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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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名叫艾伦·波斯特，其人和医药行业扯不上半点儿关系，是个公务员，搞国际关系的，在一个与联合国沾点边的机构里做事。他和迈克尔·布朗医生邂逅于洛杉矶的机场大厅，当时他俩的航班因大雾延迟。他们一起下棋，喝酒，互相邀请到家中做客。前一周，他们在古奇大街不期而遇，一块儿吃了午饭。迈克尔邀请艾伦周日到家共进午餐。要是没停电，布朗一家就会准备传统的周日午餐。倒不是为了家人，传统的那一套早已被他们弃之如敝履了。做传统大餐是为了款待客人：他们一家子常开玩笑说，他们家请外国朋友吃饭，拿手好戏就是上传统菜肴，就像农民离开旅游行业就没戏唱了一样。不过，今天是艾琳掌勺，蒂姆打下手，这会儿他俩不知跑到哪儿去野了。艾琳煮了个土耳其黄瓜汤，是凉菜；用火烤了些羊肉串；做了一份杏肉刨冰——冰箱的电是用煤气发的。他们喝了不少桑格利亚汽酒，配方是二儿子去年在西班牙时向人讨教的。

迈克尔和艾伦·波斯特落座之后，继续谈论先前的话题。吃午饭的时候，他俩就聊得热火朝天，吃完饭到楼上的书房，也未中断。她往漂亮的塑料杯里倒好咖啡，自从隔壁邻居家的狗追逐另一只狗，窜进她家将家里一整盘最好的瓷器撞碎之后，在花园里她就只用现在这套杯子了。她给两位男士递过咖啡和巧克力薄饼，然后堆着笑容，像个哨兵，专注地看着他们，因为这样，她可以不动声色地想自己的心事。其实，她在想丈夫。

每次看到丈夫这样，跟同事，特别是外国同行谈天说地的时候，她就觉得他已经离她远去了。她有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她丈夫说话做事八面玲珑，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跟艾伦·波斯特在一起的时候，四周仿佛笼罩着一团密密匝匝的气息，他开始膨胀，好像意欲展翅腾飞而去……去年和他一起在美国的时候，她就感觉到他的膨胀，他的扩张。她总觉得，这个男子与她结婚这么多年，身上一直深藏着一种潜能，只是这种潜能永远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找到成长空间：她的这一感受，夫妻俩自然谈论过。她也曾隐隐希望：他会说有时她也给他同样的感受，他却没有。这时，她想起今年有四个月的时光，他的妻子将不在身边，只有女儿偶伴左右：那种恰如其分的笑容，那种嘲讽的、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又浮现在她脸上。她知道自己这么笑了；正如他们所说，她是“蓄意”笑成那样，或表达那种意味的。如果场合恰当——比如回答年轻女子（不是她的同龄人，不是玛丽·费切丽）的问题——她可能会斜靠着椅子，垂下嘲讽的双眼，说上两句：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都爱小题大做——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在真正的婚姻中，一点儿都不重要！伴随扬扬得意姿态的就是她这种嘲讽的笑容，这她清楚；还有一份释然，因为成功摆脱了陷阱、险境……坐在夏意浓浓的树下，手拿咖啡壶，对两个男子暗示，咖啡还多着呢，笑容满面。她听见自己的心里话：我说的是多么可怕的谎言啊！可恶！干吗要这么做？明明这里有个什么东西，我都不愿意让自己正眼瞧一下。和玛丽在一起的时候，有几次我都快逮住它了，但和别人在一块儿，就没辙了。现在，她看着它，想抓住它，不要再装模作样、胡编乱造了——不要再从衣架上取下一模一样的旧衣裳了……她听着男人们聊天，现在是一本正经地旁听：话题好像和她有关，好像已经聊了好几分钟，只是之前她没有听罢了。

