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满清官僚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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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卖淫一样，腐败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罪恶。自从有了权力，腐败就有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就有了腐败。《夏书》中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的“墨”，就是指腐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杜绝腐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杜绝腐败，只不过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同样是跟卖淫一样，只有当事人不指责它，其他所有人都会指责这样一种行径。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

清朝腐败为什么存在，这不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跟所有社会腐败的原因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清朝的腐败、尤其是清末的腐败，是推动中国“天朝上国”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了中国百年屈辱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更是中国走向战争与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b>清朝的高薪养廉</b>

中国各朝各代虽难免有贪官，但像明清两代全国普遍性的贪污却很少见，追根究底，不合理的低薪制是官员不得不贪污的主因。

朱元璋，苦孩子出身，认为官吏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可以过清苦的生活，所以导致明朝官员的工资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后来只给少部分米，其余的折合成钱，因折算得不合理，官员的实际收入变得很有限。宣宗初年，有一位叫孔友谅的知县上书说：“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61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清官海瑞是不腐败的，完全靠工资生活。其本人穿布袍，吃粗粮，让老仆人在自家后园里种菜，自己下班后也常和家人一起劳动，酒肉之类的食物，平时难得吃上一次。据传，有一次为了给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结果这消息不仅传遍当时任职的淳安县城，甚至整个官场都知道了。1570年在他五十岁时被排挤，辞职回到海南老家，只能住在早已破旧不堪的旧宅，靠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度日。他甚至常常靠给别人写一些东西，收取稿费来贴补家用。海瑞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靠别人的资助才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而海瑞之死也较为凄惨，“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62也是靠同僚凑钱办的丧事。

如果明朝官员拿清朝的工资，生活肯定优越多了，因为清朝官员工资比明朝多了不少，那么清朝官员的工资是多少呢？

清初顺治年间把官员工资分为十等：

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

二品岁俸银155两，禄米155斛；

三品岁俸银130两，禄米130斛；

四品岁俸银105两，禄米105斛；

五品岁俸银80两，禄米80斛；

六品岁俸银60两，禄米60斛；

七品岁俸银45两，禄米45斛；

八品岁俸银40两，禄米40斛；

正九品岁俸银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

从九品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这是京官也就是中央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

那么这个工资标准能给官员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有一姓赵的御史上奏说：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63。

御史是做什么的？专门提建议批评官员与政府的，他们的话应该能够反映社会事实，说明一个只拿工资的官员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是否如此，找个清官看看就可以了。

康熙年间，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在当直隶巡抚时，“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当两江总督时“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被称作“于青菜”。做过巡抚、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的于成龙，在其死后，居室中只看到“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清官至此，难怪“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64

虽然我们不能说“千里当官只为财”，但是让所有的官员天天饿着肚子治国平天下，也只能是一种奢望。那么他们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既然当官了，既不能经商，又不能务农，只有腐败了65。

为改变这种状况，雍正皇帝实行了一项新的措施——“火耗归公”，也叫“耗羡归公”，即不动用国家财政，把地方州县私自征收的“火耗”银提解到省里，进行规范化管理，再从中取出一部分回拨给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生活和办公补助费，这就是著名的“养廉银”。

所谓“火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但是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的肯定是小块的碎银，上交国库需要将这些小块的碎银重铸为银锭，重铸的过程中，肯定有损耗，这就会使国家所收税收不足。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地方政府在征税时就会以“火耗”的名义加征税收。但是在现实中一般征收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而这多余的部分就归了官员了。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这是增加群众负担的违规行为，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

“火耗”归公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

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59两，同知400-1600两。由此我们知道，养廉银的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一百倍。

地方官员有养廉银，那么京官呢？京官没有，但是实行“双俸”，也就是发双倍工资。《清会典事例·户部·俸饷》记载，“将在京大小文官俸银，加一倍赏给，令其用度从容，益得专心於官守。”

按理说，通过皇帝给官员的大幅度加薪，应该可以抵制腐败问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家要知道，工资低与不低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什么？一是相对自己的过去，二是相对于别人。

从时间上来讲，自己的工资是长了，应该是好事，应该可以激励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这种激励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激励将慢慢淡化而最终成为无。

那么与同僚的比较呢？由于养廉银的数额比正俸要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导致京官的俸禄比外官要低得多，级别越高，差距越大，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比同级京官要高出二十倍以上，所以导致“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职”。66出不去的京官就会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权力或隐权力为自己争取利益。从哪里争取？“非从天降，非从地出”67，只能从地方官那里争取，因此，地方官的“冰敬”、“炭敬”、“别敬”68等各种各样的花费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由地方流向中央。

既然这各种各样的“敬”仍然需要，那是不是地方官要从自己的合法收入中取出这部分来呢？肯定不愿意！于是地方官员仍然在合法的养廉银外打主意。所以，地方官并不会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他们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所以经手官员就可以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但可以报五成，而农民的实际田赋却不一定少缴，多收的银粮就都到州、县官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此外，司法权是政府包揽的，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榨的好机会。

<b>劣币驱逐良币</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