫磨的一生，觉得老翁的一生酷似他的这种态度——眼看着末班电车从身边驶过却无所谓。老先生毕业于家乡的师范学校，到了不惑之年才来到东京，在海军部文书科、庆应义塾图书馆、书肆一诚堂编辑部等地方供过职，每一处干的时间都不长，晚年则专门从事创作诗文的文笔活动。即便做这件事，也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老先生倒并不怎么为此深切悲伤，他用自己闲散的生涯观察起大地震以后的市井风俗，自得其乐。与老先生交往的人看见他那悠悠然的模样会觉得他在家乡可能颇有家资，然而，在昭和十年春季老翁突然辞世之时，我才知道他家除了古书、盔甲和盆景之外并无一分钱的积蓄。
这一年，银座大街的地铁工程进行得十分紧张，夜间店铺打烊之后仍然可以听见极其嘈杂的声响，而且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也开始露面了。所以，我和老先生的漫步，有一次虽然已经走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处，但马上又折回里侧的小街，自然地向芝口方向走去。我们走过土桥或难波桥，从高架电车线路的铁桥下穿过，看到桥墩灰暗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上面写着“释放血盟团(31)成员！”等吓人的语言。这些标语下总是躺着一些乞丐。走出铁桥桥洞，在人行道的一侧，挂有一块写有“营养宝座”的招牌，好多个在方形水桶里放养着鳗鱼、拍卖钓鱼钩的摊位，一直延伸到樱田本乡町的十字路口附近，许多咖啡馆下夜班的女招待和像是住在附近逛街的男人云集在那儿。
拐进小街后，发现车站剪票口对面有一条巷子，巷子两侧有许多寿司店和小饭馆，其中有一家是我熟悉的店家，这家的店门帘上印有“烤鸡·金兵卫”的标记。二十多年前，我居住在宗十郎町的艺伎家时，那一家饭馆的老板娘曾是对面那户娼家颇有名气的妓女某某。金兵卫开张确实是那一年的春季，生意年年兴隆，如今翻建了店堂，叫人认不出来了。
这条巷子在大地震之后还是些召妓游乐的酒馆和艺伎住户，不过，从银座大街上咖啡店开始流行的时候起，巷子里饮食店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顾客是深夜乘坐国营高架线电车的人和从咖啡店下班回家的男女，大都到凌晨两点左右还不熄灯打烊。由于寿司店很多，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寿司巷子”。
每当我看到东京人过了半夜还在饮酒游荡的情景时，总会这样想，这种新风情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除了吉原妓馆区之外，大地震之前东京大街上过了半夜还亮着灯的饮食店只有荞麦面馆。
帚叶翁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现代人觉得深夜进食有乐趣，无非是因为国营高架线路电车通行延长到次日一时，市内一圆钱的出租汽车降价至五角、三角的缘故吧。老先生像平时一样取下眼镜，眨着他那小小的眼睛又说：“看到这种情景，一部分道德家会大为慨叹吧。我不喝酒，又讨厌荤腥，所以不管他们怎样都没关系，不过，如果要矫正现代风俗的话，其实只要把交通弄得不很方便，回复到明治时代的样子就行，再不然过了半夜将流动出租汽车的车费大大提高也可以。可是，现在是越晚越便宜，半夜以后出租汽车费比白天便宜一半。”
“但是，如今这世上的事哪，是不能用过去的道德观或其他什么东西去看待的。只要把这一切当成人们精力旺盛的一种现象，那么暗杀也好、奸淫也好，无论发生什么事就不会老皱眉头了吧。精力旺盛其实就是追求欲望的热情之意。体育的流行、跳舞的流行、旅行登山的流行、赛马和其他赌博的流行，都是欲望强烈的表现，这些现象里有着现代固有的特征。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情——都想让人家认为自己比他人强，而且自己也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是一种企望获得优越感的欲望。我是在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我就没有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强烈，这就是大正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人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啊。”
流动出租汽车停在路边揿着喇叭，我们不能作长时间的深谈，老先生和我正好看到三四个女招待和男客一起走进了对面的寿司店，我们也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店堂。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下，当代人是如何拼命显示出自己优势的，这在深巷的寿司店里就能领略一二。
这些人看到店堂拥挤不堪，目光立刻变得锐利起来，只要一发现空座位，就拨开人群猛冲过去，报菜单时总是抢先大声叫嚷，敲击桌子，用拐杖杵地面，吆喝跑堂。其中有的人嫌这样做还等不及，就跑到厨房间去窥望，直接对厨师发号施令。星期天外出游览为了争夺列车中的空座位，在月台上即使撞倒了姑娘家也毫无顾忌。在战场上最最居功自傲的也是这种人。在乘客较少的电车中，这些人像五月人偶(32)一样叉开两条腿坐着，他们要尽可能地多占一些地方。
无论干什么都需要训练，他们和我们这些徒步上学的人不同，上小学时起就飞身悬吊拥挤的电车，在人头济济的百货店和小电影院的楼梯上争先恐后地拥上挤下，对此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为了自己能够显名扬姓，便主动代表整个年级的学生，向当今的部长或达官要人写信，从不以为然。小孩子嘛，天真无邪干什么都行，干什么我们都不应该斥责他们，这就是这些人的解释。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比别人先获得学位，会比别人先找到工作，还会比别人先致富。他们的一生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除此之外，毫无其他东西可言。
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当代人中的一个代表，因此，每当末班电车驶走后，要考虑雇出租汽车回家时，我不能不产生一种漠然的恐怖感，我必须去寻找那些看上去现代优越感稍微少一些的司机，去寻找那种看上去缺少无缘无故超越前车的冲动的司机。倘若对这一点稍有忽略，那么，我的名字马上就会赫然出现在次日报纸上，会成为交通事故的牺牲者的吧。
窗外的说话声和扫地声使我比平时醒得更早。我从床上伸出手去把窗帘撩到一旁，朝阳从遮蔽屋檐的茂密的柯树叶间照进屋来。围墙根的一株柿子树上，摘剩的柿子在阳光下色泽显得更加浓艳。扫地声和说话声传来，我家的女佣和隔壁的女佣隔着院墙一边打扫着各自庭院里的落叶一边闲聊。干枯了的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之所以听得比往日真切，是因为布满两家庭院的落叶被双方同时扫拢来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