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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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玛在小餐馆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等了有一刻钟，然后点了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他身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议会的一位右翼成员，议会右翼成员的旁边坐着一位身材纤细、容貌俊秀、留着胡须的青年，费玛看他像一个争取在占领地创建犹太定居点的行动主义分子。年轻人说道：
“你们也都是阉人。你们忘了自己从何处而来，又是谁把你们安置到了目前的处所。”
他们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费玛想起自己头一天晚上如何离开了尼娜家，如何在尼娜那里自取其辱，在特德的书房里又是如何自受屈辱，黑暗中在门厅里又如何使自己和约珥都感到难堪。事实上，这会儿要是能同这两个阴谋分子挑起论战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两个家伙撕成碎片。他估计安妮特·塔德莫已经改变了主意，已经另有打算，不会信守诺言了。她为什么非要信守诺言呢?她那丰满、圆润的体态，她的痛苦，她那朴素的像女学生一样的棉质连衣裙，所有这一切在他体内撩拨起一丝混合着自我嘲弄的欲望：她改变了主意也好，给你免去了又一次屈辱。
年轻的殖民者站起身，向前跨了两大步就来到费玛的桌旁。费玛吃惊地发现，年轻人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对不起，你也许就是做律师的布拉格先生吧?”
费玛考虑了一下，一时间他还真想给出肯定的回答。他对布拉格总是容易动情。
“我想我不是。”他说。
殖民者说：
“我们在约见一位我们从未见过的人。我刚才还以为就是你呢。对不起。”
“我不是，”费玛铿锵有力地宣布，好像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你们当中的成员。我觉得你们都是瘟疫。”
年轻人挂着一副纯真、甜美的笑容和一副犹太一家亲的表情。他说道：
“干吗不把诸如此类的说法留给敌人呢?是无缘无故的恨才让我们的圣殿[1]倒掉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尝试一点无缘无故的爱，这该不会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伤害。”
想到论战就产生的一种绝妙的震颤像佳酿一般流遍费玛的全身，而且他舌尖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尖锐辛辣的回答，但就在这时，他瞥见安妮特站在门厅里茫然四顾。他几乎有些失望。他迫不得已，向她挥了挥手，把殖民者放到一边。她为自己迟到了向费玛道歉。她在他对面一坐下来，他就说她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将他从真主党[2]手中解救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真主党从他的手中解救出来。接着，他向她阐明自己观点的实质。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该向她道歉，她还没来他就为自己点了东西。他问她想喝点什么。出乎他的意料，她说来一杯伏特加。然后，她向他详细地讲述她离婚的经过。此前，他们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且她认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费玛给她要了一杯伏特加，又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他还点了面包、奶酪和一块鸡蛋三明治，因为他仍然觉得饿。他还在听她讲她的经历，只不过是分神地听着，因为这时来了一个穿灰雨衣的光头男人，他在邻座坐了下来。想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布拉格先生。费玛觉得这三个家伙正在密谋分裂国家检察部，于是留神窃听他们的谈话。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但他对安妮特说，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已结婚二十六载，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岁，一天也不多。
“你真可爱。”安妮特回答说，“你身上散发着善良。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听众，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或许能够有助于我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助于我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旦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能理解的东西就越发地少了。你有这份耐心吗?”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耶里和我一言不发地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安妮特说，“靠着栏杆，俯身看下面的花园和树木，肩并肩地挨着，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抓住我，将我抛了下去。就像扔一个旧的柳条箱。”
费玛说：
“太惨了。”
接着又说：
“太恐怖了。”
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费玛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因为她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殖民者说，“保持联系。不过打电话时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妮特说，“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总有这样一些神秘的女人。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她们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坠入爱河，又像小鸟一样飞向他方。葛丽泰·嘉宝[3]，玛琳·黛德丽[4]，丽芙·乌曼[5]，各种各样的荡妇[6]。女人内心的各种秘密啊。请不要取笑我在大中午喝伏特加。毕竟，你本人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我让你感到烦吗?”
费玛唤来招待，给她又点了一杯伏特加。他自己则点了一瓶矿泉水，又要了一些面包和奶酪。三个阴谋分子起身准备离开。当他们打费玛的桌旁经过时，殖民者对费玛甜美地、圣徒般地微笑了一下，好像他能够看透费玛的心思，并宽恕了他。他说：
“再见，祝你一切如意。别忘了，等关键时刻到来时，我们大家都会在同一条船上。”
费玛在脑海中将这个时刻挪到魏玛共和国末日，将地点挪到柏林的一家小餐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殉难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7]，库尔特·图霍尔斯基[8]。猛地，他彻底取消了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因为这种比照是荒唐可笑的，差不多是歇斯底里的。他对安妮特说道：
“好好地看看他们吧。正是他们这帮家伙使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堕落。”
安妮特说：
“我可是已经堕落得不能再堕落了。”
费玛说：
“接着说下去。你刚才谈到了‘致命的女人’。”
安妮特把第二杯伏特加喝干了。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话语中也不知不觉有了一丝卖弄风情的意味。
“埃弗雷姆，你身上有个优点，那就是，我在你面前并不真正在意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还真感到不习惯呢。通常情况下，当我跟一个男人讲话时，我感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像现在这样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却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号，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只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而已。你没有生气吧?”
