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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岁纪
说起这十年，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台上，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浅浅的海浪激荡，岛屿便是浮动的船。
院落里灯影阑珊，圣诞树兀自精神。夜已微凉，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坐在藤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愿，不愿意错过热闹。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才会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间堆叠。小狗不知倦，将李医生的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在院落里巡游。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讲的依然是往事。这夜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的家族，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出现人生的交叠，只在历史的关隘。抗战伊始，祖父从教授任上退下，辗转到此，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匆匆地还是离开，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建国初期，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然而，终究是单纯真实的人，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双双发落到了东北。这其间的艰难，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居然也就水静风停。终于回到故里，站在罗湖桥上，姑祖父泪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这是十多年后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说起话仍是利落爽脆，讲到兴处，仍是朗声大笑。
旧年我博士毕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一家人拍了照片，冲印出来。姑祖母看着笑着，终于有些动容。她指着这巨大的建筑说，看，颜色都旧了。我来那会儿，还没它呢。它现在都这么老了。
千禧·劝学
我来到香港，在千禧年的尾声。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黄昏的光铺张下来，也有些暖意。下了车，走上了一条叫作“高街”的街道。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再读了《第二炉香》，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用了一个词“崎岖”，终于有些感叹，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
与高街垂直的阶梯，竟然也是一条街，叫作“兴汉道”。咫尺之遥，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都是在做学生的生意，竟也十分的兴旺。这兴旺间，暗藏着潜在的竞争。有家叫作“艺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婆婆管收钱，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负责些零杂的活计。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个壮年的男子，人称“肥仔”，设备比他们先进些，店堂也整饬些。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无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几年，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般咸道。“般咸”是香港的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减省而生僻，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碧咸”，Zidane译成“施丹”，多少有些不着调。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道，曲折漫长，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坐落了许多的名校，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环绕了香港大学，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
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绿荫里面。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这座老牌的殖民地大学，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气是内里的，有孙中山，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渊源便也不用多说。
