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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一直存在着两个时间，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习惯用新疆时间，汉族人用北京时间。一般单位开会，通知上都标明北京或新疆时间，不然人们到会的时间就会差两小时。我在新疆这么多年，虽然一直用北京时间——事实上我很少用过时间，我从来不带手表。时间对于我，只有上午下午，白天黑夜。这是一种混沌的农民时间，没有被分割成小时分钟。但我仍感到另一种时间的存在——新疆时间。
在新疆，我看见过生长一棵树的时间。长老一个人的时间。河流干涸，绿洲变成沙漠的时间。塔里木地下油气开采到抽空的时间。还有隐藏在这一切中间，让我从出生，长大到40岁的时间。
我在北疆，那块叫黄沙梁的地方，感受到了比任何时间要慢多少年的——黄沙梁时间。我还在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虚土》中，创造了一种人的永恒时间，让一往无前的困扰我们的生死、时间，在虚土庄这一块弯曲。我找到了一种让时间回去的狭窄道路。它属于一个人。每个人找到的道路，都只适合一个人行走，而不适合一个村庄和一群人通过。这条道路因其狭窄而吸引单独的每个人。
新疆给了我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种向后走的可能。
我想，如果我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获得同样的智慧和生长。但我接受了新疆的给予，我在新疆的漫长时间里，获得了我的目光、口音、味觉、走路的架势和文字。
人们一直在忽视新疆的时间。一些内地朋友，天不亮打来电话。他们那边，大半个中国的天都亮了，他不知道新疆的天还黑着，我们还有两小时的梦和睡眠。当我们在北京时间10点上班，他们已经快下班了。而他们下午上班时，我们正在午休。我们和内地的接触和联系，一直存在着时间障碍。有人说，新疆的落后主要是天亮得太晚了。别人上班时我们还在睡大觉。虽为戏说，但我们和内地的差异，确是因为我们晚起了两个小时。两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改变不了时间，也就改变不了我们企图想改变的。
我们的政府文件，大都以两种文字下达。汉文在前，维文在后。因为维文从右往左读，书页从后往前翻，所以在他们看来，汉文排后，维文在先。从汉文的角度看，正好相反。两种文字就这样背靠背，好像一对好兄弟。这边汉文说什么，那边维文也说什么。虽然表达上好像没有异议，但前后位置却是不让的。
新疆开会的时间也比内地长一半，因为传达的文件和领导讲话，大都要维汉两种语言表达，会场上的情景大多是，用汉文念文件时，维吾尔族人在睡觉，用维文读时，汉族人在睡觉。因为两种语言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即使懂双语，也没必要听两遍。但每一种意思都要表达两遍，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母语听到耳朵里才是可靠的。
有一种说法，在新疆飞过一只蚊子，这件事一级一级汇报到北京，就变成新疆飞过一架飞机。如果北京给新疆一辆火车，到地方就变成一辆毛驴车了。这都是因为新疆的遥远。
新疆和内地的距离，并未因火车飞机的通达而缩短。它孤悬塞外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的，还有心灵的。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佛寺的晨钟暮鼓，从新疆的高昌、楼兰、克孜尔、哈密以及敦煌，一直敲到西安。那时候，佛光自西向东普照，丝绸从东往西运送。公元10世纪后，佛寺的钟声逐渐被清真寺的喊唤所取代。新疆有了另外一种精神——伊斯兰精神。它变得更加遥远。
新疆一向作为远方而存在。它的地域之遥远，历史文化之悠远，精神之高远，都使它成为中国和世界的远方。被称为四大文明唯一交汇地的新疆，在我看来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尽头和终结地。这块古游牧之地，是中华汉文化的末梢，印度－佛教文化东移的过渡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远方，希腊－罗马文明的断魂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成了这些古代文明的最后归宿。它们尘土一样飘来，又梦一般消失。其中一些文明沉落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今天的新疆人，古代新疆是多么遥远。
几年前，我在库车文物馆，看到出土的龟兹文书简，维吾尔族馆员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一个在日本，一个是中国的季羡林，听说日本的那位学者已经去世。龟兹文变成了一个人的文字。我凝视那些陌生的字符，哪个词是太阳？哪个词在表达爱情？在这些残断字句中，有没有半句诗歌，安静地躺在中间呢。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子，是歌唱爱情，还是诉说忧伤。但有一点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被书写和表达过。
