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 (第1/2页)
阿摩司·奥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费玛来了灵感，他说了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故事说的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他被征召上前线去服预备役，他同一位画家和两位大学教授被抛在阿尔诺纳区边上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军方发给他们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部野战电话，并告诉他们不能睡着了。在相邻的那座山上，一些约旦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和一顶机枪。他们从容不迫地做着这一切，就像军营里的童子军。他们准备就绪了，就趴下来，向费玛和他的伙伴们开火。“你们能猜到，”费玛问，“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吗?不，不是逃跑。也不想开火还击。不。干脆给警察局打电话，向他们告发这里有一群疯子正在朝我们射击。尽管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座山上有人。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朋友还是熟人?我诱奸过他们的老婆吗?他们到底对我有些什么了解呢?我得叫警察赶快到这里来把他们修理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国土报》上有条新闻，似乎暗示着政府立场稍稍有了一些缓和。是一种标志政府方面愿意重新思考官方路线中至少一个要素的信号。费玛从中看出对他关于小型运动理论的一种认证。因此，他将革命委员会召集到茨维卡在斯科普斯山校区[1]的讨论课教室，在早晨开一个短会。他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飞赴突尼斯的计划。和平进程这次绝不会按贝京和萨达特[2]的风格以歌剧序曲的形式开始，而是一开头就要求双方都做出一些小姿态，这样或许能渐渐打破仇恨与愤怒的障碍。或许能够触动情感缓释的第一阵震颤。是乔伊斯的涟漪，不是莎士比亚的碎浪。不是剧烈变革，而是向性运动。建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意帮助解救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要么是也门的。我们给他们的突尼斯总部写封感谢信，借此在僵局上打开一条裂口。茨维希望美国方面来施加压力，这是错误的。尤里·格芬坚持认为形势在有所改善之前必定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观点也绝对是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表明，温和的左派虽然不说，但都倾向消极坐等，指望现实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而不愿站起来干点事情。哪怕是有限的事情也好。
他突然觉得非常渴望尤里站在眼前：他宽阔的双肩，他讲的笑话，他深沉亲切的笑声，他那年轻领袖的风度，他还有个庄稼汉式的习惯，就是搂着你的双肩，朝你的肚皮就是一拳，一边说着：过来，你这个萨尔曼·拉什迪[3]，你最近都躲到哪儿去了?然后，他偷偷摸摸地擤擤鼻子，又引人注目地将鼻子挤上一挤。你上一次换衬衫是在什么时候?是参加本·古里安葬礼那时候吗?然后又是老一套：好啦，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接着干吧，就基督教各禁欲派给我们做个讲座吧。但首先请吃一片熏火腿。怎么，你在我们面前变成穆斯林了?
对尤里温暖的声音和身体的渴望使他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想把自己苍白的手指放在他朋友那长满斑点、就像石匠那样粗糙的大手上，他想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让讨论每到一个论点都弄上几个出人意料的来回。就像三周前在克鲁泡特金家一样，当舒拉谈到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时，费玛打断了她，让在座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辩论说，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宿怨只不过是一个上百年的事件，仅仅是土地之争，然而真正的危险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犹太人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尽管渴望尤里，但费玛却希望他仍然留在罗马。他拨了尼娜办公室的电话，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最后，秘书给他接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尼娜那种被香烟烧焦了的声音：是啊，费玛，但请你长话短说，我正在开会呢。他试图引诱她晚上一道出去，到猎户座电影院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影片的晚场。前两天晚上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最佳表现。你到时就能看得出来。我保证。
尼娜说：
“真是巧了，我今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过，你可以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到时我们再看情况。同时，费玛，你数数看你脚上一共穿了几只袜子。”
费玛并没有生气，而是在那里讲开了，他对她叙述他的新作要点，就是那篇关于道德的代价及背离道德的代价的文章，对她讲述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代价”一词的不同理解。尼娜打断了他的话：这会儿我们恰巧在开会，屋子里全是人，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吧。他打算问会议是不是在讨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的问题，但他想了想，还是作罢，说了声再见。他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电话，跟他讲昨天晚上他针对他的文章所写的那篇文章。他暗暗希望打一场漂亮的电话胜仗：只消四五步就把他将死。可是茨维正要去上课，他已经迟到了。费玛，我们何不改日再谈呢?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报上读到你的新福音时再说吧。
他猛然想起要给父亲打个电话，给他读一读有关印度的材料，迫使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他落下了一只袖口链扣。除非萤火虫确实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他决定最好还是放弃给巴鲁赫打电话的主意，免得他纠缠。
没有其他可以通电话的人了，费玛于是又在厨房里待了几分钟，一边拈起早餐时丢下的面包屑，以保持厨房清新的面貌，一边欣赏着熠熠生辉的新水壶。只要有一点意志力，他想，只要有一点精力，只要有一点苦干精神：掀开新篇章并非那么困难。得出这个结论后，他给约珥打电话。他希望接电话的不是特德。他把自己交给即兴灵感，灵感会把语言放到他的嘴巴里，告诉他该对她说些什么。
