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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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眼里张灵甫的形象，都是从1962年拍的电影《红日》中获得的，是典型的自负狂妄的反动军官形象。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字灵甫，1903年生，陕西长安人。父亲是一农民，靠勤俭持家致富。张钟麟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0岁入小学，18岁考入长安中学，好书法，被书法家于右任称为“奇才”。1923年，20岁的张钟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钟麟积极参与，深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5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正好赶上北伐开始，张钟麟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二营当了一名排长。此后，屡立战功，其凶悍勇猛、骁勇善战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大，仅几年工夫就被提升为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团长。
当团长的时候，身材高大容貌英俊的张钟麟娶了驻地的美女吴海兰。驻地换防，夫妻分居。因传言妻子不忠，在回老家探亲时枪杀了妻子吴海兰，埋到菜地里就回部队了。妹妹被杀，大舅哥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先是告到地方法院，未被受理，后来告到一军军部，也没了下文。在别人的指点下，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委员会，将状子交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里，张学良不管，又转到了宋美龄手里。当时的宋美龄正积极于新生活运动，要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于是给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责令一军军长胡宗南把人押送南京受审。无奈之下，胡宗南要张钟麟自行去南京受审。只带了少许盘缠的张钟麟，走到半路就没钱了，于是靠卖字赚钱到南京，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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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
案子审完，张钟麟给判了十年徒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张钟麟被好友王耀武要到了74军51师，后成为305团团长。为示洗心革面，张钟麟出狱后将自己原来的名与字对换了一下，从此他就名叫张灵甫，字钟麟，开始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八年。1937年，参加淞沪保卫战出发前，张灵甫给他哥哥留了一封绝笔家书：“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八年抗战中南征北战，打出了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历次会战。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腿被鬼子机枪扫断，才治了一个月就一瘸一瘸赶回前线，其部队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战功卓著的张灵甫连年获得晋升，由团长、旅长而师长、副军长，最后而至军长，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
1946年6月，第74军整编为陆军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驻扎在南京孝陵卫，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张灵甫为中将师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内战爆发后，他率领整编7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和苏北、苏中解放区，淮阴之战、涟水之战后，一直攻到山东，最后攻到了他的“滑铁卢”——孟良崮。
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该顽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外，其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396张灵甫战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死时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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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遗书
其实在1947年5月份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还明显处于劣势，一直处于被国军的穷追猛打之中。为什么在国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74师，最终实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并不仅仅是“民心所向”或“料所不及”所能解释的。
张灵甫在死前发的一封电报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397
74师之所以孤军深入，除了跟张灵甫自负好战个性、装备精良有关之外，还和83师为保存实力而违命后撤有密切关系。
蒋介石“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398准备将计就计，以74师顽强的战斗力、精良的装备及有利的地形，“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399
当时的华东战场上国军有45万兵力，而华东野战军只有27万兵力，而自负的张灵甫也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是不成问题的。局势双方都很明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张灵甫守了三天，也没等到救援人员。
在接到掩护74师的命令后，李天霞的整编83师却只派了19旅57团下的一个连携带电台接近74师冒充是执行掩护的19旅。直到5月16日早上，蒋介石再次严令：“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包括李天霞83师在内的各部队才不敢再保存实力，全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但为时已晚。战后，气坏了的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李天霞被保释，并且还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半年后又当了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泰靖扬指挥官。
1950年，蒋介石在反思自己失败的教训时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400
然而国民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不是后期才形成的，而是胎带的毛病，本质上的。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更有人反对，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8月宋教仁又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联合起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则更成一个大杂烩。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在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401。由于认为国民党已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才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避免人心涣散，还要求立誓并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为广泛吸收党员，放弃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帮会色彩的条件，入党条件极宽，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军阀的松散联合体。按李侃如的说法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只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盟友，而不愿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军阀们归顺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念，而是因为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的吸引。而蒋介石也认识到这种联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势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于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所以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基础是各自心怀鬼胎的。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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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消灭这种“派系观念”和“地域关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权谋的方式去解决的，正是这种解决理念，使他的治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终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国发生了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就在11月6日夜里，黄百韬跟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总司令刘峙），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事实正如黄百韬所料，经过十天的战斗，解放军就全歼了其部队10万余人，黄百韬自杀。战后，剿总司令刘峙总结时列举了十三条失误，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二、各部队长官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其“非失败不可”的第一条原因就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讲话与各项章程中，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与纲领，第一条就是“排除派系观念”，“打倒地域关系”。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清除了党内的反对势力，使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内部的派系矛盾有所缓和”407。但这已经是在台湾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