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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雷姆穿着汗津津的内衣起了床，将百叶窗撩开一条缝隙，望着耶路撒冷冬日的晨景。附近的建筑看上去并非近在眼前：它们似乎离他很遥远，各个建筑彼此相隔也很遥远，其间游荡着一缕缕低垂的云朵。外面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好像梦境仍在延续。只不过现在没有用石头铺成的小巷，只在约韦勒村西南边缘有一条失修的马路，还有一排偷工减料地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低矮公寓。阳台大多用焦渣石、石膏灰泥板、铝板和玻璃封了起来。不时可见锈迹斑斑的铁栏杆上立着空空如也的窗口花坛和无人问津的花盆。向南远眺，伯利恒[1]群山与乌云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早晨看上去既不妩媚，又显邋遢，与其说是座座群山，倒不如说是一堆接一堆的矿渣。有个邻居在费力地发动汽车，因为空气寒冷又潮湿。马达一声接一声地喘息着，如同一个晚期肺病患者仍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一种强烈的念头再次控制着费玛：此刻他站在这里是个错误，他现在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呢?他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他今天早晨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从来就不得而知。
汽车的喘息声引起了他自己的咳嗽，他离开了窗户。他不想就这样无聊、忧伤地开始新的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懒杂种！然后就在镜子前做些简单的运动，弯弯腰，伸伸胳臂。镜子镶嵌在三十年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个棕色的旧衣橱前面，斑斑驳驳的，上面有几块黑色的岛屿和大陆。他本当问问那个女人，他应该把什么分开。可他错过了机会。
通常，费玛讨厌有人站在窗口。他尤其讨厌女人背对房间向窗外张望的情景。离婚之前，约珥经常站在窗前眺望街景和群山，每当这时，他就大发牢骚，让约珥气愤不已。
“怎么回事?我又犯规了吗?”
“你知道的，你这样做让我心烦。”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埃费[2]。”
这天早晨，连在镜子前做操都让他心烦倦怠。一两分钟过后，他停止了运动，又骂自己是“懒杂种”。他喘着粗气，用讥讽的口吻又补了一句：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多年的单身生活使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他把这看作他这个老单身汉的缺点之一。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缺点。他总是记不清把果酱瓶的盖子放在了什么地方。修剪完一个鼻孔里的毛之后，他总是忘了要修剪另一个鼻孔。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没到盥洗室就把裤门解开，开始小便时却又对不准马桶；或者在小便到中途的时候就拉开冲水拉手，他想让湍急的流水克服他的尿潴留。他总想赶在马桶冲水结束前完事，因此，他身体里的水和水箱里的水总要展开一场比赛。在这种比赛中，他总是失败，每次都要恼羞成怒地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玩意儿，直到水箱里再次注水，让他再来一次；要么承认失败，把马桶里的小便留待下一次。他不愿承认失败，也不愿浪费时间干等，于是，他总等不到水箱再次注满就会不耐烦地拉一下冲水开关。这样引起的爆发力不够成熟，不能冲净马桶，但足以让他再次面临可恶的抉择：要么，继续等；要么，放弃，离开。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费玛经历过几次风流韵事，迸发过一些思想火花，写过一本激发希望的诗集，思索过宇宙的目的，清晰地分析过国家迷失的方位，周密地幻想过组织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有过各种各样的憧憬，不断地渴望翻开新的篇章。此刻，在这间破败的公寓里，在这个灰暗潮湿的早晨，他正在进行一场令人羞辱的战斗——把衬衫的一角从裤门拉链里解脱出来。窗外，一只湿漉漉的鸟儿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三个音符，仿佛它已得出结论：费玛太愚钝了，他永远也听不懂。
