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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六点半，他惊醒过来，因为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了楼上的公寓里，紧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喊叫声不长，也不是很高，但听上去很恐怖、很绝望，就好像她见着了自己的死神。费玛跳下床，套上裤子，然后赶紧跑到厨房的阳台上，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楼上的公寓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只不见踪影的鸟儿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三个轻柔的音节，好像它已经得出了结论：费玛太迟钝了，他肯定理解不了。他不应该立即上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主动帮忙?抢救?叫警察或者叫救护车?但他想起自家的电话被切断了，所以他自然也就免去了要干预的责任。更何况那哗啦一声和尖叫声有可能是他在睡梦中听到的，上去询问只会招致尴尬和嘲笑。
他没有回到床上，而是穿着那件长袖背心继续站在厨房阳台上，站在残余的笼子、罐子和盒子中间，那是他和迪米当时饲养那罐虫子的地方。这些东西这会儿发出一股腐败的恶臭，一股湿锯末混合着发黑的粪便和胡萝卜、黄瓜皮、卷心菜叶、生菜之类腐烂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冬天开始的时候，迪米决定把他们俩从干河捕捉到的那些乌龟、昆虫和蜗牛都放生了。
昨天夜里的雪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下过似的。
已经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以南那些光秃秃的矮山似乎被洗过似的，沐浴在蓝色的光辉里，差不多都能分辨出远处拜特贾拉山脉一带橄榄树叶子下面的银色闪光了。那是一种寒冷又耀眼的光芒，就像水晶般透明，发送到这里说不定就是向遥远未来前进的信号，到那时，痛苦将会终结，耶路撒冷将摆脱所有的折磨，到时取代我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将镇定地、体贴地、理性地、有品味地生活着：到那时，天上的光亮就永远像这个样子了。
空气是彻骨的寒冷，但穿着那件发黄冬背心的费玛竟然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他依在栏杆旁边，让肺里充满了醇酒一般的空气，一边对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美丽中还会感到痛苦惊讶不已。这天早晨，下面的后院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一棵性情古怪、脾气急躁的杏树突然做出了开花的决定，好像它是把日子给弄错了。杏树上铺满了在黎明到来时分却忘了熄灯的小萤火虫。无数的雨滴在粉红的花朵上显得晶莹夺目。闪闪发光的杏树让费玛想起了一个苗条、妩媚的女人，她哭了一整夜，到现在还没有将泪珠擦掉。这种意象让他感到了孩子一般的快乐，让他感到了爱，让他产生了一种对约珥的朦胧渴望，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所有女人（不论是谁）的渴望，让他产生了翻开生活新篇章的坚强决心，就从今天早晨开始：从现在开始，做一个理性的、直率的人，一个好人，彻底抛弃谎言和虚伪。这样想着，他穿上了一件洁净的衬衫，还把约珥的套衫也穿上了。他坚定地，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爬上楼梯，用力按响了楼上邻居的门铃。过了一会儿，在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半扣半敞晨衣的皮赞蒂太太开了门。她那张稚气的宽脸让费玛觉得像是扭曲了，甚至像是被打烂了。但也有可能刚睡醒的人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样子。在她身后，在门厅氖灯微光的映照下，她丈夫的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他是个多毛的、看上去好像运动员的家伙，比他妻子要高得多。她焦急地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费玛说：
“恰恰相反。对不起。没事儿。我刚才琢磨着你们家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要么就是打碎了?我刚才只是琢磨着，我是想象来着，我是听到了……有这样的事吗?我想必是弄错了。说不定是弥赛亚的坚信徒众把圣殿山[1]给炸了，把圣殿山变成了一个泪谷[2]。”
“您说什么?”皮赞蒂太太问道，一脸疑惑，甚至还有些诚惶诚恐地盯着费玛。
她那个X光技师的丈夫以一种费玛听上去不太诚实的腔调从她身后回答说：
“这儿的一切都百分之百正常，尼森大夫。你按门铃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定你出什么问题了。没有?你缺什么东西吗?又没有咖啡了?保险丝断了?我过去给你换了好吗?”
