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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绮台</h2>
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小字当头，
两手叉腰。
开口说话，
一团漆黑。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有死而已。”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