就这样，费玛对自己这个中年单身汉的各种习惯努力地加以识别和分类，希望能够让自己和自己拉开距离，为冷嘲热讽辟出空间，捍卫自己的憧憬和自尊。然而，有几次，当他执着地搜索这些荒唐透顶或者说让他不能自抑的习惯时，他得到一种启示：实际上，这种搜索并不是他自己和中年单身汉之间的防线，而是中年单身汉用来驱逐他以篡夺他的位置而采取的战略。
他决定回到衣橱前，对着镜子审视一下自己。不是厌恶地、绝望地或是自怜地，而是无可奈何地审视一下自己的躯体。他在镜中看见一个面色苍白、体重远远超常的接待员，腰间是层层肉褶，内衣也太旧了，与腹部相比显得皮包骨的两条白腿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黑色汗毛，头发灰白，双肩虚弱，松松垮垮的两只乳房挂在胸口没被太阳晒黑的地方，上面点缀着一些小脓包，其中一只小脓包的周围是一片紫红色。他看着镜子，用食指和拇指挤捏那些红色的小脓包。脓包破裂了，发黄的脓液溅出来，使他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急躁的快感。五十年来，这个脸部还没有成形的接待员好似大象怀胎，在由儿童到青年再到成人的子宫内不断增大。现在，五十年到了，妊娠期满了，宫颈口开了，蝴蝶产出了蝶蛹。在蝶蛹里，费玛认出了自己。
他也发现，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从此以后，这个四肢粗笨的大眼睛小孩就将永远地躲藏在这蚕茧一般的子宫深处了。
有时，伴随着一些嘲弄的那种无可奈何包含着相反的一面：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子宫里孕育出蝶蛹的儿童、青年和成人的渴望。所以，有时他能在刹那间体验到一种绝不可能恢复的东西被恢复了，这种恢复以一种净化的状态存在，不会腐烂，不会憧憬和忧伤。好像囚禁在玻璃气泡中一样，他刹那间就觉得约珥的爱又恢复了。她贴着他的耳根吻他，舔他，并低声说：“这里，摸我这里。”
在盥洗室里，费玛发现剃须膏已经用完了，这使他有点左右为难，但他突然有了巧妙的主意——在胡须上厚厚地涂抹一层普通香皂。只不过那种香皂有一股腐臭味，就像滚滚热浪里人们的胳肢窝。他使劲地刮着胡子，直到刮疼了嘴上的皮肤，却忘了刮下巴上的胡茬儿。接着，他淋了个热水浴，在即将洗好前，竟有勇气冲了三十秒钟的冷水，陡然之间，他感到精神焕发、活力四射，打算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直到他把浴巾重新裹在身上。那条浴巾从前天或者是大前天甚至是更久以前就潮乎乎的了，上面有他自己在夜晚留下的汗臭味，仿佛有人强迫他穿了一件肮脏的衬衫。
冲完淋浴，他来到厨房烧水，准备冲咖啡。他在水池里拿了一个脏杯子洗了洗，放入两块糖精和两匙速溶咖啡，然后去铺床。他和床罩的较量持续了几分钟之久。回到厨房，他发现自己让冰箱的门敞了一夜。他取出人造黄油、果酱和前天打开的一瓶酸奶，发现一只弱智的昆虫不知什么缘故竟选择了酸奶瓶作为自杀的场所。他试图用汤匙把尸体挑出来，结果却让尸体陷到了酸奶里面。他把酸奶瓶扔进垃圾箱，将就着喝了一杯清咖啡。他没经检验就认定牛奶必然坏了，因为冰箱的门已经开了一夜。他想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内阁的会议开到了深夜。特种空降突击队已经降落到大马士革并逮捕了阿萨德[3]总统?要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到耶路撒冷对议会发表讲话?费玛宁愿此次新闻至多不过是谢克尔[4]贬值或是某桩腐败案而已。他想象着在午夜时分召集自己的内阁开会。当年参加青年运动的革命情绪使他把这次会议安排在卡塔门的一所破败的学校，教室里摆着漆皮剥落的长凳，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算术题。他自己则穿着工人的夹克衫和绽了线的裤子，并不坐到讲台前，而是坐在窗台上。他会把现实描绘得残酷无情，把迫在眉睫的灾难描述得让每位议员都目瞪口呆。到了黎明时分，他就会将大多数议员争取过来，让他们做出决议，首先从加沙地带撤出我们所有的军事力量，即使达不成协议。“如果他们向我们的定居点开火，我就向他们实施空中轰炸。但是，如果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表现出谋求和平的诚意，那我们就等上一两年，并同他们就约旦河西岸的前途展开谈判。”
