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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的时候，他们放下百叶窗，锁上诊所的大门。雨停了，风也住了。一股清冷的空气降临到了耶路撒冷。星星在那里发出耀眼的寒光。东边传来基督教堂响亮、凄凉的钟声，仿佛此时此刻耶稣正在各各他[1]被钉在十字架上。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乘出租车回家，顺道捎上了塔马，因为他像往常一样，又主动邀请塔马搭车，让她在雷哈夫亚中学对面下车。加德·埃坦趁着黑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小路上，他的跑车就停在那里。费玛则穿着一件厚重的大衣，将衣领竖着，脑袋上戴着他那顶油腻腻的破布帽，在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站上站了十来分钟，等着发生奇迹。他真想马上就去位于加沙路上茨维·克鲁泡特金和舒拉·克鲁泡特金夫妇的公寓，接受茨维向他许诺的那瓶拿破仑白兰地，将双脚跷放在取暖器旁边，跟他阐发他自己关于原本一家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在分歧上正越发加剧的理论。我们和穆斯林的争吵，相比较而言，只不过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引发的短暂的争执，不出三四十年就会被忘掉。然而，就是到了一千年之后，基督徒仍会把我们看作杀基督者，仍会把我们看作应受诅咒的老大哥。“老大哥”这个词猛然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想起母亲在半世纪以前、他才四岁时生下的那个婴儿。很明显，那个婴儿生下三周就夭折了，是死于某种先天缺陷，到底是何种缺陷费玛则一无所知：有他在旁边时，大人从不谈论这件事。他不记得那个婴儿的模样了，家人哀伤的情景他也不记得了，可他清楚地记得摆放在妈妈小床头柜上的那顶淡蓝色的针织小童帽。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妻子所有的遗物都抛了出去，那个蓝色的针织童帽也随之消失了。是巴鲁赫将其连同她所有的衣服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那个麻风病人收容所了吗?费玛对公共汽车绝望了，于是步行着向雷哈夫亚走去。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答应过尼娜要在她下班之后去她办公室接她，然后带她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电影，在想他们是不是约好了要在电影院碰头，他使劲地想着，可就是想不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连自己预约碰头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绝对不是安妮特·塔德莫都没了把握。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一时心不在焉，结果糊里糊涂地把两个女人都约了呢?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出一枚电话代用币，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没走多远就看见一盏发出黄色光亮的街灯，但街灯的光亮又被一片薄雾给遮住了。他就这样冒着刺骨的寒风往前走着，一边回想着同样喜欢寒冷、讨厌夏天的母亲。他问自己，他的好友尤里·格芬此刻在罗马正做些什么呢?他很可能正坐在某个广场上一家拥挤不堪的小餐馆里，四周围满了谈吐诙谐的男子和妖冶撩人的女人，他粗着嗓门放声大笑，四周的听众如醉如痴地听他讲自己亲身经历的空战的故事，要么就是他在远东的艳遇；像平时一样，他还会就欲望的变化无常这个话题于不经意之间下一些错误的论断；他还会字斟句酌地描述一种人们躲也躲不掉的名叫嘲弄的影子，这个影子总会跟在行为的后面，又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真实动机遮盖起来；最后，他还会用他所热衷的陈词滥调作结，从而最终为他所讲的故事，为那些情人和谎言，为他自己刚刚宣布的论断铺上一种既可认为是抚慰又可认为是调侃的面纱。
费玛渴望尤里那只粗糙的大手触摸自己后脖子时的感觉。他渴望看到他滑稽的模仿，闻到他身上的气息，感受他粗重的呼吸，听到他热情爽朗的笑声。但与此同时，他又为他的朋友几天之后就要从国外回来而感到有些遗憾，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感。他为自己和尼娜所发生的那些风流韵事感到羞耻，尽管他有些怀疑，说不定尤里早就知道了这项性福利事业，甚至还是他出于对费玛和尼娜他们俩的善意和慈爱，同时还可能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得意心情或者高高在上的嘲讽姿态而亲自发起的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每次做完后他都要求尼娜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而每次他也都会得到这样一份详细的报告呢?他俩就坐在那里，用慢镜头把电影又放了一遍，还一边放纵地笑出声来?两三天前的晚上，他让尼娜失望了，就在她家的小地毯上；今天早晨，由于安妮特的缘故，他又让她失望了，在他自己的床上。他的心猛地一缩，突然记起她用她那娇美动人的手指摩挲着他的额头，喃喃地对他说：就这样，虽然他的阴茎软塌塌的，但实际上他要比在性交的时候更能深入地插到她的身体里。这些话现在听上去似乎是那么稀罕，都近乎玄妙了；想了一想，他觉得这些话似乎在那里闪烁着宝光，于是他渴望着修复自己所破坏的一切，给她和安妮特，还有塔马、约珥和世界上的每个女人，包括那些相貌平平、没有男人想要的女人，给她们适当的肉体之爱、慈父之爱和兄长之爱，还有精神之爱。