“这必定是心灵感应，”约珥喊了起来，“我正打算叫特迪给你打电话呢。你只比我们超前还不到半分钟。是这样，特迪和我要到飞机工业部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不知道具体要到什么时间。我们家的邻居会把迪米从学校接回来，并在剩下的时间里照看他。你能不能帮帮忙，下班后把他从她那里接回来?然后安排他上床睡觉，照看他，直到我们回家，好吗?你要留意他到时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口袋里我们家的钥匙没有丢。要是没你我们可就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特迪这会儿正在楼下喊我呢，他说他们已经过来接我们了。你真好。我走了。万分感激，我们夜里见。如果他睡不着，你可以给他服半片安定。冰箱里什么东西你喜欢就尽管吃。”
费玛喜爱“我们夜里见”这句话，好像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的许诺。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竟如此得意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开始整理床脚旁边的那一摞报纸和积满灰尘的杂志。他的目光落在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4]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上，于是便读起来，一边思考着犹太起义[5]的失败。他认为，作者用我们当今时代来做类比可谓新颖独到，如果说在某些方面还过于简单化的话。
上班途中，他看到车上有一个妇女，是从某个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正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哭泣，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就是她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在那里安慰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他那样做不是带有什么目的的。”就在这当儿，“目的”这个词，好的目的，坏的目的，不带有什么目的，似乎突然间就包含了生存的一个秘密：爱情，死亡，孤独，欲望，嫉妒，光的奇迹，森林，山脉，平原，水——这些事物里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呢?你和蜥蜴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葡萄叶和你手掌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你的生命正在烧毁的水壶、死去的蟑螂和犹太起义的教训中一天天地滴漏，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滴漏”这个词，他多年前在帕斯卡的《思想录》中偶然读到过，给费玛的印象是极其妥帖，就好像帕斯卡是作了一番精心选择，在定夺之前深入研究了他费玛的生活，如同他自己也研究那个连生身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约泽尔的生活一样。坐在零星服饰用品商店前面一个柳条凳上正在打盹儿的那个干瘪的塞法尔迪[6]，他对帕斯卡的赌可能有什么想法呢?根据作者的观点，在这种赌中，赌者不可能输。只有赢家的赌能名副其实地称为赌吗?顺便问一句，这位大人是否愿意解释一下广岛或者奥斯威辛呢?要么解释一下那个阿拉伯小孩的死亡?要么解释一下以撒燔祭[7]和以实玛利燔祭[8]?要么解释一下托洛茨基的命运?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大人缄默不语了。这位大人不说话。这位大人在打盹儿。这位大人在微笑。这位大人在窃喜。阿门。这样想着的时候，费玛坐过了站，他不得不在下一站下车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司机表示感谢，同司机告别。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
到了诊所，他发现只有塔马·格林威治一个人。两位大夫到税务所解决什么问题去了，不到四点左右不会回来。“昨天，也就是你没来上班的一天，”塔马说，“真是把人忙得焦头烂额。可今天整个儿就清静了下来。除了接电话之外，无事可做。我们都可以来一场狂欢了。只不过你的衬衫纽扣扣错了。你缺了一颗纽扣。告诉我，费玛，东欧有一条河，由三个字母组成，开头的字母是B，你能想得到是哪条河流吗?”
她坐在服务台旁边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正埋头钻研一本纵横字谜杂志。她有一副像老军事长那样宽阔坚实的肩膀，身材矮胖，一张脸显得善良又率真，丝绸般的秀发柔软而有光泽。她裸露在外的每块皮肤都布满了雀斑。被衣服遮盖的其他部位大概也同样布满了雀斑。由于非同寻常的染色原因，她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种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的开心，相反，他感到疑惑，甚至感到有某种恐惧。他自己也有可能一生下来就长着一只父亲的耳朵和一只母亲的耳朵。他有可能从进化的深渊里被遗传上了蜥蜴的尾巴或者蟑螂的触角。卡夫卡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格雷高尔·萨姆沙，他有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9]，这个故事在费玛看来似乎既不是寓言，也不是讽喻，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塔马不了解这个故事，但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卡夫卡是一个贫苦的南斯拉夫人，在反抗官僚的战斗中被杀害了。费玛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把卡夫卡的方方面面和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都给她说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已经吊起了她的胃口时，便趁势把《变形记》的故事梗概也对她叙述了一番。他告诉她，这部小说的希伯来文译本的书名翻译得不准确，但他没能解释清楚错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什么。
塔马紧盯着她的纵横字谜，头也不抬地说：
“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他是想说那个做父亲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杀人犯?或许他是想开玩笑，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我本人就处在与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的环境里。还没有哪一天他不开我的玩笑。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羞辱我的机会。事实上，昨天，你没有来这儿上班，他却压根儿没有侮辱我。他还算是把我当人来对待。他甚至还送了我一粒润喉糖。你能想得出一种由七个字母组成、结尾字母是L的鸟吗?”