如果那时的诗人，知道他所用的文字不久将死去，他还会写诗吗？在一种语言死灭前，操持这种语言的人在干什么。他们有没有为母语而战斗。当被说出和命名的一切，被另一种语言重新说出。河流将不是河流，月亮有了另外的名字。那些牛羊，将被另一种声音吆喝驱赶。
有数十种文字存在于古代新疆。这里的许多东西都被完整地认识过，可是我们已经不认识那些字。那些死掉的文字，在说什么。依旧活着的文字，又说些什么。当一种文字消失后，它的诗歌，它歌唱过的爱情，它曾经说出的阳光、苦难、生死和命运，都归于沉寂。我们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说出的，还是不是那些东西。就像突厥语的太阳，无法完全译成汉语的太阳，它有不一样的光芒，不一样的升起和沉落。
2003年11月，我随从考察队在楼兰无人区，从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仅40公里的荒野穿过，那颗落在新疆的原子弹，爆炸点用的是北京时间。我在李雪健主演的一部电影中，看见那个时间的复活。该片摄制组在马兰原子弹基地拍摄期间，我和诗人北野被邀去基地讲文学。听当地人说，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钢架、电线，后来被附近农民当废品拆去卖了，几个农民因此死亡。卖掉的废钢铁又流通到哪里，谁也说不清，也许炼成钢铁，卖到喀什、乌鲁木齐，甚至西安北京，都说不上。这个过程中核辐射会越来越小，小到人觉查不出来，小到跟原子弹没有关系。
只是核爆炸后接下来的漫长年月，属于新疆时间。牛羊在戈壁上吃草的时间，大风把尘沙吹远的时间。一代人被遗忘的时间。人类的记忆不会比留在沙尘上的核持续得更长。在我们遗忘的时间里，胡杨树把早年的干旱记忆在枝干和树皮，戈壁上石头碰石头、沙埋沙的风景依然成为永恒。此刻刮过南疆的一场大风，并不晚于一千年前的那场风，也不比一百年后那场风早。在新疆的缓慢时间里，他们同时到达。
一场风压在一场风上面，在每一场风中，所有时间被翻动，所有的阳光黯淡。一个声音唤醒所有声音。一个顶风回家的人，走在所有人的道路上。他被西风吹歪屋檐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他被搜刮的空空荡荡的院落是我们所有人的。
一场风完了，所有的事情也就结束了。在新疆的时间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天上落土。新生孩子的睫毛上在落土，刚烤熟散着麦香味的馕上在落土，摆在巴扎上的干果在落土，新娘的爱得来斯嫁妆上在落土，乌市人民广场的纪念碑上在落土，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拱顶上在落土。几千年的土，一时间全落下来。
我认识的活在新疆时间里的那些人，前半生在赶巴扎的路上，后半生在去清真寺的路上。40岁以前，活3年算一年，岁数迟迟不往前走，永远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40岁以后，活一年算5岁，几年就活到八九十岁了。一百多岁的老人到处都是。其实一些人，早就忘了自己多少岁。有一年我在尉梨县罗布人村，和当地有名的百岁老人阿不都聊天。我问他多大了。
123岁。他说。
过了三年，我又去罗布人村，问他多大岁数了。
118岁。他说。
这3年他往回缩了5岁。后来才知道，当地人为招揽顾客，让他做招牌。
“别人问你多大，就往一百多岁说。”旅游区的人这样安排。
他自己的岁数到底多大了，已经说不清楚。在我看来，他肯定比一百多岁还要大，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和胡杨一样古老而结实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只有在新疆时间里活出来的年龄。
我在新疆时间中度过了半生，我的长相既像维吾尔人，又像哈萨克和蒙古人。我应该是匈奴人的后裔，我老家甘肃酒泉，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在汉代多改姓皇姓。我的祖先，不知把什么样的姓氏丢掉，改姓为刘。我的目光肯定是这个地方的。地域的辽远和开阔，使我的眼球朝后凹进去，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这是一种新疆人的目光，中亚人的目光。也是汉史中时常描述的“窥中原”的目光。他看见的事物肯定会不一样。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我平常用北京时间起床睡觉，上下班，吃饭，约会朋友，但我死亡时，我会把一直使用的时间倒回两小时，回到我们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
一种黄沙中的时间。月亮、尘土和绿叶中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