一只看不见的狗在一个黑暗的花园里愤怒地狂吠起来。费玛吃了一惊，回答道：
“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接着，他恼怒地补了一句：
“对不起：我相信咱俩根本就没有谋过面。”
他想象着眼前这些墙壁后面，百叶窗、窗户和窗帘的后面，在冬日里的家庭生活。一个男人穿着便鞋，温暖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阅读一本有关水坝历史的书。扶手椅的椅背上放着一小杯白兰地。妻子冲完淋浴出来，裹着一件蓝色的法兰绒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肤色粉红，浑身散发香气。在小地毯上，有个小孩在默默地玩耍多米诺骨牌。在窗户的格栅上，一朵娇嫩、火红的鲜花正在花瓶里开放。待会儿他们就要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晚餐一边看家庭喜剧了。之后，他们就把孩子抱上小床，给他讲一个故事，吻他一下，以示晚安。然后，夫妻俩并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他们穿着长袜的双脚跷放在咖啡桌上，在一起咕哝着，渐渐沉默下来，可能还手拉着手。窗外会响起一辆救护车的呜咽声，之后只听得轰鸣的雷声和呼啸的风声。男人站起身，检查厨房的窗户是否关紧了。回来的时候，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两杯柠檬茶和一碟剥了皮的橙子。一盏小壁灯给他们两人投下一道红棕色的家的光亮。
黑暗中，费玛感到一阵剧痛。这些画面不但激起了他对约珥的思念，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渴望自我的感觉。好像在这些亮灯的窗户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个费玛，一个真正的费玛，体重没有超常，没有惹人讨厌，没有开始歇顶，没有穿着发黄的长内衣，而是一个勤奋、坦率的费玛，理性地生活，远离羞辱或者谎言地生活。一个沉着、审慎的费玛。尽管他早就认识到真实遥不可及，但他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渴望，渴望逃脱像细灰一般渗入他生活中每个角落甚至是罅隙的谎言。
另外一个费玛，就是那个真正的费玛，此刻正坐在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里，他的四周环绕着书橱，书橱里随处可见前几个世纪的旅行家和朝圣者所著的有关耶路撒冷的图书。他的脑袋在台灯的光影里浮动。他的左手放在他妻子的膝盖上，妻子紧挨着他，就坐在桌子的拐角，晃荡着她的两条长腿，与此同时，他们就免疫系统或者量子力学的某种新理论彼此交换看法。虽然费玛对免疫系统或量子力学都一窍不通，但在他的想象中，温暖舒适的书房里那个真正的费玛和他的妻子都是专家，要么是免疫系统领域里的专家，要么是量子力学领域里的专家，正在共同寻找某种新的构思，以减轻世界的苦难。琳，或者说就是他的妈妈，在梦中呼唤他到雅利安人那边去，她所指的就是这间书房吗?
在斯摩棱斯金街的拐角，就在沙米尔总理的官邸附近，费玛发现有个小姑娘正坐在垃圾桶旁边的一摞毯子上面。她正在进行绝食吗?她是晕过去了吗?她是被人杀死了吗?是一个来自伯利恒的伤痛欲绝的母亲将被我们杀死的她女儿的遗体放在这里了?他吃了一惊，弯腰去看那个娃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湿漉漉的装满了花园剪枝的大袋子。费玛在大袋子旁边停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主意：他就躺在这里绝食抗议。因为这样做似乎引人注目，地点又恰到好处。他抬起头，发现楼上最后一个房间在紧闭的窗帘后面透出一抹黄色的灯光。他想象着伊扎克·沙米尔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又走到窗户，双手背在身后，为一封电报在那里愁眉不展，电报就放在他前面的窗台上，但他不知道如何答复，说不定由于上了年纪他还寒肩和寒背。毕竟，他已不是年轻人了。他也参加过数年地下革命。比较好的做法说不定还是暂时抛却怨恨，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鼓舞，消除他的孤独，通宵达旦地和他交谈，推心置腹地交谈，不要心胸狭窄地争执不休，不要相互说教，不要相互谴责，而要像一个好朋友对另一个好朋友那样，缓缓地开启对方的眼睛，因为他被坏人拖下了水，参与了一项卑鄙的交易，表面上看来已经没有办法逃脱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理智的、直接的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交谈上几个小时，冷静地、抚慰地交谈上几个小时，那么，哪怕是最固执的脑袋也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假如这个陷入困境中的朋友不是缄口不言，不在谎言和修辞的壁垒后面寻求庇护，而是主动敞开心扉，谦卑地聆听你的讲话，仔细地考虑那些不是因为孤傲，而是因为偏见、僵化的思维习惯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被他排除在外的各种可能性。妥协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沙米尔先生?各方虽然都只得到了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一部分，但噩梦却从此结束了。伤口也开始愈合。另外，你自己获得了目前的职位，当初不也是一种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吗?毋庸置疑，你肯定也时不时地和你的同僚达成妥协?或者是和你的妻子?你就没有过吗?