“谢谢你，”费玛说，“你真是个好心人。我的咖啡足够喝的，家里的供电也很正常。碰巧我家的电话出故障了，但事实上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安宁和清净了。很抱歉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们。刚才我只是想……千万别放在心上。对不起。谢谢你们。”
“没关系，”皮赞蒂先生豪爽地说，“我们总是在六点十五分起床的。如果你需要打什么电话，尽管打好了。不用交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下楼把你的各个接头给检查一下。说不定是哪儿松了。”
“我正在琢磨着，”费玛说，同时被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话吓了一跳，“给一个说不定从昨天夜里就在等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实际上是两位女性朋友。可现在我倒觉得，让她们等一等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当儿，皮赞蒂太太犹豫地说：
“可能是外面的什么东西被风吹下来了。比如洗衣盆什么的。不过我们家一切正常。”
这番话让费玛确信，有人又一次对他撒谎了。可他原谅了两个邻居，因为事实上他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俩把他们当时肯定在争吵的实情告诉他，也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把给两个女朋友打电话的实情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说道：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可他也原谅了自己，因为他本意是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做了十来分钟的体操，然后刮胡子，穿衣服，茫然地梳着头发，用那个新买的电水壶烧了一点开水，铺床叠被，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这一系列任务。他揍她了，他想着，他说不定更为过分，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他也许差点儿就把她给杀了；谁知道呢，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这么做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早晨。希特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从1945年就结束了；仍然在继续，看起来要永远继续下去。每一扇大门的后面都在延续着不可告人的行为。各种惨无人道、铤而走险的行为。整个国家的外表下面，一种潜藏的疯狂将一触即发。每周三次，我们无远不及的威慑力要把杀人犯从他们的老巢里给揪出来。不对哥萨克人来上一点集体迫害我们就无法入睡。每个上午我们都要绑架艾希曼，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将希特勒掐死在萌芽状态。在篮球赛中，我们要击败赫梅利尼茨基；在欧洲电视网上，我们为基什尼奥夫的死难者报仇。但是，我有什么权力干预呢?我倒是乐意跨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奔驰向前，解救这个叫皮赞蒂的妇女，要么是他们夫妇俩，要么是整个国家，如果我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如果我知道从哪里着手的话。眼前又出现了巴鲁赫的影子，他蓄着托洛茨基式的山羊胡子，拄着他那根雕花手杖。父亲捐款捐物，为矫正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也许昨天夜里我还是应该说服那个警察让我进去见见沙米尔?彼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也许我本应该把沙米尔介绍给我的出租车司机?
