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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和馆藏抄本
英格兰：
Public Record Office（下文简称 P. R. O.）的藏品中既包括已由 Bruce、Laughton 和 Corbett（见下文）公开出版的文书原件，也有涉及本土防务但尚未公布的其他文献。
British Museum（B. M.）。除了 Yelverton MSS.和其他 1945 年以后获得的藏品，一些旧的馆藏仍然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参见下文各章附注。）
除了两封有关玛丽·斯图亚特之死和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事件的“时事通讯”外，牛津的 Bodleian Library（Bod.）还藏有一份尚未公布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若干事项评论》，作者是 James P. R. Lyell，并附有西班牙文书的大量抄本，其中一些来自平时难以见到的私人收藏。就我所能检视的范围来看，这些抄本的真实性足以得到肯定。哈佛大学藏有一份 Lyell 的《评论》的打印副本。
西班牙：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Sim.），不但包括许多与无敌舰队一役中海陆两军直接相关的信息的文件——多数已经公布——还囊括了大量这些年间的外交和行政方面的文书，尤其是 Alexander Farnese 和 Bernardino de Mendoza 与他人往来的书信，还尚未全部公布，没怎么被使用过。在马德里的主要馆藏中，我倒是没能进一步发现任何与无敌舰队一役有关但未曾公布的重要文件。
法国：
巴黎的三处主要公共馆藏均颇有裨益。Archives Nationales（Arch. Nat.）有 Mendoza 通信的微缩胶卷，还有种类纷繁的各色文件，内容涉及神圣同盟和三亨利之战。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ff. Et.）藏有来自伦敦、罗马和海牙的报告。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Bib. Nat. Mss.）所藏的抄本中，Longlée 寄自西班牙的急件已经充分披露，此外我先是发现了由 Bellièvre 和 Châteauneuf 寄自英格兰、由 Pisany 寄自罗马的信函，它们对 Aff. Et.的馆藏构成了补充，继而又找到了一大捆与吉斯和街垒日相关的文书。遗憾的是，我无法查看 Châteauneuf 的其他文件，它们现在藏于私人之手。
尼德兰：
海牙的 Rijksarchief 藏有收集自阿姆斯特丹和泽兰海军部的丰富文件，各省档案馆的藏品中也有可作额外补充的材料，数量之多已经超出了我所能使用的范围。
意大利：
在所有主要国立档案馆中均能发现相关史料。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文件大多与地中海的防务、征兵和物资供应等主题相关，但必定没有超出本书触及的范围。Archivio di Stato di Venezia（Ven.）的馆藏中涉及政治观察方面的文献数量丰赡。由于绝非自愿地向无敌舰队借出了一艘盖伦帆船，托斯卡纳大公一直对战役的进展抱有强烈的兴趣，其后继者同样怀有不亚于大公本人的兴趣。围绕西班牙的海军事务，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Flor.）的馆藏中有品类多样的报告和叙述性文书，其中大多数从未有人使用过。
Vatican Archives（Vat.）反倒是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地。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教皇 Sixtus V 掌握的报告采自欧洲的各个角落，在种类的丰富和内容的翔实方面也许都要更胜一筹。对于同为辕下之马的西班牙国王，教皇始终在用殊为锐利的眼神打量这位伙伴在英格兰计划上的处境。既然关于这个题目的全部有用文件都囊括在Lettere delle Nunziature之中，我便在引用时仅仅注明了各节或各卷的编号，如Spagna, 34。
已出版文献
与这项研究有关并且业已完整出版的外交书信集包括Dèpèches diplomatiques de M. De Longlèe, Rèsident de France en Espagne（1582-1590）, ed. A. Mousset（1912）; Nè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 ed. G. Canestrini and A. Desjardins, Vol. IV（1872）;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avec l’Ecosse, ed. A. Teulet, Vols. IV and V（1862），最后这一本经过了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筛选。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XXI（4 parts）and XXII 给出了完整而可资利用的材料摘要，多数内容只是经过轻微的缩写，涉及的对象则涵盖了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范围相关的所有文件。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从威尼斯的存世档案中精妙地撷取了相关的历史文件，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Elizabeth, Vol. IV（1899）同样对 Simancas 总档案馆的文件进行了相似的处理，唯独在可靠性上略有欠缺。
就已出版的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海军文献来看，在英格兰方面，目光敏锐的 J. K. Laughton 带来了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Navy Records Society, 1895）；J. S. Corbett 有The Spanish War, 1585-1587（Navy Records Society, 1898）存世；在西班牙方面，C. Fernández Duro 著有La Armada Invencible, 2 vols.（Madrid, 1885, 下文简称 F. D.），E. Herrera Oria 也有同名著作La Armada Invencible（Valladolid, 1929, 下文简称 H. O.）。在 Vol. IV of The Naval Miscellany（Navy Records Society, 1952）中，G. P. B. Naish 从位于格林威治的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中辑录出一部有关西班牙一方的小型文献集，又从 British Museum 中的 MS.中将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资料翻译了过来，无论对于西班牙抑或英国的已出版文献，这些都是有益的补阙之功。Duke of Maura 已将 Medina Sidonia 公爵家族档案中迄今未获使用的文件公开付梓，并附有相关说明，这为后人研究 Medina Sidonia 与 Philip II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见 Gabriel Maura Gamazo, duque de Maura, El designio de Felipe II（Madrid, 1957）。