就这样，干吗不去敲门呢?他肯定会被请进屋里，有人递上一杯热茶；他会脱下外套，向他一了百了地解释理性在规定什么、历史正指向何方。要么正好相反，他会劝说总理穿上自己的外套，和他一起趁着夜色到外面散步，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无一人的、被冷雨横扫的、时不时就有一盏裹在雾气和昏暗中的湿漉漉的街灯的街道，长时间地交谈，推心置腹地探讨。耶路撒冷，一个严厉、肃穆的城市，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但什么都没有丢，沙米尔先生。还有翻开新篇章的希望。血迹斑斑的序言已经横跨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就达成妥协，进入正题吧。让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生活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安宁吧，让他们最终展现他们一直被深埋在恐惧、怨恨、屠杀、残害和灭绝下面的天生的创造力和更新力吧。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先生?谨慎地试一下?一小步一小步地、深思熟虑地试一下?
在住宅前面岗亭里坐着的警卫将脑袋探出来，问道：
“嘿，说你呢，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吗?”
费玛答道：
“是的。我在寻找明天。”
警卫有礼貌地建议说：
“噢，那么还是请你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先生。请你挪动脚步。你不能待在这儿。”
费玛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挪动脚步。一直走。不要放弃。只要有力量将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串联在一起，能够将一种想法和另一种想法区分开来，他就要一直坚持下去。问题是，他能向哪儿挪动脚步呢?他这会儿应该在做些什么呢?他连开始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说法难道正确吗?但开始做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怎样开始呢?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镇定、理性、平淡的声音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喊他的名字：“费玛，你在哪里?”
他停下脚步，立刻热切地答道：
“哎。我在这儿。我在听着呢。”
但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发情的猫儿在湿漉漉的石墙后面叫唤着。紧接着就听到空荡荡、黑洞洞的花园里那些松树在风中发出的飒飒声，就像一块将一切都能擦得一干二净的海绵。
Sitra de-itkasia：隐藏的一边。
他缓缓地走着。圣地楼耸立在一片黑暗之中。在巴黎广场，他就那么站了好几分钟，等交通信号灯变绿，然后才拖着步子，沿乔治五世大街向市中心走去。他全然不顾那透过大衣穿刺他筋骨的寒风，也不顾脑袋上那顶水津津的旧帽子，更不顾打他身边走过的几个行人，他们的步子都很快，有几个也许还斜眼看了看他这个古怪的、蒙着头脸的人，看他迈着艰缓、疲惫的步伐，还显然忘乎所以地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同时还不停地打手势、做鬼脸。太糟糕了，早上他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如果他把安妮特·塔德莫弄怀孕了那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再次跳上一艘不定期的货船逃跑。到希腊去。到尼尼微[2]去。到阿拉斯加去。要么就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在安妮特子宫的昏暗处，在一条条湿润隧道组成的黑暗的迷宫里，他那盲目的种子此刻正在摆动着荒唐可笑的尾巴，拼命地拥挤，在温暖的液体里一路上左右摇晃，圆溜溜的、光秃秃的费玛式的脑袋，说不定还戴着一顶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湿漉漉的布帽子，没有年龄，没有大脑，没有视力，不知所以地渴望那个隐秘的温暖所在，只不过是一颗脑袋、一条尾巴，以及冲击、偎依和撞击卵壳的冲动，从各个方面都像它的父亲，它的父亲一心渴望着把自己一劳永逸地深裹在女性的黏液里，舒舒服服地蜷缩起身子，在那里进入梦乡。费玛内心充满了焦虑，但同时对自己的种子也有一种奇怪的嫉妒感。在耶舒伦犹太会堂前一盏黄色的街灯下面，他停下来瞥了瞥手表。猎户座电影院的第二场电影他还是能赶得上的。让·迦本肯定不会使他失望的。可他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安妮特呢?要么是接尼娜?要么她们俩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他呢?看来今天晚上他注定要使让·迦本失望了。当他拖着步子缓缓经过老议会大厦附近的拜特哈马洛特时，一对唧唧喳喳的少男少女从他旁边走了过来。小伙子说：
“好吧，那我们俩都让让步好了。”
女孩子说：