他突然想到应该坐下来，对鹰派右翼分子写一份言简意赅又发自肺腑的呼吁书。在《国土报》上对他们提出他自己的总体框架，保证能取得部分国民的一致认同。是温和派和不相信弥赛亚的鹰派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左派有无限制绥靖主义的倾向，鹰派分子也许仍想把归还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土地给吞回来）之间的一种新政。出租车司机说得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严肃对待皮赞蒂先生和皮赞蒂太太以及数十万同他们一样的以色列人的情感。阿拉伯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愤慨、恐惧和怀疑等实实在在的情感。这些情感毋庸置疑不应该受到蔑视，相反，我们应当用智辩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富于理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情感。但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说理，而是把整整一尿壶高高在上者的嘲弄的小便都浇在他们的脑袋上了。因此，要是能制订一个协议，明确规定我们温和派愿意对阿拉伯人让步的限度，那就显得有意义了。这样，这么说吧，他们就不会像巴鲁赫那样以为我们是在吆喝关门大甩卖了。这样他们就知道，如果事实证明阿拉伯方面食言或者是糊弄我们，我们左派甚至准备再次开战是为了什么目的了。如此一来，我们说不定还能够平息部分鹰派分子的情绪并带来一次解冻。
“解冻”一词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把取暖器点上。当他弯下腰，他欣慰地发现，剩下的煤油还多着呢。点着了取暖器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咨询一下茨维·克鲁泡特金，然后再坐下来写那篇呼吁书。此时此刻，他情绪高涨，才不管茨维是不是正在刮胡子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新思想可能大有裨益，确实非常紧急。可电话又一次沉默无语。费玛觉得，这次沉默的程度要比昨天夜里轻一些。差不多还可以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辘辘声，就好像磨牙似的。就像从深渊里发出的一种呻吟。费玛诊听出一丝微弱的生气，是那种复活的最初迹象。他可以肯定，这架机器并没死，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深度昏迷状态罢了；尽管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但已经有微弱的反应了，是一种微弱的痛苦的呻吟，是一种轻微的颤动，让你还有抱希望的理由。尽管有一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厨房里的那台冰箱刚才在那里隆隆作响了。因此，可能是希望得过早了。
甚至“鹰派分子”这个词也突然让他觉得反感：把人类描述为“分子”是错误的。而且他觉得，将右翼思想家放在精神病医生诊察台上的做法也是荒唐的：我们的阵营似乎并不是心智健全的象征。我们现在也被绝望、挫折和愤怒所困扰。我们也陷入了情感纷乱状态，跟我们的敌手一样纷乱。跟阿拉伯人一样纷乱。可是“我们的阵营”这个说法也荒唐透顶。“我们的阵营”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阵线，整个民族就是一支军队。一切都被划分成了阵营。和平力量。维和部队。共存的打击力量。裁减军备观察员。多国联合突击队。调停的先头部队。
费玛并没有立即去写呼吁书，而是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整理自己的思路。这时，他看着冬天的光线像一种贵重的物质一样覆盖在山顶上和斜坡上。费玛知道也喜欢“贵重的金属”，只不过他不知道哪些属于贵重金属。有一次，在雷哈夫亚他父亲的公寓里，巴鲁赫和迪米试图强行给他上一堂基础化学课。可费玛就像个执拗的孩子，在那里讲各种各样的俏皮话，耍弄文字游戏，以此自卫，直到后来，迪米说：“得了吧，爷爷，这玩意儿不适合他。”于是，他们两人就将他晾在一边，开始了对酸碱领域的探索，而费玛则因为自己的胃灼热对他们的试验一肚子不悦。
光线亲吻着一道道山脊，在峡谷里流溢，把每棵树和每块岩石中这些年来被一层层无生命的灰色程式所掩埋的发光特性都给唤醒了。似乎耶路撒冷在好几千年之前就失去了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力量。好像只有经过这种陶醉了的光线亲切地接触一下，万物才能恢复从往昔的日子起就被掩盖的原初状态，不管是多么短暂。如果我双膝跪倒，向你谦卑地祷告，表达我的感激，阁下会屈尊对我轻轻点一下头吗?阁下有什么事希望我去做吗?阁下到底对我们大家是否感兴趣呢?您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里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耶路撒冷呢?阁下还在听吗?阁下在微笑吗?