艾伦·波斯特的伦敦会议遇到了麻烦，或应该说，是会议组委会遇到了麻烦：一个名曰“国际食品”的组织要召开一个会议，探讨人类吃的东西，或者不吃的东西。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流感，有人臀部摔裂，还有一名里斯本成员猝死——等到与会代表已经围着桌子坐好，准备商讨具体事项的时候，才发觉没有翻译。如今这年头，要找个流利的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翻译，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想找个英语和葡萄牙语都说得溜的翻译，而且受过足够的训练，能够应付这份高强度的工作，就别提多费劲了。葡萄牙语翻译不可或缺，因为该会议中有一个小组讨论的议题是咖啡，而全球咖啡主要生产国巴西又是说葡萄牙语的。大会只好延期，等到聘齐了葡萄牙语翻译再召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物色到了两位翻译，但仍空缺两名。艾伦·波斯特和迈克尔一起瞧向凯特，等她开口说，她乐意成为第三个翻译。三年前，凯特帮一个打字水平极臭的朋友，敲打了一整部关于咖啡种植和销售的科普读物。因为这本书，她对这个物品相当熟悉。再者，她的语言能力一向很强。她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都很不错，葡萄牙语就更不在话下，原因之一就是她是葡萄牙人。她天资聪颖，很早就读完了高中，本打算三年后再上大学——结果没去上，而是转念嫁与迈克尔为妻了。她和爷爷在莫桑比克首都洛伦索－马贵斯[1]住了一年，她爷爷是个学者。在那里，她只说葡萄牙语。她父亲约翰·费里拉，是个英国化了的葡萄牙人，在牛津教葡萄牙文学。能生为他的女儿，她感激万分，因为她心知肚明，这样的家庭背景，就是一大笔财富。是她爷爷领她迈进了葡萄牙语门槛，她才能陶醉于葡萄牙文学和诗歌当中，沉浸于“这种语言的精神深处”。

在这个印度洋之滨的城市里生活了一整年，专门给她玩乐的一年，她有什么收获？爷爷是个旧式家长，对家中女子非常严格。凯特从未想过，要和自己深爱的老人作对；再说，犯得着吗？——她在这里不过就住短短一年而已。在那一年里，她从未和男子单独相处过，被呵护着从未经历任何不快，不管是文学里还是生活中；也领略到了不无快乐的异国情调（很短暂），其中所有元素都那么陌生，她只得逐个体会。她备受关爱却不被信任，是家中宝贝却不被看重。耳边充斥着崇拜者的奉承话语，令她晕乎乎的——但她知道，她，一个女孩，在爷爷的生命里只占据着极小的分量（这个分量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和他妻子一样，还有他女儿。她那时就这副模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像朵山茶花，雪白的肌肤，浓密的深红色头发，一袭白色绣花亚麻裙子，粉颈香肩半裸，坐在游廊的摇椅里。纤足着地，慢慢地前后摇晃着椅子。她知道自己的玉足非常性感，惹得身边的小伙子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浮想联翩。她手执绣花绢扇，用老保姆教她的方法，手腕轻转，扇着风儿。小伙子们，以她为中心围成半圈，坐在草地的椅子上，向她大献殷勤。这些小伙子都是征得爷爷的同意，才能在这里陪她聊天。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儿了。在洛伦索－马贵斯，她名声在外，风光无限：一来她毕竟是英国人，再怎么乖巧，都会超出爷爷许可的范围；二来是因为她那头红色短发和褐色双眸，这种模样的姑娘在那个举目皆是黑发深眸的国家，难得一见。另外，在这块殖民地上，爷爷对她过分严格，很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她常常故意举止轻佻，言语放肆。

回英国时，她回首望着这个水雾迷蒙的地方，满腹欲语还休的心思，其中一个就是，她非常渴望成为奶奶那样的女子——除非爷爷记错了——奶奶根本不想离开葡萄牙，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是个漂亮女子，人人都这么说；是个出色的母亲，能煮一手好菜，人非常好，又和蔼善良，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噢，对了，不管奶奶多么优秀，可以预见，赞美之辞带给凯特的却是负面影响。凯特从东非这个说葡萄牙语的国家回来后，一心一意就想上大学，读罗曼斯语和文学。她还真的被牛津大学录取为住校生。后来她遇见了迈克尔。迈克尔经历了十年的战争和专业集训，事业才刚刚起步。她搬进迈克尔的住所，两人欢欢喜喜地开始了被他们称为“第一阶段”的生活。

