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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面山岭的一个大悬石下面长了茂密的榆树丛。他扳开树丛往里走,心里说:“快了。”一片乱石总是绊他的脚,他最后差不多在地上爬了一截路才算挨近了高处,那是一个黑糊糊的地方。他小心地把灯举起,这才看出是一个半敞半隐的大洞。“我的天,我今儿个不被她吞吃了就算命大了。”这么说着,捡个石头往里扔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往前摸了几步,把灯笼探进洞里:天哪,又看到血滴了,比一路上看到的还要多。血滴的更里边是什么?毛茸茸一团,一动不动。他反复端量,壮着胆子凑近,最后看出是一只死去的狐狸。不错,雌性,颈喉那儿中了一刀。她微睁着眼哩,不过一点气息也没有了。
这一夜宁老爷没有吃饭。包了一半的水饺就放在案板上。他蜷在草铺上一动不动。他想的一直是那个胖乎乎水灵灵的姑娘,最后流下了泪水。“可怜的闺女,我凭什么就敢说你半夜里要害我啊?你也许是大冷天里饿坏了,变化出人的模样来跟我讨一口吃的,我却一刀把你结果了!我这辈子不得好报,不信就等着瞧吧!”他唉叹一夜,没有入睡,在心里盘算一件大事。天亮了,他也想好了:下山去吧。他认为自己手上沾了大山的血,再住下去会有大麻烦的,不如赶紧返回宁府,去和老婆孩子把最后的日月过完吧。这样挨过大年初二,他背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下山了。当时太阳升起很高了,太阳照着他那张发青的脸。
宁吉记得父亲最后的岁月中疯疯癫癫,什么都想试一下,惟独厌恶府里的正事。因为许多年来夫人过惯了没有男人的日子,所以仍旧像过去一样独自奔忙,府里的下人只对她惟命是从。这一来倒让山中归来的老爷自由流畅地干起了一些荒唐事,比如说从集市和其他场所出其不意地领回一些“异人”:变戏法的、会武术的、算命的,还有下一手好棋的人、无疼割鸡眼的人。这些人在宁府住下来总是好吃好喝,一天到晚只陪着老爷。宁吉记得自己二十多岁时,府里来了一个神医,声称能够让人返老还童。老爷于是召集全家人聚在一起,半是命令半是规劝,让他们吞下那个医生弄出来的一些丹丸。宁吉年纪尚轻,他的问题不是怎样“还童”,而是快快成长接管家业,所以不必吞服了;而夫人从心里厌恶丈夫领回的各色人等,只是应付而已:一手接下丹丸,另一手就扔进了马桶。只有老爷一个人忠实地听从医嘱,结果服用了半个多月后面红耳赤,见了府里的女人就双手乱抖,眼神也不对了。老爷一辈子好吃好喝,游手好闲,其他的毛病却从来没有啊!夫人知道男人大半要出乱子,就让人偷偷换下药丸,并且一步不离地跟随他。尽管这样,一天半夜老爷还是赤脚跑出了屋子,待夫人发现后已经晚了。十几个下人打着灯笼去找,每个角落都转遍了,就是不见踪影。后来黎明时分有赶车的来拍门,说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抱着路边一棵树,看样子是不行了,快去看看吧!夫人脸色马上黄了。她只叫上最忠实的一个仆人去了,结果看到的果真是一丝不挂的老爷:人早就没气了。
老爷死后第二年,老夫人也病故了。宁府的老爷于是成了年纪轻轻的宁吉。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宁吉好像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对一切都没有准备。一大群身怀绝技的人依旧被称为“大师”,他们在宁吉身边得到的恩宠比前一个老爷还要多,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怪事:那个畏罪潜逃的做丹丸的家伙竟然又回来了。府里的下人见了他大吃一惊,马上禀报宁吉,说快些绑上送官府吧。谁知宁吉不仅没有如此办理,反而备下酒宴款待了他,说人嘛,这一辈子干什么还没有个失手的时候?咱大可不必对一些有能为的人求全责备。这一番话让一桌“大师”流出了眼泪,那个江湖郎中哭得最重,发誓说要一辈子做宁吉老爷的牛马。宁吉说这怎么行呢?我有马呀!原来他比过世的父亲还多了一个嗜好:喜欢骏马。