当她用“陌生的男子”这个说法时，费玛下意识地笑了。她注意到他在微笑，于是就像一个受到安抚后破涕为笑的孩子一般冲他露出满脸笑容。她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汉气质，我只是想说，我在和你交谈时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们不得不忍受诗人写的那么多的狗屁胡话，忍受他们的贝雅特丽齐[9]、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的瞪羚、他们的雌虎、他们的海鸥、他们的天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我告诉你，在我想来，做男人要比忍受诗人的狗屁胡话复杂一千倍。要么就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罢了。你跟我做爱，我就给你一点温存。或者只是温存的印象。既当娼又当娘吧。白天做一条小狗，夜里做一只小猫。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性交，但憎恶女人。别生气，埃弗雷姆。我只是笼统说说。肯定有例外。比如像你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好多了。”
费玛向前倾过身体，为她点着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一支香烟。他在想：在大中午光天化日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他们皮带上插着手枪，已经在那里四处逛荡了。疾病从一开始就潜伏在复国主义思想中吗?除了通过成为人渣的方式，犹太人就没办法重返历史舞台了吗?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孩子长大后都得成为暴徒吗?在重返历史舞台之前，我们不已经是人渣了吗?我们是不是非得做残害者，要么就做暴徒呢?没有第三种选择了吗?
“二十五岁的时候，”安妮特继续说道，“在我谈了两三次恋爱、堕了一次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我认识了这位年轻的矫形外科大夫。一个文静、腼腆的男人，根本不像以色列人，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向我求爱，甚至每天都给我寄一封情书，但从没试图碰我一下。一个勤奋、诚实的男人。他喜欢为我搅咖啡。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平常常、走中庸之道的人。作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大夫，他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一当班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要候诊，还要值夜班。他有一小帮知心朋友，那些朋友都很像他。他的父母是难民，像他一样有教养、识礼仪。认识不到一年，我们结婚了。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动荡。他待我就像我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费玛差点儿就打断了她：可我们都是这样；这正是我们亡国的原因。但他控制住了，什么都没有说。他只不过刻意将安妮特放在烟灰缸边上、这会儿正在阴燃的香烟头小心翼翼地给掐灭了。他将自己的三明治吃完了，可仍然觉得饿。
“我们把各自的积蓄和父母给我们的零花钱凑在一起，在吉瓦特扫罗买了一个小套住房。我们买了一套家具、一个冰箱和一个电饭锅。我们一起选购窗帘。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争执。彼此尊重，相互友好。他就是喜欢让着我，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友好是描述我们俩关系的恰当词汇：我们俩总是尽力待对方好。待对方公平。我们展开比赛，看谁做得更体贴。接着，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儿子也出生了。耶里自然是一个通情理、尽责任的父亲。始终如一。从不动摇。准确的用词应该是可靠。他乐意洗尿布，他知道怎样洗蚊帐，还从书本上学会了烹调和园艺。只要工作闲下来，他就带两个孩子到城里玩。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床上的功夫甚至也有了进步。渐渐地，他认识到我并不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偶尔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讲上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一两个让我颇为气愤的习惯。都是没什么害处的小毛病，但他就是改不掉。比方说，用一根手指敲击东西。并非像大夫那样敲击病人的胸口。倒像敲门。坐在那里读报纸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敲击椅背，一下都停不了。好像他要竭力进到房间里去。他还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在浴缸里向四处洒水，一洒就是半小时，同时还不停地敲击浴缸上的瓷砖，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密仓。他还有一个习惯：你对他说话，他总习惯性地用意第绪语Azoy[10]回答你。我对他说我发现电费单上有个错误，他就说A z o y。我们家的小姑娘对他说她的布娃娃对她生气了，他就笑着说A z o y。我干预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偶尔也听听孩子们在跟你说些什么呢?他所说的还是那句话，A z o y。他还会通过门牙牙缝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哨。也许既不是口哨，也一点不具讽刺意味，仅仅是撅起嘴唇将气流释放出来而已。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他这样做会把我逼疯的，可他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他甚至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又做这样的事了。但诸如此类的习惯毕竟都是让人心烦的小毛病；你能够学会容忍这些小毛病。毕竟还有酒鬼丈夫、懒骨头丈夫、与人通奸的畜生、性变态者和疯子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说不定也养成了某些他不喜欢的习惯，只不过他从来不说罢了。对他压根儿就无法克服的习惯，像敲击东西和吹口哨之类，我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把阳台封闭起来，又做成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买了一辆小汽车，更换了当初购买的家具。我们甚至还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双方父母都送进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耶里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努力让我开心。他对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很满意。也许只是我认为这样。然而，他仍然吹口哨，仍然敲击东西，偶尔还咕哝一句A z o y。”
费玛在想：坦克将议会大厦团团围困，空降部队占领电台，上校们发动政变——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我们只会慢慢地腐烂。一天一英寸。人们甚至注意不到灯光的熄灭。因为它们不会一下子熄灭：灯光将慢慢地变弱。要么，我们终将齐心协力，有目的地促成一次严峻的全国性危机；要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的危机时刻。他说：
“你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好像都能看得到。”
“我没有让你感到乏味?我又抽烟了，请你不要生气。说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的样子肯定很难看。我一直在哭。行行好，请你不要看着我。”
“恰恰相反。”费玛说。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