“现在太晚了。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费玛加快了脚步，指望着还能多听几句他们俩的谈话。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了解他们到底在谈论何种让步、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事到底是什么。他俩今天晚上也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吗?然而，小伙子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跳上路缘，挥了挥胳膊。立即就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小伙子于是弯腰就往车里钻，连瞥都没瞥他的同伴一眼。费玛立刻意识到，要不了一会儿眼前的女孩子就会被孤零零地撇在湿漉漉的街道中央了，而他已将开场白在口头准备好了，是措词谨慎又令人鼓舞的话，不会让她受惊的，是一句悲哀的、睿智的话，会让女孩子含着泪水微笑的。然而，他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女孩子喊了起来：
“回来，约阿夫。我依你了。”
小伙子甚至连车门都懒得关上就折身冲了回来，伸开双臂，将她的腰身紧紧抱住，一边还在她耳边嘀咕着什么，使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司机冲他背后甩过来一句恶狠狠的谩骂，而费玛也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就当即认定：这时候他的职责就是要给司机一个公道。于是他钻进出租车，关上车门，然后对司机说道：
“出了一些小乱子，对不起。请开往约韦勒村。”
司机是个体格粗壮的男人，一头油腻的银发，长着一双小眼睛，蓄着整齐的拉丁人的胡须。他大为光火地发起了牢骚：
“这儿都怎么了?你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喊车，然后才想起来要考虑考虑到哪里去。你们这些人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吗?”
费玛意识到，原来司机误以为他和那对少男少女是一伙的。费玛抱歉地嗫嚅着：
“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半分钟都没有定夺下来。大家在意见上有分歧。你没必要为此激动啊。”
他决意要再次引发一场政治辩论，只不过这次他不会默默地忍耐嗜血的残忍了，而要运用简洁明了的论点和无法反驳的逻辑。他打算把刚才开始对总理的讲话继续下去，就从他思路中断的地方接上去。他小心谨慎地摸索着，就像牙科医生在探察牙痛的所在，以便打探司机对占领地问题与和平问题的感受，然而司机却和蔼地打断了他：
“先生你就别说了，好吗?我嘛，我的观点只能招致别人激动。他们一开始都会听我说，但说着说着就不欢而散了。所以我老早就不和别人讨论了。你别发火。但如果让我来负责这个国家，三个月我就可以让它复苏。可是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用脑袋思考了。他们只用肚子思考。用睾丸思考。所以，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浪费我的健康呢?每次我要参与讨论，只会让人激动。简直是没治了。这里是暴民统治。比阿拉伯人还要恶劣。”
费玛说：
“如果我向你保证我不激动，也不会让你激动呢?我们总能够求同存异嘛。”
“那好，”司机说，“只不过你要记住，这是你自找的。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只要有所谓真正的和平，有保证、担保和全方位保卫措施的和平，只要有这样的和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宁愿把除西墙之外的所有占领地都给他们；如果他们要从我的屁股下拿走拉马拉和加沙，我甚至还会对他们说声‘谢谢’。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他们已把我们弄得一团糟了。噢，怎么样?我要让你心烦了吗?你打算引用《圣经》来对我发放一通屁话吗?”
费玛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等到了最后，”司机疲惫地说，“人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说不定非得要等到我们再损失数千人的性命之后。没有其他的办法，先生。阿拉伯人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会消失的，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就如同猫和老鼠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一样大。这就是真正的生活，也是公正的。《托拉》[3]上写着：如果两个顾客同时抓住一条祈祷披巾，两人都喊叫着祈祷披巾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抄起一把剪刀，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这是摩西自己做出的决定，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摩西可不是个白痴。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总比不断地把婴儿剪成两半[4]要好。刚才你说的是哪条街道来着?”
费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