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如“往昔的日子”、“不属于这个世界”和“隐藏的一面”，让费玛充满了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觉。一时间，他觉得，光线、泥土、杏树上和月空里的萤火虫，从这里向东一直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向南一直延伸至位于阿拉伯半岛尖端曼德海峡的不毛之地，实际上还有他破旧的公寓，他越发显老的身体，甚至他那部破旧的电话，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相同存在的不同表现罢了，最终还是要化解成带裂痕的、易消亡的无数具体形式，即使从其自身来说是完整的、永恒的、一体的。难道绝对不可能这样说吗?只有在这样一个冬日的早晨，在清澈光线织成的婚纱（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天国的光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的覆盖下，大地和你那双审视的眼睛才能重新获得那种原初接触所带来的震颤。一切都恢复到最初的纯真状态。就像在创世之日那样。刹那间，那件肮脏的长期以来披在身上的疲惫和谎言上的外衣被揭掉了。
于是，费玛想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3]”这个陈腐的名词，但他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同他当时那个特定时刻的感受相吻合。他思忖着，有时候，睡眠时的谬误似乎比清醒时的要少；有时候就恰恰相反，而那种绝对的清醒状态也就变成了最被渴求的理想。这时他想，或许存在着三种状态，而不是两种状态：睡眠，清醒，还有今天早晨一开始就从体内和体外充满他的这种光线。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他私下里把这种光线描述为第三种状态。他觉得，这不仅仅是覆盖在群山之上由纯洁光线做成的一种物质，事实上也是从群山之中和他自己身体里流淌出来的光线，正是在这些光线的混合中产生了第三种状态，它同完全的清醒和最沉的睡眠都隔着相等的距离，但和两者又截然不同。
在整个世界，他想，再没有比错过第三种状态更可悲的损失了。但是，因为收听广播上的新闻，因为忙碌，因为有各种各样虚空的欲望，因为追求虚幻和琐碎的东西，错过第三种状态的情况也就发生了。所有的苦痛，费玛自言自语地说，所有荒唐或者淫秽的东西，都纯粹是错过了第三种状态的结果，要么就是由于那种模糊、恼人的感觉，它时不时地提醒你说，在体内和体外差不多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有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这种东西你似乎总是在寻找，但又总是迷路了。有人呼唤你，可你又忘了跟随过去。有人对你说话，但你没有听见。一扇门打开了，可你离开得太迟了，因为你想满足这种或那种渴望。沉默之海将秘密冲到岸边[4]，可你却在全神贯注地处理琐碎的事务。你想给某人留下印象，但那个人却没有注意，因为他自己也想给另一个人留下印象，而这另一个人他也……如此等等。直至归于尘土。你一次又一次拒绝现存的东西，热衷那些现在不存在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加德·埃坦曾经嘲弄说，这里浪费现象横行，他这样说是对的。他的妻子及时从他身旁逃开也是对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费玛哀伤地、差不多是喊着说，统统错了。真可惜啊，比如茨维·克鲁泡特金这样勤奋的人居然花费了三年时间来详细追溯天主教会对麦哲伦和哥伦布航海的态度，就好像有人还为早就成为破烂的衣服挑选纽扣一样。还有，一件风流韵事接着一件风流韵事的尤里·格芬，他醒着，但他的心却沉睡着。
想到这里，费玛决定不再这样无所事事地站在窗户旁边，该把屋子收拾收拾，为装潢的人做好准备，他们过了周末就要来了。墙壁上所有的画都得拿下来。他曾经用铅笔标记了合理折中边界的那幅以色列地图也得拿下来。所有的家具都得挪到房间的中央，再用塑料布盖起来。所有的书也要收拾好。所有的陶器和锅碗瓢盆也得这样。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些成摞成摞的旧报纸、旧杂志、小册子和时事通讯都处理掉呢?书架得拆开来，这就意味着需要请求尤里的帮忙了。他今天夜里回来吗?要么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到时尼娜就可以向丈夫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了，在报告中对他说，她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试图向我提供其常规服务，对他说她却发现那个水龙头堵塞了。说不定还可以让舒拉·克鲁泡特金作为增援力量，让她帮着把厨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一边。安妮特·塔德莫可能也乐意助一臂之力。皮赞蒂夫妇也表示乐意帮忙，但前提是他们俩还没有彼此谋杀。特迪自然愿意过来，把所有的窗帘和壁灯都揭下来。兴许他还会把迪米也带过来。老头子的话太对了：这个老巢自从上次装修已足足超过二十年了。天花板污秽不堪，整个儿就被煤油取暖器熏得脏兮兮的。拐角处结满了蜘蛛网。盥洗室潮乎乎的。瓷砖都裂了。墙皮正在一块一块地脱落。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霉斑。这地方长年累月都有一股霉味和汗臭味，一股老单身汉的臭味。发出异味的不只是阳台上那个装满虫子的旧罐子。你对这种气味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根本不在乎了。
毋庸置疑，习惯是万恶之源。帕斯卡写“灵魂的死亡”时他想到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在书桌的一角，费玛发现了一份绿颜色的广告，上面是当地超市商品大幅度打折的消息。在这份广告的一角，他潦草地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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