宁吉爱马是出了名的。只要是浑身一色的马,都被他视为宝驹。他在宁府造起了第一流的马厩,而且把所有中意的马都依照古代战马的模样打扮起来,他自己则少不了制作几套武士服装。所以宁府的人最熟悉的就是骑马挎枪的宁老爷,喜欢看他策马而去的身影。不过当他的坐骑被腾起的烟尘隐去时,人们心里又不由得泛起一阵怜惜。他们担心宁府的富贵不能长久,自己依靠的这株大树终有一天倒塌。这种不安在另外两个宁府的比照下就显得更为严重了:其余的宁家除了把原有的山峦经营得井井有条,已经开始把余下的财力和精力用到了大山之外,正在周边的一些大中城市开了钱庄和布店之类。特别是宁吉的三叔宁周义,这是一个人最早走出大山的人,年纪轻轻就读了大学堂,后来又在商场官场上厮混,到宁吉懂事时已经不知做了怎样的高官,结交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显赫。宁周义偶尔回宁府看看,都是跟随一大帮护卫,县太爷想巴结还围不上边呢。宁吉眼里谁也算不了什么,几个同族叔伯兄长都爱搭不理的,可是惟独害怕宁周义。他只要听说三叔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打马出门躲起来。宁周义可能对这个异类多少有些好奇吧,尽管每一次回来都是行色匆匆,但时不时还要问一句:“宁吉呢?让他来见我。”管家总是恭恭敬敬答一句:“回老爷,我家老爷云游去了。”宁周义笑了。他知道这是侄子交代下来的一个说辞。什么“云游”啊,那不过是在山里山外转转,顶多是在平原上兜几圈,与那帮好吃懒做的“大师”们一起荒唐几日而已。
宁吉二十多岁娶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富家小姐,开始的一两年里恩恩爱爱,后来他就像疯癫父亲一样,忙得再也顾不上她了。“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守在宁府的年轻夫人抱着少不更事的儿子,眼泪汪汪望着窗子。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准备怎样打发这一生,懊丧而又好奇。她每逢看到丈夫望向天边的奇怪目光,都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介乎于传说和现实之间的人物。凭一个妻子的敏感和悟性,她深知丈夫不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这个男人忠诚、热烈,也极其善良。他绝不是因为追逐女性才要四处奔波流荡,而是因为天生的好奇和不安,因为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那种莫名的躁动和怪异。对此她只有长叹,而没有一点办法。
宁吉真的是一个热烈的人,也是一个深藏了忧郁的人:有一种说不清的企盼得不到满足而让其产生了深刻的沮丧。他这个人正是以极大的好奇心和流浪的品性,稍稍遮掩了一种更可怕也更常见的东西:颓废。这种情绪和气质在当年的乡下还是一种崭新的、不曾被人理解的东西,是真正的陌生之物,所以人们对其无法命名,而只说这样的人是“怪人”。“哦,宁吉嘛,那是大怪人哩。”山里人在许久之后回忆时还这样说。愿意追究一下的,不过再加上一个批注,说:“宁吉嘛,跟他爹一样,就是那样的脾性。”这就接近了血脉之谜。血脉是神秘的,一提到它,连那些最自以为是的人也得掩了嘴巴。血脉类似于“品种”,用山里人的话说:“这没办法,天生就是这么个物件嘛。”
也有人认为宁吉是个富得不耐烦的那一类纨绔子弟,后来的那些行为举止皆可依此解释。其实这是所有认识当中最为浮浅的一种。宁吉的游历和嬉戏是伴随勇敢的,比如他暗中引来一帮土匪抢劫自家的那件事,几十年里都让人津津乐道,可是几十年里谁也没有在分析中击中要害。多数人只说这是怪人手笔,是瞎胡闹;但他们却忘记了,宁吉要在整个过程中冒极大的生命之危。