要是没有结婚，她会成为自己领域的什么特殊人才吗？没准儿当上了讲师？女子当教授的好像不多。不过，这些念头不常出现：她没觉得孩子让人讨厌。再说，丈夫好像并不要她守在家里，会同她分享乐趣，乐意她和别人交往。她常帮丈夫或丈夫的同事翻译资料，还曾译过一部葡萄牙语小说呢，虽然没挣几个钱，但为她赢得了不少称赞。她同世界上各色人等都打过交道，特别是孩子们长大成年后，常在家中招呼四方好友。

要是她没有结婚——不过，上帝呀，要是没有结婚，她会疯的，恨自己学什么罗曼斯语，读什么文学……迈克尔和艾伦·波斯特喝着咖啡，等她表态。她只感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这一发现更令她不知所措了。害怕是愚蠢的，可笑的。怕什么？这一点对谁都不好说，连迈克尔都不行——每次接到活儿的时候，都是些简单的活儿，她完全能够应付，显然只要几天工夫就能完成，她都觉得自己像个被长期囚禁的犯人，心想着从明早开始就得面对自由了。

“可我觉得干不了，”她说，“蒂姆这一整个夏天都在家里进进出出呢。”

她看见丈夫抿紧了嘴角：他俩常为蒂姆争吵，但没有一次争出个结果来。迈克尔认为，自己这个小儿子，太娇宠了。而她呢，虽然承认他说得可能很在理，却对他说的“把他扔出去就结了”的方法不以为然。怎么才能“把他扔出去”呢？往哪儿扔呢？孩子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他整天绷着个脸，爱说狠话，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可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凯特以为，她替蒂姆说话，是因为丈夫对他有失公允：她意识到，一谈到这个话题，两人都容易动情绪，所以没法就事论事；对这件事儿，她有她的态度，会竭力维护，家里家外，没有分别。

“会议不会太长的——你刚才说要开多久呀？”迈克尔问艾伦。

此时，艾伦已经看出，这对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他回答：“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他眼睛没看夫妻俩，而是转头望着房子。一个男孩从里面走出，向他们走来。

“蒂姆过来了。”凯特说，言下之意：当着孩子们的面别提这事儿。

蒂姆走到树下，他的模样显然要比从远处瞧上去大。远看，他单薄消瘦，步子轻盈。他绷着脸，盯着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改主意了。弗金森兄弟邀我去挪威登山来着。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去。”

“不会，当然不会，孩子。”凯特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去啦。”这个夏天蒂姆能够找到乐子，没有被抛弃一旁，她很高兴，就像自己要去挪威似的。不过，那孩子先瞧了一眼父亲，做父亲的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他正儿八经地冲着客人笑了笑，眨眼间就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但他回头看母亲的时候又成了那个阴郁小子。他对母亲说：“那么说定了，我现在就去打包，晚上出发。”说完，他逃命似的撒腿奔向房子。

她冲着儿子的背影喊道：“蒂姆，走之前能不能再生个火烧壶水，我要热水洗碗哪。”蒂姆要么没听见，要么就是不乐意做。

“那你什么时候开工呢，凯特？”艾伦问，“什么时候？明天？干吧，啊？”

凯特没有吱声，笑了笑算是答应下来了。她知道自己可能放声大哭。她觉得，好像身下的支柱全被抽走了一样。她觉得——用她常用的比喻，她的确是在生长，在自己的思想里，现在已经长了一段时间——好像突如其来，从未来之所刮来一阵刺骨寒风，冲她直面吹来。

她说：“行啊，当然啦。先让我把碗刷干净总成吧？”

男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她也笑了。艾伦又说：“要是有人替你刷碗，你是不是可以打通电话？”