喝完咖啡，他穿上一件棕色的旧针织套衫，是约珥留给他的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他看看表，发现自己已错过了七点的新闻。于是，他下楼到信箱里取晨报。但他忘了带钥匙，只好从信箱的缝隙里掏那份报纸，结果把第一版给弄破了。他一边上楼一边浏览新闻标题，读着读着，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已经落入一伙政治狂徒的手中，他们无休止地谈论希特勒、大屠杀[5]，总是迫不及待地扑灭和平的曙光，把和平看作旨在消灭他们的纳粹式策略。来到门前，他意识到他又一次违背了自我，于是警告自己不能像以色列知识分子那样歇斯底里、干叫干吼：我们必须提防那种历史终究要惩罚罪人的愚蠢观点的诱惑。冲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他将刚才的思想统统抛开，在头脑里酝酿与尤里·格芬和茨维卡之流进行政治讨论时要使用的论点：我们最终还得学会如何生存，如何在要持续好几年的过渡局势下学会行动，而不是对现实忍气吞声。我们缺少在前途未卜的局势下谋求生存的心理准备，我们急于一竿子到底并想立即确定结局，诚然，这些都是我们政治无能的真正原因。
读完电视评论员对头天晚上自己本打算看却又忘了看的节目所作的评论，时间已过了八点，他又错过了新闻节目。他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应该立即坐下来工作。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梦中的那句话：一定得分开。把什么与什么分开呢?一个非男非女但温暖、柔和、饱含深情的声音对他说：埃弗雷姆，你在哪儿?问得好，费玛回答。
他坐到桌前，看到了那些尚未回复的信件和星期六晚上列的一张购物单，又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早晨应该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他有一件很紧急的事要谈，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要给谁打电话。于是，他拨了茨维卡·克鲁泡特金的号码，把克鲁泡特金叫醒，他觉得很是尴尬，先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了一长串抱歉的话，然后竟唠唠叨叨地聊了二十多分钟，从左派的政治手腕谈到美国立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又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枚炸弹正在我们四周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最后，茨维[6]打断了他。“费玛，对不起，你别生气，可我得穿衣服了。我要去上一堂课，都迟到了。”跟开始时一样，费玛又是一番冗长的抱歉才结束了谈话，但他还是记不清今天早上要不要给某个人打个电话，或者就在那里等一个紧急电话，而这个紧急电话或许由于他和茨维的交谈已经被错过了。转念一想，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独白。于是，他打消了再给尤里·格芬打电话的念头，开始查对电脑打印的银行结单，但他弄不清账单上是存入六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四百五十谢克尔，还是存入四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六百五十谢克尔。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双目紧闭，脑海中浮现出一群又一群的穆斯林狂热分子，他们激动地吟诵《古兰经》，呼喊口号，遇见什么就将其砸烂、烧毁。接着，广场上空空如也，只有发黄的碎纸片在微风中飘荡，混合着噼里啪啦的雨点。雨从这里一直下到被紧裹在灰色云雾中的伯利恒群山。埃弗雷姆，你在哪里?雅利安人那边在什么地方?如果她觉得冷，那她为什么觉得冷?