事情是这样:那一次宁吉在外面结交了一帮打家劫舍的土匪,喝酒中谈得投机,心上一热,就说起了山里有一户宁家,如何如何值得一试,到头来会有怎样大的收益等等。当这帮土匪的精神真的被撩拨起来了,决定要去干一家伙时,他自己就先自溜回家里待命去了。结果当然是一场激烈的冲突,由于宁府事先早有准备,土匪自然占不到便宜。后来土匪准备退了,火器还在交射之中,只听得一声厉嚎,有一个古代武士打扮的人从火光中冲出,他骑着大马,威武非凡,像是刀枪不入,冒着枪林弹雨就杀出来了。劫匪们正打得吃力,又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哀号一声就赶紧逃窜了。
更有意思的是故事的结尾:宁吉外出游荡时特意又找到了那帮劫匪,彼此寒暄之后,又说到了那次交火。宁吉叹息:“你们没有得手完全是偶然的,因为宁府那时候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们府中这些年出了一个英雄——有了这个人,别说你们这一伙了,就是调集精兵一个团、就是个个手持上好的火炮洋枪,恐怕也奈何不得他啊!”劫匪们边听边点头,除了自认倒霉,再就是一脸的神往。宁吉与他们喝酒,神聊,从中得到了最大的快慰。
这就是宁吉的生活。他没法忍受日常的平庸。除了骑马游历、结交一些古里古怪的朋友,另一个嗜好就是下棋赌钱之类。与他下过棋的人都说这是世上最不可救药的臭棋篓子,而且许多年下来没有一丝长进。奇怪的是他的棋瘾又特别大,所以到处查访象棋高手,结果方圆几十里的名手都与之过了招。渐渐人们都知道这种对局是多么枯燥,所以个个躲闪,最后他只好携一副精美绝伦的棋具到远处求战。如果因为天气的原因不能远行,他就用赌输赢的办法在府内与人博弈。这样当然不难找到对手——那些下人,包括老实巴交的长工,都乐于用这种方法从老爷手里赢钱。对方几局棋下过,一把铜钱掖进腰里,咧着大嘴就离开了。
宁吉赌钱的本事不可小视,除了玩棋不行,其他倒也样样精通。他在赌桌上本来输赢相抵,只由于过分迷恋,再加上酒喝得太多,总是最后把口袋掏干净。那些熟悉宁吉脾气的人在开赌之前总是先招待他喝上一场,这让他输了钱又要感激对方:“和你这样大方的人在一起,就是输了钱我也高兴。”与他打牌的人当中,最起劲的就是那些上一代留下的、或后来新入宁府的“大师”们。这些人白天睡觉,晚上精神特别足,专门陪老爷下棋或打牌。他们当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土匪,就因为会使双枪,所以得到了宁府两代人的推崇。宁吉最爱看他倒地爬行、一边滚动一边扣响扳机的模样。可是宁吉的枪法却始终糟糕透顶,除了一只公鸡,他差不多从来没有打中过什么。那只大公鸡因为长得格外健壮,在一大群母鸡中过分张扬了,接二连三地欺负异性,把它们颈上的毛啄得四下飞散,最后终于引起了宁吉的震怒。他把那只公鸡结果了。府中人听到枪响跑出来,看到老爷手提冒烟的长筒枪,脸色青得吓人。
宁吉骑马游历的日子越来越多,每次出行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过去最多是出门一个星期归来,后来是半个月、一个月。他最后一去不归的行程是从三叔身边开始的:本来说要找宁周义玩耍几天,后来不慎说出了远行的目的,让三叔大吃一惊——他说要去南方,非要一直走到南国不行,不见到真正的“小南蛮”不回来。本来宁周义就对这个不务正业的侄子忧心忡忡,这一回朦胧知道了事情的结局会是什么。他料定那个宁府最终只会留下一个孤单的女人、一个尚未成人的儿子。一场酒宴之后,宁周义让卫兵拴了侄子的马,然后把人囚禁起来。
宁吉从来没有忍受过这样的拘束,这一下不得了啦,他开始号叫、跺脚、不停地踢打门窗,后来就仰躺在地板上不再起来。宁周义太忙,也许是故意冷落,许多天里不见侄子一面。这时候只有婶母阿萍经常过来看他。阿萍要小宁周义二十多岁,是个南方的小夫人,模样精制优美,人也温柔到了极点。她的出现才让狂躁的宁吉稍稍安静下来。阿萍怜惜这个一心远行的人,只是规劝,让他在风雨不宁的世道里更多地顾恋一下妻儿老小,宁家传下这一份家业不易啊。宁吉哭了,这是他长大成人之后少有的啼哭。他在比自己还要小的婶子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哭了一会儿,一擦眼泪坐直了身子:“放我走吧,我去了南方看一眼,吃过那里的醉虾就回来。”阿萍说这道菜我也会做啊,你干吗非要去南方不可?
