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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眼里张灵甫的形象,都是从1962年拍的电影《红日》中获得的,是典型的自负狂妄的反动军官形象。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字灵甫,1903年生,陕西长安人。父亲是一农民,靠勤俭持家致富。张钟麟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0岁入小学,18岁考入长安中学,好书法,被书法家于右任称为“奇才”。1923年,20岁的张钟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钟麟积极参与,深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5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正好赶上北伐开始,张钟麟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二营当了一名排长。此后,屡立战功,其凶悍勇猛、骁勇善战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大,仅几年工夫就被提升为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团长。
当团长的时候,身材高大容貌英俊的张钟麟娶了驻地的美女吴海兰。驻地换防,夫妻分居。因传言妻子不忠,在回老家探亲时枪杀了妻子吴海兰,埋到菜地里就回部队了。妹妹被杀,大舅哥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先是告到地方法院,未被受理,后来告到一军军部,也没了下文。在别人的指点下,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委员会,将状子交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里,张学良不管,又转到了宋美龄手里。当时的宋美龄正积极于新生活运动,要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于是给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责令一军军长胡宗南把人押送南京受审。无奈之下,胡宗南要张钟麟自行去南京受审。只带了少许盘缠的张钟麟,走到半路就没钱了,于是靠卖字赚钱到南京,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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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
案子审完,张钟麟给判了十年徒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张钟麟被好友王耀武要到了74军51师,后成为305团团长。为示洗心革面,张钟麟出狱后将自己原来的名与字对换了一下,从此他就名叫张灵甫,字钟麟,开始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八年。1937年,参加淞沪保卫战出发前,张灵甫给他哥哥留了一封绝笔家书:“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八年抗战中南征北战,打出了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历次会战。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腿被鬼子机枪扫断,才治了一个月就一瘸一瘸赶回前线,其部队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战功卓著的张灵甫连年获得晋升,由团长、旅长而师长、副军长,最后而至军长,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
1946年6月,第74军整编为陆军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驻扎在南京孝陵卫,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张灵甫为中将师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内战爆发后,他率领整编7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和苏北、苏中解放区,淮阴之战、涟水之战后,一直攻到山东,最后攻到了他的“滑铁卢”——孟良崮。
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该顽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外,其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396张灵甫战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死时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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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遗书
其实在1947年5月份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还明显处于劣势,一直处于被国军的穷追猛打之中。为什么在国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74师,最终实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并不仅仅是“民心所向”或“料所不及”所能解释的。
张灵甫在死前发的一封电报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397
74师之所以孤军深入,除了跟张灵甫自负好战个性、装备精良有关之外,还和83师为保存实力而违命后撤有密切关系。
蒋介石“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398准备将计就计,以74师顽强的战斗力、精良的装备及有利的地形,“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399
当时的华东战场上国军有45万兵力,而华东野战军只有27万兵力,而自负的张灵甫也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是不成问题的。局势双方都很明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张灵甫守了三天,也没等到救援人员。
在接到掩护74师的命令后,李天霞的整编83师却只派了19旅57团下的一个连携带电台接近74师冒充是执行掩护的19旅。直到5月16日早上,蒋介石再次严令:“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包括李天霞83师在内的各部队才不敢再保存实力,全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但为时已晚。战后,气坏了的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李天霞被保释,并且还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半年后又当了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泰靖扬指挥官。
1950年,蒋介石在反思自己失败的教训时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400
然而国民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不是后期才形成的,而是胎带的毛病,本质上的。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更有人反对,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8月宋教仁又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联合起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则更成一个大杂烩。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在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401。由于认为国民党已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才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避免人心涣散,还要求立誓并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为广泛吸收党员,放弃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帮会色彩的条件,入党条件极宽,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军阀的松散联合体。按李侃如的说法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只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盟友,而不愿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军阀们归顺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念,而是因为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的吸引。而蒋介石也认识到这种联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势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于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所以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基础是各自心怀鬼胎的。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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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消灭这种“派系观念”和“地域关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权谋的方式去解决的,正是这种解决理念,使他的治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终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国发生了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就在11月6日夜里,黄百韬跟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总司令刘峙),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事实正如黄百韬所料,经过十天的战斗,解放军就全歼了其部队10万余人,黄百韬自杀。战后,剿总司令刘峙总结时列举了十三条失误,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二、各部队长官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其“非失败不可”的第一条原因就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讲话与各项章程中,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与纲领,第一条就是“排除派系观念”,“打倒地域关系”。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清除了党内的反对势力,使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内部的派系矛盾有所缓和”407。但这已经是在台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