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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一夜》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在开罗有一个人，在自己家花园的无花果树下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浑身被雨水打湿的人，嘴里咬着一枚金币来拜访他，并对他说：“您的财富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到那里去寻找它吧。”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发了。他抵达伊斯法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就在一座清真寺里栖身。那天晚上，有一帮盗匪闯进了修道院，随后赶来的官军巡逻队没有抓到盗匪，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从开罗来的可怜人。面对审问，这个人如实供述了自己因受到梦的指引来伊斯法罕寻找财富的经过。巡逻队长哈哈大笑。他说，我一连三次梦见自己的财富在开罗的一个庭院里。庭院的花园里有一座日晷、一棵无花果树，近旁还有一个喷泉。我的财富就在喷泉底下。可我不像你那么傻，我从不会去理会这荒唐的梦兆。听他这么说，这个从开罗来的人就离开了清真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他回到自己家中，在花园的喷泉底下挖出了大批的财宝。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题为《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众所周知，寓言或传统故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经得起无数次的解读，而本身却不会被磨损。当然，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的意蕴。但在我看来，这个短小的故事，也可以被看成是文学写作本身的某种隐喻。
文学写作的基本目的，是运用语言去阐述个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往往来自于个人经验和记忆。个人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家仅仅拥有经验和记忆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来说，个人经验总是封闭的、琐碎的、习以为常的，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犹如宝藏一样，沉睡在经验和记忆之中。如果没有梦的指引，没有新的经验和事物的介入，经验和记忆本身也许根本不会向我们显示它的意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文学写作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单纯的经验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之中。同样的道理，真相并不单纯地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件的联系之中。正如萨特所说的，他者的出现，是我们理解自身的首要前提。
马尔克斯曾说过，只有当你远离家乡，来到某个陌生的地域，“家乡”的面目才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整天与父母朝夕相处，但也许只有等到你自己的孩子降生，你才会真正理解自己的父母；只有当你了解了什么是英国文学、法国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时，你才有可能去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他者，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另一面。他者的出现，有助于照亮我们自己的经验，有助于克服自我意识的局限和偏见。
因此，文学交流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如何去学习别国作家的写作技艺，而是为了确立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构。歌德在十八世纪所倡导的“世界文学”的概念，其着眼点恰恰不是所谓的差异性本身，而是这种差异性在一种新的认知和理解结构中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在写同一本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阿廖沙来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院，要求留下来侍奉上帝时，佐西马长老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他的一番忠告，似乎让我们再次回到了《一千零一夜》的那个故事中。在他看来，如果“留在修道院侍奉上帝”是根本目的的话，那么阿廖沙首先应当考虑的，恰恰是远离修道院。在重返修道院之前，他应当走过漫长的旅途，去了解浩瀚尘世的方方面面，并经历所有的不幸和幸福。
佐西马对阿廖沙的忠告，也可以看成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