阿萍每天都送来醉虾。宁吉到后来干脆不再吃饭,只瞅着窗外出神。阿萍知道事情不可挽回了,于是瞒着丈夫,偷偷打开了囚室的门,还给了那匹纯色的大马。
宁吉去了南方,从此杳无音讯。大约是他走后的第三年,宁府里燃起了一场大火,把宁吉的家产——原来宁府三分之一的房舍,连同一百年来的积存全部烧了个精光。大火直烧了三天三夜,然后又是一场大雨,给这儿留下了一个面积大得吓人的黑色废墟。
宁周义 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俊杰。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正官吏。这个人生得仪表堂堂,学问也好,可能是宁家几十年里最出色的一个男人。他受过新式教育,是宁家转向城里商业活动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茬人物。他曾为理想热烈求索,在三十岁之前就加入了革命党,并捐出了许多钱财。后来就是失意,是面对一片残局的心灰意冷。好在这个人是外冷内热,最终也没有萎缩在产业经济的龟壳里,而一直关注着急剧变化的时局。
由于他与一些头面人物的特殊关系,当时半岛地区的党阀军阀都对他敬畏有加。可惜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是碌碌无为的。因为他找不到可以为伍的人,而且像历史上某些满腹经纶的人物一样,有时难免眼高手低——先是尝试几次,而后索性旁观起来。他越来越多的叹息让许多人都听到了,一些政要邀他共事,听到的也依旧是这种叹息。后来不少人开始冷落他,他有点百无聊赖,只得把心思花在了生意上、侄子宁珂身上;还有,他越来越珍爱自己的南方小妻子了。宁珂是宁家那场大火之后余下的一个光杆少爷,一个让宁周义喜爱不已的英俊少生。本来宁周义在老家的妻子李家芬子不失时机地将宁珂收在手边,正打谱把他视做亲生儿子一样蓄养调教出来,想不到回家探视的宁周义连这个机会也不给,回城时就把孩子领走了。李家芬子为此哭了好几天,哭自己的命运。她比宁周义还要大几岁,是他的结发夫人。她生有一个女儿,后来也随父进城了。多年来只有她和一帮下人守着这个深宅大院。她不知自己的命为什么会这么苦,一开始迁怒于城里的阿萍,后来又想:没有阿萍也会有别的人——男人既然像钻天的鹞鹰那样飞翔了,他就不会把老家的妻子带在身边。还好,他是一个好人,正派人,毕竟没有三妻四妾的,而且每年里都要回宁府住些日子。在他们后来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听到男人半夜发出的深长干咳,心上都要一阵阵揪疼。
阿萍在婚后的一段日子里是尴尬而愧疚的。她竟不知怎么度过这样的日子,每逢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就有些忐忑。她从很小就对自己的身体敏感得不得了,每一点微小的改变都会让她惊讶和不安。她发觉自己的脸庞更圆润更细腻,眉头一夜之间就舒展开来,鼻翼轻轻翕动,整个神气甚至不听自己调度;脸色红得吓人,有时又突然变得煞白,鼓鼓的额头上满是汗珠。她惊异于一个好男人的耐心和爱力、仁慈和博学,他的气概与无法言说的深奥。她相信自己今生都无法弄得懂这个男人在想什么、他内心深处那些悠远可怕的期待。她自己感到得意与不安的,是对方更多地把她当成一个孩子来呵护。是的,她是宁珂的奶奶,可许多时候更像是他的大姐。
宁周义在心情最恶劣的那些年里都待在阿萍身边。他自己发觉有些过于沉溺在儿女情长之中了,只可惜没有任何办法。他可以和阿萍从喝早茶开始一直待到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既非一人躲入书房,也不让对方离开。有时阿萍在厨房或别的屋子耽搁得稍稍长了一些,他这边就要呼喊起来。“你啊,真是一个大孩子。”阿萍有一次竟这样吁叹。她想和他一起走入回忆,想听听宁府的过去、特别是男人的半生劳顿,可他一句也不愿提及过去。他大概想更多地抓住眼前,活在两个人狭小而温暖的世界里。他嗅着她头发上散出的桅子花的香气,悄声在她耳旁吐出一句:“这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日子。”阿萍抬起头,试图从他的目光中寻找一丝夸张的神情,没有。他是那么安详沉静,惟有两颊带着一点年轻人的红润,这在花白的鬓角下显得格外动人。