一只厚重温暖的手在抚摩他，费玛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看到父亲的一只棕色的大手正贴在自己的大腿上，就像一只乌龟。那是一只苍老、厚实的大手，指甲已经泛黄，皮肤像山脉和峡谷那样起伏不平，一道道深蓝色的血管纵横交错，上面点缀着一块块色斑和几簇稀稀拉拉的绒毛。费玛一阵惊慌。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手。他醒过来，把星期六所拟的几个标题读了三遍，这是他答应今天交稿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今天是交稿的最后时间。可他原本打算写作的内容、昨天还令他兴奋不已的辩论游戏，到了今天似乎就索然无味了。写作的冲动已经被钝化了。
稍作一番思考，又并非一切都无法补救：只不过是个技术上的困难而已。因为阴沉沉的天空和潮湿的晨雾，房间里没有足够的光线。他需要光线。就是这样。他拧一下台灯开关，希望借此来重新开始那篇文章，重新开始这个早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台灯坏了。或许需要更换一只灯泡。他非常气愤，赶紧跑到大厅的橱柜前，还真的找着了一只灯泡，他本以为会空手而归的。他顺利地将旧灯泡换掉了。但这只新灯泡肯定不中用，要么就是受了前一只灯泡的感应。他返回大厅去找第三只灯泡，中途又想起应该试试大厅里的电灯，事后他才不得不为那两只灯泡平反，因为整个房子都停电了。为了摆脱无聊，他决定给约珥打电话。如果是她丈夫来接，他就马上挂断。如果她正好在那里，他自然会立马产生灵感，而灵感会告诉他应该说些什么。就像有一次，两人都勃然大怒，吵完之后，他抚慰她说：要是我们没有结婚该有多好，我会求你做我的妻子。她微笑着，眼里闪动着泪花说：如果你现在不是我丈夫，我想我可能会答应你。电话铃空响了十次，要么就是二十次之后，费玛明白，约珥要么是不想跟他说话，要么就是特德正俯身站在电话机旁不让她拿起听筒。
不管怎样，他感到很疲惫。昨夜在巴利亚多利德市小巷的漫游把他的整个早晨都给毁了。下午一点他必须赶到约韦勒村他工作的那个私人诊所，按时坐在接待员的位子上，而现在已经九点二十分了。费玛把他写着文章标题的那张纸，还有电费单、购物单和电脑打印的银行结单统统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最终让桌面上干干净净，他可以行动了。他来到厨房，准备给自己再冲一杯咖啡。在等着冷水沸腾的当儿，他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回想起大约三十年前耶路撒冷的一个黄昏，那是在伊甸园电影院外的阿格里帕大街上，当时他从希腊旅行回来才几个星期。那个黄昏，约珥说：真的，埃费，我真的太爱你了，我就是喜欢爱你，喜欢你说话的样子，但到底是什么使你觉得如果你停止说话哪怕是几分钟，你就会停止存在呢?他像受到妈妈训斥的孩子那样闭上嘴巴。一刻钟过去了，壶里的水仍然没开，虽然他两次想起把插头插好，但是最后，他意识到没有电是喝不成咖啡的。于是，他又和衣躺到床上，盖上厚重的冬用毛毯，把闹铃拨到十一点四十五分，把他记录梦的笔记本藏到床脚旁边那堆报纸和杂志底下，把毛毯拉到下巴，然后集中思绪想女人，直到让自己勃起。他用十根手指抓住勃起物，像一个顺排水管爬墙的梁上君子，或者——他窃笑着——更像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落水者。然而，疲惫比欲望要强烈得多，他松了手，又睡着了。外面，雨越下越大。
【注释】
[1] 伯利恒，著名城镇，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八公里处。希伯来古代的族长都曾在伯利恒附近一带活动。亦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地。
[2] 埃费，埃弗雷姆的昵称。
[3] 即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叙利亚总统（1971——2000），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反对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支持者。
[4] 谢克尔，1980年2月开始采用的以色列货币单位，相当于十以色列镑。
[5] 大屠杀，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
[6] 茨维，茨维卡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