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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分子?给他一个定义很难,通常我们是指使用脑力劳动的一群人。马克思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探讨这一哲学问题,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将不能进行,对于革命同样是这样。
回顾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有两次是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新王朝的,一是汉朝,一是明朝。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文不出众,武不惊人。沛县起兵时,身边仅有350人。经过三年征战,一直打到咸阳,灭了秦王朝,兵力发展到十万,号称二十万,紧接着是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之勇,是一员猛将,且占有梁楚九郡,拥有精兵五十万,号称一百万。而此时的刘邦被封为汉王,仅占有巴、蜀、汉中小块土地,在如此劣势情况下,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刘邦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垓下一战最后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项羽不得不在乌江自刎。
刘邦是不屑读书的,项羽也是读书不成,去学剑。但是楚汉之争,关键还是在于知识分子的较量,主要是谋士集团的力量对比。数数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有:郦食其、陈恢、张良、萧何、陈平、辕生、陆贾等,都是早年爱读书、有大志、深明韬略、足智多谋之人,而刘邦对他们也能知人善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秦末军阀争雄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胜过千军万马。而在建国之后,则更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连定朝仪这样的事,刘邦也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
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倚重,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让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面对谦虚、热情、耐心、豪爽而又推心置腹的朱元璋,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使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方孝孺曾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144
开国之后,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嘱咐使臣:“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而对于“被征不仕”者,如江西贵溪的夏伯启、苏州的姚润、王谟等,“皆诛而籍其家”。为了使知识分子尽为其用,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45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注定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
的确,相对于刘邦和朱元璋,太平天国中确实极难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们,大多不识字。
杨秀清:“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
萧朝贵:“幼时家境贫寒,无钱念书,不识多少字”,各处打工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
韦昌辉:虽出身“富厚之家”,“颇知文义”,但同样也是在县试中就名落孙山。
林凤祥:北伐主将,小时就是一个管教不严而放荡不羁的孩子,后曾“混迹江湖”,“设肆卖卜”;
胡以晃:五虎上将之一,出身富户,读书不成,学习武艺,得进武学,成了一员武秀才,说到底也是一个粗人;
秦日纲:天官丞相,幼时家境赤贫,所以自幼与人做工,加入拜上帝教时只是一名矿工或乡勇;
李秀成:自幼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于是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俱自与父母寻食度日”的苦难生活也不可能使他有多少文化。
太平天国将领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有两个半人,一是“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的冯云山,“自幼诵读经史,博览群书”,“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可惜1852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是“天朝柱石,旷代伟人”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1860年4月才到天京,即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由于他资历不深,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差异,引起洪秀全的猜疑,终未在太平天国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半个是石达开,自幼“习武修文不辍”,算是“文武备足”之人,可惜也不被洪秀全信任,于1857年离开天京。
天国的领袖们也认识到自己人才短缺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主要采用了三种手段:
1.招贤。设招贤馆、贴招贤榜,无论是工匠、艺人、吹鼓手、书手、医生、通晓天文、算学者乃至绿林好汉,都在招纳之列,于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146均被当作人才招入太平军。
2.科举。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参照传统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变通,制定了一套科举取士制度,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但其实质不同。“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妇女也同样可以应试,天国的考试录取无定额,一般稍通文理者即能录取。
3.推举、征派或抓捕。太平军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乡官及做文字工作的人,于是便采用荐举、征派等方法,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不得已时也“掳来书写人”充当“先生”,并给予较优厚的待遇。
太平天国虽求才若渴,但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他们既欢迎、优待“文弱书生”,又存在着恐惧排斥读书人的心理,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妖士”或“妖儒”,所以,虽然“江南人才最多”,也难于吸收到高层次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是容闳所讲的“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147。
太平天国时期,也有一批较早接触西学,力图改革,曾向太平天国献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对太平天国抱有希望,但最终选择了离开,容闳148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容闳是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美国留学时就立志“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149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是抱着同情的态度的。1861年11月,他到天京拜见了老相识洪仁玕,向他提出了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组织良好的政府和军队、创立银行制度等七项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采纳他的建议,则“深愿贡献力量”150。过了几天,也不问容闳愿不愿意跟他们干,先授了个“义”字头衔的爵位,章都刻好了。容闳后来说,“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从他们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我是很怀疑的。”151显然,留在太平天国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是悄然离开天京。在安庆,他遇到了曾国藩,并开始辅佐他办洋务。
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待见太平天国?这是由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的。
在太平天国划定的十九类“生妖”中,没有知识分子,但是这一群体却是太平天国最大的敌人。
太平天国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自己的敌人的呢?
洪秀全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毁谤儒学。太平天国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神教体系,丑化孔子形象,砸烂孔庙,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行为不仅仅颠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知识分子,多年的苦读,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下去,成名成家,现在一个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人,由于他的能量,试图毁坏或堵住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不仅毁了理想,而且毁掉了现实,这一点是世俗的广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第二件,毁坏学校及办学机构。伴随着对孔像孔庙的焚毁,是对学校等办学机构的毁坏,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52,镇江府学、丹徒县学、高淳学宫、金坛庙学,江阴庙学、吴江震泽县学,常熟昭文县学宫、青浦学宫、南汇县学宫等均于咸丰十年(1860年)“焚毁无存”、“仅存瓦砾”“废圯殆尽”153。苏州士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感慨: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
第三件,焚书。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4。秀才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记载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55
当然,否定所有的文字这种过激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156
太平天国为了将书籍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设立删书衙,删改《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但直至太平天国1864年覆亡,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
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又趋激烈。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嘉定县志》记载,“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正因如此,苏南的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57“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58“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9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
这样的破坏不可能不遭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抗,《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的出现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反感与痛恨,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除外国人写的以外)也大都以“贼”称太平军与洪秀全等。
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比洪秀全大3岁,一个成长经历跟洪秀全完全相反的人。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3年为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那一年洪秀全第四次考秀才落榜。1850年,洪秀全正在谋划起义时,曾国藩任兵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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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洪秀全的革命不仅冲击了他的现实世界,而且冲击了他的理念世界,愤然扛起了对抗洪秀全的大旗。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团练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趁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不胜其烦、全文转抄的《讨粤匪檄》,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之一,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清代陈徽言也在其《武昌纪事》中说:“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160
张鸣在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这样总结:“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们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