只有夜晚不眠的时刻宁周义才一个人度过。这段时间他在书房里磨蹭,除了阿萍为他送去一碗甜羹,再无别人打扰。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频出入半岛地区的几个城市,除了去一次南京和东北,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但这个特殊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它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一个外号叫“蜂腰姑娘”的机要秘书的到来。这个姑娘不苟言笑,最初出入这里时没有引起阿萍的注意,但后来她在男人屋里越待越长,终于让其不安起来。“蜂腰姑娘”是从南京来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偶尔穿上军装,漂亮得让人不敢正视。她是那种落落大方的姑娘,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隐瞒什么。不过这个姑娘究竟是他刚刚结识的,还是早有来往,阿萍却无从判断。宁周义的目光变得热烈起来,这使阿萍的胆子也大了许多,终于在“蜂腰姑娘”离开后问了一句:“老相好吗?”宁周义摇头:“以前只在会议上见过,五年前吧。”“哎哟,五年前她还多么小啊!”阿萍惊呼。宁周义再次说明:“只见过一两面。”“那她就追过来了?”“不,她在做自己分内的事。”阿萍笑出了眼泪。
后来,“蜂腰姑娘”在宁周义外出的一些日子里向阿萍道出了一切。她说:“在这样的乱世,一个女人除了好好爱一个男人,还有什么事情可做!”阿萍不由得点头,但马上又回了一句:“是的,大概我们宁先生和你想的一样。他再也无心做别的事情了。”阿萍认定这是宁周义一生里惟一的一次艳遇,不仅原谅了对方,而且尽可能地给予理解。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很像一个热血男儿征战前的一场豪饮——她在内心里为这样的比喻而惊讶。她夜里睡不着,每逢宁周义不在身边时就要泪水潸潸。
宁周义与“蜂腰姑娘”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一年。一年之后的春天,正午时分,阿萍发现宁周义在二楼拐角的小厅里喝茶,一抹阳光照在花白的头发上,整个人显得如此衰老。正在她凝视丈夫的时候,又发现那只端杯子的手有些抖,好不容易喝进嘴里的水也顺着嘴角流下来。她“咦”了一声跑过去,为他揩去脖子上、衣襟上的茶水。大概他是走神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正在迈入老境,虽然年纪还没有那样大。阿萍的泪水哗哗流下来,宁周义的大手一遍遍抚摸她的头发,自语一样说:“这一切该结束了。”她不知道这指了什么?指与“蜂腰姑娘”的关系还是其他?她不知道,只是有些惧怕。
不久宁周义就开始打点去半岛的行装了。阿萍原以为丈夫是要回一次老家,于是要求与他同行。谁知男人摇头,很干脆地否决了。她不知道丈夫正谋划一个大事,要亲手在半岛组织一支队伍,并取得了重要派系的支持。他认为等待和观望以及颓丧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一切都该有个了结。他就像一个杰出的演员开始一场告别演出一样,对场地、行头,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得格外用心。经过了这一场,他真的就要退出人生大舞台了。阿萍发现宁周义在出发前的几天里又变得生气勃勃了,在分手的前夜甚至又恢复了十年前才有的温存,一遍又一遍地吻她,在耳边说着一些无法听清的絮语,啰嗦而又甜蜜。
就这样,漫长且又急促的半岛之行开始了。宁周义一生不愿接近行伍,但却是一个满腹韬略的人。他这次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可怕的争夺之中,并在整个形势处于劣势的局面下取得了令人惊诧的成功。不过一场冤仇就此结下,对方放言:总有一天会把他活宰了。宁周义说自己从来没有私敌,对方既然如此,即说明这些人是怎样狭小的器局,即便得了江山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对自己的事业也早已不抱希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最喜欢的一个诗人是自沉汩罗的屈原,有一段时间竟亲自动手把厚厚的楚辞译为白话诗。他钟爱白话诗,却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白话诗人嗤之以鼻:“哼哼呀呀的,总是没有来由地激动。”他对阿萍夸张地念出一些句子:“‘啊,女郎!女郎!我的女郎!’”他念着念着大笑起来,笑弯了腰。阿萍问怎么了?他说这些诗句让他走神了,他想起了一个谐音:女狼。他说还想起了另一个词:色狼。阿萍说:你多么顽皮啊。