费玛悄悄地给自己找到的一只橙子削皮：他很小心，没有割破手指，只不过把那只橙子弄得不堪入目。他递了几瓣给塔马，回答说：
“也许他昨天感觉不舒服，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你难道也得拿这个开玩笑吗?你难道看不出这让人有多么痛苦吗?你为什么不就这事和他谈谈呢?你就不能问问他为什么总对我那么残酷吗?”
“一定是seagull（海鸥）。”费玛说，“可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和那个怪物搅和到一起了呢?他憎恨人类，尤其憎恨女人。”
塔马说：
“你务必要理解，费玛，这事由不着我。”
“脱身好了。”费玛说，“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爱的呢?要么，也许你爱的并非是他这个人，而是爱你自己的这份单相思?”
“你在卖弄大道理。”塔马说，“当你尽力表现得聪明的时候，你恰恰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费玛。”
“对，一个白痴。”费玛说，他的嘴唇上绽开一丝腼腆的笑意，“我知道。不过，我想我已经为你找到了答案。Bug。”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塔马说，“你为什么就不安静一会儿，让我把这个纵横字谜做完呢?”
“Bug，亲爱的。由三个字母组成的东欧的那条河流。顺便提一下，从历史的观点来说，Bug河是……”
“打住，费玛。我难得说两句有关我自己的话，你为什么非得要改变话题，要从历史的观点来说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倾听别人那么一会儿呢?我压根儿就插不上一句话。和别人谈话也总是这样。”
费玛向她道歉。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她的。他要为她沏一杯茶，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他就闭紧嘴巴，同蛤蜊一样。他要帮她做纵横字谜，再不卖弄大道理了。
可等他们一起坐下来喝饮料时，费玛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开始向塔马概述自己的和平计划。今天夜里，就在今天夜里，他要召开内阁会议，他要狠狠心肠，向部长们描述一下为了拯救国家他们必须立即施行的外科手术。说到“外科手术”时，他的脑海中突然清晰地现出了加德·埃坦脸上像普鲁士人那样的傲慢表情。也许这是因为埃坦大夫不仅仅是个出色的妇科大夫，而且也是该诊所的麻醉师。一旦需要，他就可以给他自己的病人和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病人实施麻醉。
塔马说：
“我的不幸，费玛，就在于我一刻都不能停止对他的爱。即使在他那里我连百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我也很早就知道他是个残酷的人、他讨厌我。我该怎么办呢?好多年了，我一直感到在他残酷的背后躲藏着一个受伤的小男孩，一个并不憎恨女人的孤独的小男孩，他害怕她们，他害怕第二次打击来临时自己承受不了。也许这只是一种粗鄙的揣测。要么，他依然爱他那位离他而去的妻子?也许他正在等着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之所以那么恶毒，也许是因为他肚子里吞满了泪水。要么，你觉得我是爱情影片看得太多了?当他折磨我时，我常常感到他其实是在向我呼喊，就像迷失的小男孩那样。试着和你自己的感情辩论辩论吧。这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名字，由十一个字母组成，第三个字母是E，第八个字母还是E，是哪一个国家?”
费玛的两只眼睛透过敞开的门搜寻着疗养室，搜寻着接待区和服务台，好像他此刻正在为她的问题寻找答案。一台空调。一张德加画作的复制品和一张莫迪里阿尼画作的复制品。水基沙砾中种着两棵朴实无华的植物。一支白色的荧光灯管。铺满整个地板的淡绿色地毯。一只标有罗马数字的挂钟。一部电话。一个既挂外套又挂雨伞的架子。一只装满杂志的篮子。桌子上散落的几本杂志。一本蓝色的小册子：“骨质疏松——骨骼的加速变质：为妇女而写的手册。哪些妇女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呢?高危人群：体重偏低的妇女。骨骼纤细的妇女。卵巢被切除了的妇女。接受过放疗因而不再产生雌性激素的妇女。从未妊娠过的妇女。有骨质疏松家庭病史的妇女。吃低钙食物的妇女。吸烟的妇女。缺乏体育锻炼的妇女，或者是酒精摄入过量的妇女，或者是患甲亢的妇女。”
他凝视着眼前桌上的另一份介绍性的小册子，这回是一本紫色的小册子。“我的小秘密……绝经期：荷尔蒙替补疗法。什么是绝经期?什么是雌性激素?雌性激素是如何产生的?绝经期开始阶段有什么显著表征?雌性激素减少会引发哪些变化?雌性激素和黄体酮的对照曲线图。什么是潮热?潮热什么时候到来?雌性激素、高血脂和心脏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生命的这一阶段，是否有可能增强你对肌体所发生变化的感情承受能力?”
