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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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您不要收拾我的桌子，”尼古拉·叶夫格拉费奇说，“每次您收拾完我的桌子后，便什么东西都找不着。那份电报在哪儿呢？您把它扔到哪儿去了呢？请您去找一找，它是从喀山发来的，标明昨天的日子。”
女仆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很瘦的女人，面容冷漠。她在桌子下面的纸篓里找到几封电报，并默默地把电报交给医生，但这些都不是本城的病人打来的电报。后来大家又到客厅和奥丽加·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房间里去找。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尼古拉·叶夫格拉费奇知道，妻子不会很快回家，至少也要在五点钟左右才能回来。他不相信她，每当她许久都不回来时，他都睡不着，很苦恼。与此同时，他瞧不起妻子，连同她的床、她的镜子和她那些精美的糖果盒，以及那些香气腻人的铃兰草和风信子他都瞧不起，所有那些花草是某人每天都送给她的，并且使整个房间都弄得像花店一样。在这样的夜晚，他往往变得吹毛求疵，任性，好找碴儿。现在他就觉得好像非常需要他弟弟昨天给他打来的电报，尽管这封电报除了节日问候外，什么内容也没有。
在妻子房间的桌子上，在一个信笺盒的下面，他发现有一封电报并匆匆地看了一下。这是由一个署名为Michl的人从蒙特卡洛打给岳母，由岳母转给奥丽加·德米持里耶夫娜的电报……电文医生一个字也不认得，因为它用的是某种外文，大概是英文吧。
“这个米歇尔是谁？为什么是从蒙特卡洛打来的？为什么打给岳母？”
在七年的夫妻生活中他已养成了怀疑、猜度、分析罪证的习惯。他不止一次地想到，有了这样的家庭实习，他现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侦探了。他回到书房里，开始推测，立即就想起了一年半之前他妻子在彼得堡与一位现在正担任交通局工程师的中学同学一块儿到久勃饭店吃早饭的事。当时工程师给他和他的妻子介绍了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名字叫米哈依尔·伊万内奇，姓氏很怪，很短，叫“利斯”。两个月以后，医生在妻子的相簿里看到了这个人的照片，照片上的题词用法文写着：“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在岳母家两次见到这个人。……这正好是发生在妻子经常出门的那段时间，她常常是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而且老是要求他为她办出国护照。他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他们在家里整天都进行舌战，使得他在仆人面前都感到害羞。
半年前，医生的同事诊断出他初期肺病，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疗养。奥丽加·德米特里耶夫娜得知后，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开始对丈夫亲热起来，并老是要他相信，克里米亚又冷又乏味，不如到尼斯去，还说她要跟他一起去，到那里去服侍他，照料他，爱护他……
现在他才明白，妻子为什么如此希望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歇尔就住在蒙特卡洛。
他拿来英俄字典，一面翻译单词，一面推测电报的含义，逐渐组成了这样一个句子：“为我亲爱的情人干杯，一千次地吻你的小脚。焦急等待你的到来。”他暗自想象着，他若是同意跟妻子一起到尼斯去，自己会扮演一种何等可笑而又可怜的角色啊！他难受得差一点要哭出来了，非常激动地在所有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他的自尊心，他那平民阶层的爱挑剔的习性在心里翻腾起来了。他由于憎恶而紧握拳头，紧皱眉头。他问自己：他，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耿直、粗犷，职业上是一名外科医生，怎么能甘心受奴役，可耻地屈从于这个软弱、渺小、出卖灵魂的下贱货呢？
“小脚！”他一边揉皱电报，一边嘟哝道，“小脚！”
自从他爱上她，向她求婚，然后是共同生活七年以来，所留下的记忆，就只有那一头香香的长发，一团柔软的花边和一双小脚。这双小脚确实很小很美，现在他手中和脸上似乎也还保存着往日拥抱她时留下的丝绸和花边的感觉，再就没有什么了，如果不把歇斯底里的发作、尖叫、责怨、威胁和厚颜无耻的背信弃义以及谎话也算在内的话，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了……他想起从前在乡下父亲的家里，常有一只鸟无意中从院子里飞进屋里来，疯狂地撞击着玻璃，撞翻各种物品。现在这个女人也是这样，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圈子里撞进他的生活中来，给他的生活造成真正的毁灭。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地狱中度过的，幸福的希望已被粉碎，受到嘲笑，并失去了健康。他的房间里尽是些庸俗的、妓女式的摆设。他有一万卢布的年薪，却无论如何抽不出哪怕十个卢布来寄给自己作为牧师太太的母亲，并且还欠下一万五千卢布的债，立了借据。就算是他家里住上了一伙强盗，他的生活恐怕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个女人，他的家才变得如此绝望、不可救药和破败不堪。
他咳嗽起来，并且气喘吁吁，必须躺到床上去暖和暖和。可是不行，他仍旧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神经质地拿着铅笔，在纸上信手写道：
“试笔……小脚”……
快到五点钟时，他的身体变得虚弱了，并把一切过错归咎于自己一人。现在他似乎觉得，假如奥丽加·德米特里耶夫娜跟另一个人结婚，这个人能给她良好的影响，那么有谁知道，也许她会变成一个善良的女人，而他却是一个坏心理学家，不懂得女人的心灵，况且也不招人喜欢、粗鲁……
“我已经活不长了，”他在想，“我是死人，不该去妨碍活人。现在我再去坚持自己的某种权利，其实是古怪而又愚蠢的。我要去跟她说明，让她去找她心爱的人……我跟她离婚，罪责由我来承担……”
奥丽加·德米特里耶夫娜终于回来了，跟往常一样，披一件白色斗篷，戴着帽子，穿着套鞋。她走进书房，便坐在圈椅上。
“讨厌的胖顽童，”她喘着粗气并呜咽着说，“这甚至是不诚实，这是丑恶。”她跺了跺脚，“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怎么回事？”尼古拉·叶夫格拉费奇走到她跟前问道。
“刚才大学生阿札尔别科夫送我回家，把我的手提包丢了，包里面有十五个卢布呢，那是我刚从妈妈那里拿的钱。”
她哭得很厉害的样子，像小姑娘一样，不仅手绢，甚至连手套都被泪水沾湿了。
“那怎么办呢！”医生叹口气说，“丢了就丢了，别去管它了。安静一些，我有话跟你说。”
“我又不是百万富翁，能这样不在乎钱吗？他说他要还我，但我不相信，他很穷……”
丈夫请求她安静下来，听他说话。她却一味地说大学生，说自己丢掉的十五个卢布。
“哎呀，明天我给你二十五个卢布，只求你别说了，劳驾！”他生气地说。
“我要换衣服！”她哭着说，“穿着皮大衣，我不能严肃地说话！真奇怪！”
他帮她脱掉皮大衣和套鞋。与此同时，他闻到了白葡萄酒的气味，就是她在吃牡蛎时喜欢喝的那种酒（虽然她身材娇小，却吃得很多，喝得也很多）。她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不久就回来了，已经换过了衣服，扑过了粉，眼睛带着泪痕，坐下来，整个身子都裹在她那轻薄的镶有花边的又宽又长的外衣里。在一堆粉红色的波浪里，她的丈夫只看见她那蓬松的头发和一只穿着拖鞋的小脚。
“你想要说什么呢？”她在圈椅里摇晃着身子说。
“我无意中看见这个……”医生把电报递给她说。
她看过电报后耸耸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