宁周义对阿萍的爱是无法言说的。人世间有这样的理解和给予,真是让人嫉羡。对此李家芬子是铭心刻骨的。她作为结发夫人有理由在心里把阿萍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最终还是感动多于嫉恨。她在最后的日月里甚至喜欢上了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唤她“妹妹”。但李家芬子隐隐觉得,自己的丈夫如此长久地迷恋而不能自拔,总是不祥的。她担心丈夫有一天会因为这种沉迷而失去清晰的计算,落入什么险恶的陷阱。
李家芬子估计得不错。一个长期孤寂的老女人往往会有特别的预感。那年春天阿萍被一支武装用计软禁在东部一座城市,以便吸引另一个更大的猎物。一般来说这种险境是不难预料和判断的,可是宁周义这一次竟直奔陷阱,结果只能是束手就擒。
那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一拨人草率地结束了宁周义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曾经是那样地杰出。他严厉地磨练自己,准备做一番无私无畏的大事业。但一切还是化为泡影。这是那个年代里数不清的悲剧之一。
宁缬 她是李家芬子的亲生女儿,宁周义惟一的子嗣。她常常因为有一个俊美的少年宁珂喊自己姑姑而兴奋不已。宁缬算不得一个美丽的女人,也不够时髦,但就是格外惹人注目。她长得高大健硕,面庞阔大明亮,眉眼疏朗,常常咧开很大的嘴巴里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大概因为过早地离开了李家芬子,父亲宁周义又没有好好管束的缘故,她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长成了一个泼辣女人,成为宁周义的一块心病。当时她看上去已经十分成熟,身高在一米七以上,胸部高耸,两腿粗壮,最爱穿一双高筒皮靴。
当年的艳俗画报已经在私下流传,让宁缬手不释卷,并将其中的不良女子奉为楷模。她常叹没有遇到一个上好的摄影师或洋画匠,不然自己的身体也会大放异彩。她有一次在阁楼上孤芳自赏了一会儿,然后就连声喊起了宁珂。宁珂一踏入这间脂粉气逼人的屋子就看到了一个半裸的姑姑,抬腿就往楼下跑去。宁缬不失时机地喊了一嗓子,他略一犹豫,就被对方一把逮住。“姑姑让你干点什么也敢偷懒,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宁珂低头咕哝:“我一会儿再上来。”宁缬在他的额头亲了一口:“你这个小嫩孩儿早晚被人一口吞了。”她从一旁取出一个器具,宁珂认出是一台照相机。“来,快给姑姑按按快门儿。”宁珂只好依从。这一次他从镜头里仔细看了她的肉体,想起了书上说过的一个词:“尤物”。他咔嚓一声按了快门,手冻得像冰。
那天阁楼上的宁缬亲了宁珂的额头三次,还张开血盆大口吓唬:“快走吧小嫩孩儿,姑姑火了一巴掌把你打杀!”宁珂逃离火场一般跑下楼去,身后是一阵哈哈大笑。宁缬对着镜子扭动,高一声低一声说:“小生这厢有礼了!”她后来穿上衣服,下楼扳住阿萍的肩膀,故意叫着“阿猫妈”:“阿猫妈,你说我多大嫁人才好呢?”阿萍并不气恼,因为已经习惯了。她知道只要宁周义不在,这个胖女儿什么都敢做。她说:“那要你爸同意呢。”“我会偷着嫁人的。说不定我会一口气嫁上仨俩的。”
宁缬很快喜欢上了一个黑瘦的青年军官,因为她被对方摘手套的动作迷住了。有一天她跟他走过了三条街,最后缠着他进了一座影院,然后就是深夜不归。黑瘦军官是一个副司令的公子,那一阵正要去国外出一趟公差,宁缬硬是不让他走,嚷叫着:“你一走我就死了,肯定死了!”她把他的嘴唇咬破了,认为对方无法带伤出门。可最后年轻军官还是走了。宁缬在阁楼上大睡了三天,第四天浓妆艳抹出门去了。她对阿萍说:“阿猫妈,我这个人哪,现在一天不恋爱都不行!”“孩子,这会出事的,你哪知道世道是怎样的坏啊!”阿萍不是疼惜这个早熟的女子,而是为宁周义难过。宁缬嚷着:“我是生不逢时啊!”她一扭身子走了。阿萍盯着她的背影说:“不,你正是乱世的孩子。”
宁缬惟一惧怕的人就是父亲。因为这畏惧,只要宁周义一回家她就要找个借口出门。她有时说要跟人学画、学琴,甚至是学拳术;有时又说要去找人学洋话、学马术、学黑白棋,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学会。有一阵宁周义因为大半时光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宁缬就说想母亲了,然后真的回了山里的宁府。在李家芬子身边的宁缬是绝对自由的,她既撒娇又撒野,母亲对这个长年不在身边的亲骨肉不知怎样疼爱才好,已经顾不得忧愁。她夜里摸到女儿的睡床边抚摸她,她就嚷:“痒死了烦死了!”李家芬子拍打她,有时在旁边搂她一会儿,她索性用被子蒙了头。母亲抚弄着她说:“我孩儿大瓜一样滑胖,我孩儿吃下了什么山珍海味啊。”宁缬在被子里大声叫道:“谁都喜欢摸我。男的说我是大老虎呢!”