费玛看了这些大标题就觉得行了。同情的泪像决堤的洪水突然从他的双眼倾泻而出，不过并不是为哪个具体的妇女，比如尼娜、约珥、安妮特，或者塔马，而是为所有的妇女。人类的两性分割让他觉得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和一种无法修补的不公。他感到自己也参与了不公，所以，他也要负部分责任，因为有时他也意外地从其后果中捞到好处。接着，他对小册子上的标点符号斟酌了一会儿，想着怎样才能改得好些。将这些小册子愚蠢地放在这儿的人，不管是谁，就是忘了男人有时也会来诊所，包括有宗教信仰的男人：什么不育症啦，等等。诸如此类的小册子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尴尬的。妇女坐在那里候诊，一边看男人读这种文字，也同样会觉得尴尬的。接着，他想起把小册子散放在这里的人正是自己：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看过这些小册子。另外，尽管冒着招致尴尬和失策的危险，墙上和架子上还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照片、装饰品和纪念品，感激的病人在上面写着感谢词。所有赠品上的签名都是病人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要么就是名字加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比如那只黄铜做的碟子就是卡梅拉·L赠送的。“永远感激献身医学、手到病除的全体医护工作者。”费玛没有忘记这个卡梅拉，因为有一天他听说她自杀了。尽管在他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个异乎寻常地勇敢、开朗的人。耶路撒冷市市长应该禁止“永远”这个词，至少在耶路撒冷市区范围之内。
他开始在脑海中梳理非洲地图，从北到南，从埃及到纳米比亚，接着又从东到西，从马达加斯加到毛里塔尼亚，就为了寻找那个正耽搁塔马做纵横字谜的国家。在梳理非洲地图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加德·埃坦，那个狂傲的像猫一样的北欧海盗，在非洲丛林和沙漠中孤苦伶仃地游荡着的一个凄惨的、没人疼爱的孩子。他就是找不到答案。他问自己，我们的后来人，百年之后将居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约泽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那些人是不是也做纵横字谜呢?那些人也会遭受单相思的羞辱吗?那些人也会扣错衬衫上的纽扣吗?那些人最终也要终止分泌雌性激素吗?百年之后，被遗弃的孩子要继续孤苦伶仃地在赤道周围游荡吗?费玛能够感到悲哀正牢牢地揪着他。悲哀中，他想俯身拥抱塔马。将她宽阔的脸庞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摩挲她的秀发，她的头发在脑后收成一个光洁的髻，就像上一代人当中的拓荒者的发型一样。如果他提议她此时此地和他睡觉，就在疗养室的长沙发上，她无疑要惊恐不已，脸色通红，既而煞白，但最终她是不会拒绝的。毕竟，至少四点以前是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他能够让她体验到她平生从未享受过的快感，让她大笑，让她哀求，让她呜咽，让她喃喃地说出自己的要求，让她发出吃惊的低吟，让她发出这样的声音，在他体内也激发出他所知道的最最甜蜜的快感：利他主义的快乐。那么，如果她不漂亮怎么办呢?漂亮的女人只会让他自惭形秽、卑躬屈膝。只有那些没人要的、被人抛弃的才能够在他的体内激起他那慷慨的火花，而这种火花总要点燃起他的欲火。但是，如果她没有保护措施怎么办呢?要是她不在别的地方，却偏偏在这里，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怀孕了，那又怎么办呢?
他没有给她爱，而是给了她一只橙子，只不过他事先并没有检查一下，以便确认在他桌子下面的抽屉里有一只橙子。他补了一句，说她那件浅蓝色裙子把她的身材衬得很漂亮，她应当经常穿它。还有，他认为她的头发很美丽。这句话把她吓了一大跳。
塔马说：
“住嘴，费玛。这样说话不好玩。”
费玛说：
“我想这就像一条鱼：它第一次被人从水里捞出来时，才会意识到它需要活在水里。别放在心上。我只想告诉你我刚才并不是在开玩笑。关于你这件浅蓝色裙子和你的头发，我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想的。”
“你自己也特别可爱。”塔马怯生生地说道，“你知识非常渊博，你还是个诗人，诸如此类的。一个好人。可问题在于，你还是个孩子。你太幼稚了，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时候我都想在早晨过来一下，由我亲自给你刮胡子，免得你把自己给刮破了，把你的脸颊和下巴给刮破了。瞧，你今天又把自己给刮破了。你压根儿就是个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