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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怕这些大客的财富流向敌国，也就是转移财产，帮助了敌人，所以限制贸易。
交易时，宋金商人不见面，各自待在一间房内，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或者掮客，往来议价。
这么做主要是防止商人之间相互串通，或者传递情报。
达成交易后，沈该对交易双方每一方收取货物价值千分之五的税钱，掮客还要收好处费百分之一左右。
即使是如此苛刻的交易条件，南宋的商人们都趋之若鹜。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有资格进入榷场交易，必须有官方的资质认可。
没能进入榷场的商人，就只能走私了。
走私的具体数额无法统计，据有人估算，光州（今河南潢川）西边的走私据点郑庄每年进入金国的货物，就计有茶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
还有一些南宋商人干脆绕过防备严密的宋金边界，从海上走私货物到金国控制下的山东。
而那些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国的大臣、随员们则利用职权，与金国商人私下交易，牟取灰色收入。
盱眙榷场试行成功后，淮河对岸的泗州金人也开始效仿，很快在州城南门外原浮桥基处的河滩上办起了榷场。
从此以后，两地榷场隔河相望，以隔日交易、轮番交替的方式，分别在盱眙、泗州设市，边界贸易搞得红红火火，热闹景象不输广州和泉州这样的海洋港口城市。
宋金榷场贸易广泛，交易物品种类繁多。
南宋向金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茶叶、丝织品、布帛、象牙、犀牛角、各种果品以及生姜、陈皮、乳香、檀香等。
金国向宋朝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皮革、食盐、珠宝玉器、人参、松子、北绫、北绢、药材等。
两国间交易的大宗物品主要还是茶、绢、盐、生姜、陈皮等生活用品。
盱眙榷场的成功得到宋、金两国的赞许，经两国磋商，按照盱眙的做法，以盱眙榷场为样本，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开设了榷场。
为了防止走私，宋金双方都设置了重罚制度，金国方面更是判处私渡入境者死刑。
另外，军事物资严禁交易，包括马匹、粮食和军械等。
盱眙榷场的建立，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挽救了大量失散的中原文物。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皇室收藏的大量文物宝贝被金军掠夺，使中原文物大批流入北方。同时，民间的私藏书画也遭到掠夺，后来宋国皇室南迁，也有不计其数的文物阻隔在北方，中原文化瑰宝遭遇了浩劫。
但女真人是野蛮民族进化而来，他们只喜欢金银珠宝和美女牲畜，根本不懂得欣赏中原的书画、古董等文物，更倾向于拿这些东西换钱。
赵构在榷场建立之初，就有意通过榷场大量回购流散北方的书画作品。历任盱眙军知军，都有收罗文物的职责，有人还因此升官。
1135年毕良史知盱眙军，他就是赵构专门派去收文物的。
毕良史，外号“毕古董”，在北宋时就是着名的古董商人，到了南宋时期，他因为擅长鉴定古董文物受到赵构的青睐。
毕良史两知盱眙军，负责盱眙榷场的书画回购。那些经过榷场回流的文物称为“榷场物”，顾名思义是在榷场买到的宝物。
毕良史执掌榷场时，回流了不少国宝。像宋理宗“缉熙殿宝”印、“缉熙殿书籍印”等玺印，唐朝王维的《济南伏生象》卷、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崔白的《双喜图》、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羲之的《远宦帖》、《大观帖》、金章宗“明昌御览”印、金明昌内府印和贾似道藏印等，都是当时由榷场回购的珍品。
毕良史本人，也是书画家，不然他不可能鉴别古代书画的真假，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词人，曾作《临江仙·席上赋》
霜月穿帘乍白，苹风入坐偏凉。麾灯促席诧时光。桃花歌扇小，杨柳舞衫长。
别乘平分风月，词人剩引觥觞。莫将幽恨搅刚肠。尽添金掌露，频注玉猊香。
沈该因为在盱眙军置办榷场非常成功，后来升到了宰相，又继续把他的贸易经验推广全国。
盱眙军榷场与泗州榷场两地隔淮水相望，得利于淮河、运河的交汇，交通便捷，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即使在宋金双方关系紧张、其它榷场全都关闭的情况下，这两地榷场还能继续保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金两国的榷场贸易极大的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金国主动吸收南宋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女真族的展和进步。金国的各种物资和文化与南宋交流，也为南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作为宋金双方榷场贸易中代表的盱眙、泗州两处榷场，它们的存在减少了对方的敌对情绪，给人民带来一种和平的气氛，对饱受战火蹂躏的沿淮两岸经济的复苏，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泗州榷场一年的收入达五万多贯，而盱眙榷场更是高达二十万贯，这还是宋金边界一处榷场带来的收益。
如果把宋金边界大大小小的榷场加起来，南宋在边境贸易中可以说赚的盆满钵满，完全可以覆盖交给金国的岁币。
农业和贸易的双管齐下，导致南宋初年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
市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宋朝，而秦桧当政的绍兴时期（1138-1155年），市镇经济被彻底扬光大。
临安城四郊十五里内新增市镇七处，同比宣和六年（1124年）增长两倍多；建康城近郊新增市镇八处，增长率达四倍；此外绍兴城外十公里新增各级市镇十九处，台州城外市镇增长九处。
经济重心的南移给了南宋新的活力在长江流域大力展市镇经济，大量市镇的繁殖意味着商业的展，商业的展带来了高昂的商税，与此同时商税在总税额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以绍兴府为例，从北宋宣和年间至南宋绍兴十七年，绍兴府的商业税由贯增至贯，增长79.21%，其中商业税占总税收的27%增至45%。
由此可见，在秦桧把持朝政的这短时间内，市镇经济有了较大的展，以商税为核心的政府税收模式建立起来，以市镇为核心的城乡布局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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