在宁府期间,她几乎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护卫宁府的那帮士兵的头目,一个是活动在半岛地区的宁珂战友。卫兵头目骑大马穿皮靴,在马背上驮着宁缬往河滩茅草地上跑,结果惹出了极大的怨愤。有一天河边林中打出了猎枪霰弹,两人虽然毫发无伤,还是把他们吓了一跳。护兵头儿后来得知宁缬与另一男人的关系时,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了结办法:决斗。结果在河滩丛林后面真的发生了一场残酷又洋派的杀戮。那一天宁珂正好受叔伯爷爷之托去老家找姑姑,得到消息一起往出事地点跑。他们刚刚跑到林子边上,就听到了一声钝响。穿过林子,发现卫兵头儿躺在那儿,额头侧面有一个小小的血洞,整个人像睡着了一样。
另一个男人就是宁珂的战友。在宁缬所有风卷残云般的情事中,惟有这次爱恋显得深刻非凡。她因为这个男人,死活不听宁珂规劝,绝不离开宁府。而这个男子是那支革命队伍中数一数二的情种,无论多么正气无邪的女人,只要与之相处一会儿就由不得要心动。他这个人与其说是风雨年代的战士,还不如说是一个烽火恋人,更宜于慰藉战场上那班凄凉的心情。有一个女首长听说了他的一些事迹,半信半疑地要亲自考察一番,结果同样坠入了情网。“如果他能够再坚强一些、如果他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那就更好了。”事后女首长这样总结——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宁缬每次与决斗中胜出的男子在一起,总要让他的一身伤疤吓住。“老天,这青一块紫一块的,你受了多少磨难啊!喂,女首长好吗?”她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问他。他使劲绷着嘴唇:“首长哪儿都好,就是嘴里有一股死老鼠味儿。”宁缬哈哈大笑。他严肃地说:“我们是讲究‘下级服从上级’的。”宁缬说:“大概有了你,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去爱别人了。”他对这个丰腴的肉体感到一阵阵的惊诧:火红的肌肤一天到晚热腾腾的,就像刚刚出锅的发糕;粗粗的长腿毫不显得臃肿,臀部极像一匹骒马。他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可我还是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好东西。为了你,除了革命之外我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换。”宁缬瘪瘪嘴:“就拿‘革命’交换不行吗?”“别胡闹了,这怎么行!”他一挥手断然拒绝。
宁珂的战友说到做到,后来是因为一个突来的任务不辞而别的。为此宁缬痛不欲生,一遍遍质问宁珂人哪里去了?是不是被侄子藏了起来?宁珂说那人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的,到底去了哪儿谁都不能说,因为这是革命的秘密!“我恨死‘革命’了,我跟你们势不两立!”宁珂冷冷地看着放荡的姑姑,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这么反动吧!”宁缬吐一口:“呸!”宁珂再次劝她快些回到城里,并用叔伯爷爷的威严压制她,她却始终昂着脖子:“现在不是过去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宁珂明白,姑姑这一回真的是无可救药了,也稍稍有些感动。
宁珂那一次失望而归。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竟是他和姑姑的最后一面。后来战事吃紧,宁珂到了队伍上,一直在山区和海滨小城之间奔波。这期间他连宁周义和阿萍奶奶都极少见到。一年之后,他听说宁缬失踪了,跟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什么人去了南方,音讯全无。他再次惊异于这样的事实:南方对于宁家好像有着神秘的吸引,他们竟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那儿,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