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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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於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後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麽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後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麽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著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著。“下这麽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著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