从校门右手的车道上去，便是本部大楼，米色的巴洛克建筑。有的是繁复的回廊与凸起的钟楼。地形不简单，文学院办公室在右手的位置，我去报到的时候，竟无端地绕了一个大圈。正门的地方，是陆佑堂，这是港大的礼堂。后来听过的许多演讲，都在这礼堂里进行。到了学期末的时候，这里便是全校学生high table（高桌会) 的地方。港大的精英教育，落实在细微处。到这一天，少年男女们便严格地要盛装出席，煞有介事。这是一种锻炼，你要克服你天性的羞涩与胆怯，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所以，这礼堂又兼有Dancing Hall（舞厅）的功用。不过，晚近它的著名，却是因借它拍了电影《色·戒》，做了王力宏和汤唯们演练爱国话剧的布景。这电影在校园里细水长流地挑选群众演员，每每可以看到，几个本校剧团的学生脸上都笑得很欢乐。那时候，我的学位论文正赶得如火如荼，从办公室里出来，疲惫地对他们望一眼，看出他们的欢乐也是加倍的。这礼堂，多少是有些凋落了。堂皇还是堂皇，老旧是骨子里的，一百年的光阴，外面看不太出来，却已蚀进了内心里去。
如此看来，我在这所学校里的五年，便真正是弹指一挥。细数下来，回忆还是不少。大多都是细节，比方校门近旁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立着，叶子四季都是少的。这是一棵朴树，我记得它，是因为他和我喜欢的歌手，是同一个名字。而挨着研究生堂有一棵繁茂的细叶榕，三人合抱的粗大，后来却被砍掉了。因为它发达的根系，撼动了地基。砍掉以后，如同一张天然的圆桌。又比如，仪礼堂附近，有一丛竹子，上面出没着一条蛇，传说是某个香港名人的魂魄。很多古老的学校都有传说，最盛的是一些鬼故事。港大的此类故事，格调多是凄美优雅的，又有些烟火气，所以并不怕人。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偏偏印象很深刻。这些印象，便夹在了教授们的真知灼见与日常的连篇累牍中，被留存了下来。
港大建在山上，这山是太平山。小时候看过一出剧，里面主题歌中有一句“太平山下不太平，乱世风云乱世情”，是因为有港战的背景。我在这山下的岁月，还算是很太平的。香港人有“行山”的传统，太平山上有一条晨运径。曾经晨昏颠倒的时候，也仍然看得见黄昏里头，有些人在山路上或走或跑，跑的多是些外国人，都大汗淋漓的，若是个白种人，肤色便变成浅红色。还有一些菲佣，在山道上遛狗。那狗的毛色便在夕阳里闪成了火红。在山顶上，看到过一头藏獒。并不见凶狠，眼神游离，没什么主张的样子。山顶是好地方，可以眺望到全香港的景致，看得到长江实业、中银大厦、和IFC（国际金融中心），所谓“中环价值”，尽收眼底。没有雾的时候，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青马大桥。山顶上看港大，在盘桓的山道交错间，就好像是岛。
香港是一个岛，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港大是这岛上的另一个岛，是真正无车马喧的清静地。这里面的人，便也有了岛民的心态。心无旁骛，适合读书做学问。在经历了一年的热闹之后，也是在这岛上，我无知觉间开始了写作。写过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叫《无岸之河》。后来又写了一篇《物质生活》，大约是那时候的生活写照。写作之外，做得更多的事，似乎是看电影。看电影是写作和作论文间的句读。频繁密集，却似乎又无足轻重。港大图书馆，有很多的影碟。我便一边看，一边为一个报纸写电影专栏。写电影终究不是很过瘾的事。看完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法斯宾德、大卫·林奇，终于被大岛渚的残酷任性搞坏了胃口，于是用希区柯克的推理片系列做调剂。看完了一部《鸟》，影评写完，意犹未尽，就又动笔写了一篇叫作《谜鸦》的小说。
那以后，写下去，却多是关于自己家乡的城市，南京。
癸未·人事
二〇〇三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着陆前于得克萨斯州上空解体。机组人员共七人全部罹难。伊拉克危机造就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第一例SARS（非典型肺炎）病例在越南河内出现，并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三次海湾战争爆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c）遭到暗杀。美国华盛顿州爆发疯牛症，澳大利亚、中国、巴西和日本等国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伊朗发生强烈大地震，三万人死亡，十万多人无家可归，二十多个国家向伊朗派出救援队与物资援助。
那一年的春天，我拿到了硕士学位。
一月的时候，第一次应聘了一份工作。是一份consultant (顾问) 的职位，具体负责在港跨国企业管理层的语言培训。
走进中银大厦，将领带紧了紧，信心也充分了些。面试的气氛友好而矜持。印象深刻的是主考的中年韩国男人，说着流利的英文和温婉的普通话。倾听与点头。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安静，只有秘书在笔记本电脑记录时飞快的打字声。也是温存的，如同蚕食桑的声响。
这次应聘最后以落败告终。电话打来，依然是完美得体的抱歉，说希望将来与你有合作的机会。在意料之中，一个学位，或许并不比两年的工作经验更加有分量。这是香港的职场，用人唯用。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给你去历练与磨合。
二月的时候，在深圳的一间港资出版公司就职。
对我而言，这是新的城市。以前只是经过。它代表的只是罗湖口岸，是南京与香港间的某个过渡。
或许，深圳对于香港人而言，远不及此。它终于成为香港人的消费圣地。朋友对我说，这个角色，曾经由泰国来扮演。金融风暴后，泰国一蹶不振。港人改弦易辙，开始亲近祖国最临近的城市。这里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还是荒凉的地方。因为一位老人，踌躇满志地画了一个圈，由此改变了它的命运。