至于本国的防务以及无敌舰队一役在国内激起的反响，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II（1581-1590）对于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指导意见，另外 Dasent 的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和 H. MSS. C. Salisbury MSS, Vol. III（1899）也都在这方面多有助益。
同时代的叙述
我看过七八十种同时代人的作品，包括小册子、单面印刷的报纸等不同种类，内容都与无敌舰队直接相关，印刷时间则在 1587 年至 1590 年之间。这已经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主题下的原始文献目录都要更加数量庞杂了，但是我毫不怀疑，只要继续寻找，一定还会有新的文献出现。当然，有的材料只是重印或翻译，但是大多数仍然包含了足以自立的相异性。其中的一些是用早先的两份乃至更多的小册子中的要点拼凑而成。另一些纯属异想天开。还有一些全然是宣传的产物。可是尽管 16 世纪的这类新闻报道的水准并不比自那以后的总体状况更高，这些小册子对我而言却并不像在 Julian Corbett 先生眼中那样大可视而不见。有时候它们携带的信息细节还可以在其他报告和战士的叙述中出现，有时候它们又详述和解释了这些报告的内容，或者从迥异的角度反映了同一起事件的不同面貌。至少这些小册子告诉了我们在时人的脑海中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又或者某位大人物想要让时人认为什么事正在发生。我很高兴用到这些材料，只要它们看上去确实重要，我便会在需要的时候一一加以援引。
本着同样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发现新的材料，我都会加以利用，这里面既有以上提及的单面印刷的报纸、时事通讯和政治小册子，又有同时代编年史家和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 William Camden 的Annales...regnante Elizabetha, ed. Hearne, 3 vols.（1717）; L. Cabrera de Córdoba 的Felipe II, Rey de España（1877）; A. de Herrera 的Historia general（1602）; B. Porreño 的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Felipe segundo（Cuenca, 1628）; E. Van Meteren 的Histoire des Pays Bas（La Haye, 1618）; C. Coloma 的Las guerras de los Estados Baxos（1625）; F. Strada 的De bello Belgico（1647）; J. A. de Thou 的Histoire Universelle（Basle, 1742）。
当代权威著作
Julian Corbett 先生在Drake and the Tudor Navy（1899）第二卷中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描写依旧堪称海军史上的经典，尽管读者在领会书中的许多篇幅时必须持有严肃的保留态度。Corbett 有些过度依赖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B.M. Reg. 14, A, xi，用意大利语写成；另有一个译本近来被 G. P. B. Naish 辑录在The Naval Miscellany, IV 之中），还倾向于把阐释时遭遇的一切繁难全都诉诸一种假设，那就是 Drake 在每一次出战时都必然有出色的表现、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仿佛他是霍拉肖·纳尔逊和马汉的合体似的。J. A. Williamson 在The Age of Drake（New York, 1938）涉及无敌舰队的章节里提出了有助于平衡 Corbett 的正确意见，在那之后，Michael Lewis 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XXVIII（1942）, XXIX（1943）上的“Armada Guns”一文就双方舰队的战术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这场英西海战的第一个阶段，我所见到的最新研究首先来自 D. W. Waters，他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XXXV（1949）上的“The Elizabethan Navy and the Armada Campaign”一文很好地利用了潮汐的效用来阐释相关问题，此外提出创见的还有 A. L. Rowse 的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London, 1955）和 Thomas Woodrooffe 的The Enterprise of England（London, 1958）。
一般而言，接下来的各章注释并未专门提及某些杰作，诸如 G. B. Black 的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以及 A. L. Rowse 有关伊丽莎白的相关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未能从中获益，我只是假定任何需要查考注释的读者都已经对二人的成果谙熟于心，因此没有必要以罗列文献的形式来展示这些已经在历史学公共领域内证实过自身价值的名著。
饶是如此，另一些惠及本书的著作因其影响的无处不在和历久弥坚，不能不专门在此谨申谢忱。所有研习都铎时期海军历史的学生都会从 J. A. Williamson 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关于约翰·霍金斯生涯的系列研究，这在Hawkins of Plymouth（New York, 1949）一书中臻于顶峰，这部著作对于本书的帮助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无与伦比。
与之相似，我还多次求教于 Conyers Read 的Mr. Secretary Walsingham, 3 vols.（Cambridge, Mass., 1925），并且一再从中获得启发和裨益。遗憾的是，他关于 Cecil 的第二卷传记没能及时出现，我也由此错过了从中汲取营养的机会。
在关于 Parma 领导的尼德兰战役这一研究领域，Leon van der Essen 的Alexandre Farnese, 5 vols.（Brussels, 1937）可谓超越了前人之功，虽然我没有盲目照搬书中的内容，但每次与之偏离，我的心中总会难免生出一丝不安。
我对于 Philip II 的御笔书信和国事诏书的研究始于吾师 R. B. Merriman 的指导，当时他还在致力于完成Philip the Prudent（New York, 1934）一书。我认为这位君主具有复杂性格的观点，即使不是全然来自于我的导师，也必然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是他已告出版的作品，还是他与我在超过 20 年间的通信和对话，均对我深有启发。
与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习都铎王朝历史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我对 Elizabeth I 以及她的性格、统治手腕和政策的看法，深刻地受到了 John Neale 先生的濡染，他的女王传记、有关 Elizabeth 一朝议会的皇皇三卷本大作，以及他对于 Elizabeth 时期财政、外交的专项研究，乃至他给予我的个人建议，均以相似的方式启发了我的思考。且借此处一并敬表的谢意代替理应出现在各章节中的叨谢，虽然下文中每一次提及女王之名，实则都不啻为一次专门的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