我想我是喜欢它的。大约因为它的新与阔大。这些年在香港，看了太多逼仄而狭长的天空。这城市的阔大是与南京像的，然而，却没有南京的古旧与曲折。历史于南京像是一道符咒。成败一萧何。走在中山大道上，体会了民国子午线的悠长与幽深。法桐叶子将阳光筛在你身上，却也有一丝凉意。这凉意也是许多年积淀来的。深圳不同，轻装上阵。每次上班的时候，车经过笔直的深南大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头上的天，却还是辽阔的。没有高大的树，有一种稚嫩，却也是初生牛犊式的。内里却是胆略，无顾忌。所谓“深圳速度”，或许也有代价，便是略微的鲁莽，不太计较错对。
这城市始终是年轻。地王，深交所，华强北商圈，都是年轻的身影。我从没感觉到自己的年轻在一个城市会如此的恰如其分。
我开始了我半年的职业生涯。在最商业的地方做最文化的事情。做故宫藏品系列丛书，与字画、印鉴与碑拓、明清家私打交道。工作的过程，倒是心里很沉静。同事们，则都是艺术的人。因为做的是出版行，没有很多浮华气。出版总监是昔日一个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说起她当年对阿城的欣赏，真诚仍溢于言表。说到阿城文字的好，至今还记得她援引的《峡谷》中的例子，说那马是“直”着腿走来。当时编辑部的人，都说这“直”用得颇为蹊跷，不是正常马的所为。唯独她力排众议，留下了这点文成金的一字。我短暂的出版生涯，因为这总监的提护，增长了许多的见识。现在想来，是心存感念的。郝明义的理念与吕敬人的设计，也都是那个时候深入其心。多年后，当我自己出版书籍的时候，与编辑间沟通的无阻，也正是靠了那个时候的积累。
四月二日那天，天气晴好。大巴上人头涌动。突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尖利地响起。然后是她对同伴说，张国荣死了。似乎有很多双眼睛向一处聚焦过来。这时候，WHO（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动了SARS全球警报。所以这些眼睛的下方，都有一副口罩。掩藏着讶异的神情。女人的伙伴愣了一下，她的口罩上印着一张微笑的丰润的唇。这便是无所不在的商业创意，让SARS的阴影薄弱了一些。然而，这时候却变得不合时宜。她声音虚弱地说，开什么玩笑，愚人节是昨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同时有些谴责地看着制造谣言的女人。女人将报纸递给了同伴，说，是，真的。我在这同伴身后看得很清楚，报纸标题浓重： “歌星张国荣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身亡”。很快，电台印证了这个消息。有人间歇开始抽泣。
“哥哥”对于很多人来说，大约是时代的专属名词。他的歌，电影，演唱会，他的隐退，他的情事都潜移默化于许多人的生长。当他终于老去，便以最彻底的方式演绎了浮生若梦。只是，在这身影坍塌之后，所有人等不到了风再起时。
张国荣的故去，与年底另一个巨星的陨落遥相呼应。她是梅艳芳。许多人都记得他们共同写下香港电影的一则传奇《胭脂扣》。曾经风华绝代的十二少，耄耋老境下，与天人两隔的如花重逢。是悲哀却非悲情。几乎在这惨淡的年里成为谶语。
乙酉·驿旅
这一年年头。在朋友的怂恿下测过一个卦，然后算出的结果，我是“鲲”命。“鲲化为鹏”是要远走的。命里主水，又驿马星动，所以，年内会要去有水的地方。
回想起在温哥华的那一段。七月的阳光并不炽烈。因为J哥夫妇的缘故，没有很多旅人的感觉。大约因为他们人太好，对我有如兄嫂。而又都是顾家的中国人，所以与他们相处的时光，竟无时没有家庭的感觉。叮咛是足够的，于生活的细节，又是贴心到了令我对一向的疏忽感到惭愧的程度。
他们都是北京人，来加拿大前，J哥是一个官办报纸的摄影记者。未到四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半白。但眼睛里却有很多的童真。他给我看他以往拍的照片。拍摄的对象，多是名动一时的，却又都是心地单纯的人。所以，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的是杨宪益的羞涩，钱钟书的爽朗、James A Mirrlees <small>[1]</small> 如同孩童一样的笑容。在异国定居后，他是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这是工作，也是兴趣。拍得更多是平凡人。家庭的细节、婚礼的瞬间、社团巡回游行的旗帜。更多是孩子。各种各样的脸，精灵的、欢乐的、哀伤的，都是真实的。也有一张黑白的照片，放在他的个人网站的显著的位置。是个神情宁静的青年女子，有着饱满的额头和丰盛的卷发。那是他的太太，辉姐。
辉姐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以后与夫君移居加拿大，做了全职太太。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读完了一个西点制作培训课程。所以在以后的每个清晨里，我可以不重样地饱口福。辉姐虽是商科出身，却是艺术家的性情，做事要完美的那种。会在大早的时候，开车去很远的市场，购买材料。只为了曲奇饼上的蓝莓保持新鲜水透。下午的时候，家里便洋溢着全麦面包的香气。辉姐神态安静地搅拌干酪，一边和我谈她对小说的见解。都是日常的，并非是文学的观念，内里却有很地道的真知灼见，让人叹然。
这两夫妇千禧年移居海外，也经过艰苦的岁月。如今买下了Watling Street（华特灵大道）这处临街的房子，窗外种满了冬青与绣球花，将它布置成想要的样子。周末的时候，请了印度裔的工人上门，在后院搭建凉台。有个工人很年轻，在加拿大是木工的世家出身。小伙子萨米其实在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建筑，却对祖业也很有兴趣，所以放假出来打暑期工。虽是暑期工，做事却是专业的态度。穿着背心和耐磨的工装裤，戴着耳机。是心不在焉的打扮。动作却是实在的一板一眼。J哥与我也在旁边帮手，两天下来，已经完工。辉姐烤了猫舌饼，同请了萨米喝下午茶。午后的阳光照在草坪新生的嫩芽上，彼此都觉得是难得的好时光。萨米说他的家人、女友，说他们的老家庞遮普省。这城市的印度人大多来自这个省份。温哥华的支柱产业是旅游饮食业和木材加工。前者是华人的擅长，后者则是印度人展身手的行业。在东区与华人两分天下，简直蔚为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