他给了她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陪她一起进屋。他态度正经，却不失温情，仿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唾手可得，几乎不用牵扯任何私人感情：她知道，这就是她即将进入的氛围。他的表现既轻松又能给人以帮助；他守在她身边，看她打电话，说出得体的话语——这样说话，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因为组委会的人爱打官腔。她打完电话后，艾伦亲了亲她的双颊，搂着她，领她往草坪上的那棵大树走去。艾伦相貌英俊，和他俩——迈克尔和她——年龄相仿，是个爱家的男子，家有妻子和几个小孩子或者大孩子。这个男子收入可观，这辈子就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开会，同来自好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讨论食品。她很喜欢他，心想，呼吸着这种轻松而不带私情的空气，毕竟能让她暂时缓口气，搁一搁心中的石头。这个男人的一切，她都真心实意地喜欢，包括他的穿着，他说话的模样：最近，她一直看不惯丈夫的穿衣风格和他理的那个头发。算了，别想这些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她之所以觉得自己好像坠落空中，是因为要是蒂姆不在这里了，这栋房子就完全可以关门上锁了。

他俩回到树下。炎热的周日下午开始渐渐趋近夜晚，男人们聊起了一宗伊朗的医疗事故。

关于房子要不要出租，他俩也谈了几句。

过去，夫妻俩就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厉害，各有各的理由，谁也不让谁，会争上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

这时她发话了：“我说，咱们以前不是都没出租吗，对不对？”

“那有什么，”迈克尔应道，“来这儿旅游的人家会租的，就算咱们把东西留在橱子里，他们都乐意租。”

“要是孩子们路过伦敦，往哪儿落脚呢？”

“可以暂住别人家嘛，也到时候了吧。”

“可我就是觉得……”

“明早我来给中介打电话。”迈克尔·布朗医生说，故意让凯特难堪，因为他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工夫，就算她去了国际食品组织上班，也不会比他忙。

问题是，她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因为像房子这样的事，都成了小事。

再说，会议结束之后，她该怎么办呢？想当然地以为她能在什么地方安顿自己——她这个人，多能屈能伸呀，打从孩子出生以来，一直如此。回顾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她看到，她生活的特点就是——服从和适应他人。长子出生的时候，她二十岁，老幺降生的时候她也不到三十岁。她对别人说起这些，妒煞了不少人；很多很多人，来自不同国家的，都知道迈克尔·布朗的家庭和和美美，人见人羡。

微微的寒风真的吹来了，虽然依旧柔和。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不被需要。她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多年来她心里一直很清楚，这样的时刻快要来临了。她甚至为此作了应对计划：可以学学这个，去那里走走，到福利机构做义工什么的。但凡有点儿脑子的女子，都不可能不知道，人到中年，在能力与精力的巅峰阶段，她们注定会成为那种文献累累、研究详尽的现象，也就是成为这样的女子：孩子大了，人也闲了，为大家好，为她自己和家人好，精力必须转移，从孩子身上转移到其他不那么娇气的东西上。所以，这种事情落到她头上，一点儿都不奇怪。也许，她该早点儿作好心理准备？

她没料到这个夏天就出了状况。明年夏天，或者后年夏天都行，就是不要现在。她的主意都是为将来准备的。可是现在就发生了。当然，只是暂时的问题，因为到了九月，房子又归她家所有，又成了几个“小孩”的温暖的大本营，虽然现在孩子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她得替丈夫着想，他是那么喜欢这个家，喜欢家里的一切……上次全家人聚在一起，上大学的，度假、旅游、远足的，都在家里，是什么时候？想一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可是她呢，这个家庭的主妇，从六月到九月底，将没着没落。连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她感觉怪怪的，好像身上温暖的蔽体之衣被人剥光，如同一只待宰的牲畜。

她今后的日子，迈克尔和她当然商量过，也分析过她的还有他的感受。凡事有商量是他俩婚姻的基石和支柱。他们一直认为，把话捂在心里不说，于事无补；相反，拿出来搁在台面上商量，一切困难便能迎刃而解。自打相识开始，他俩就一直遵照这一原则行事。

对自己和婚姻的认识，夫妻俩有许多高见，许多看法都是正确的。

比如，他俩的卧室里放了两本书，并排放着的，一本是贝特兰·罗素的《幸福之路》，另一本是荷兰医生凡·德·维尔德的《理想的婚姻》：凯特送给迈克尔的是罗素，而迈克尔送给凯特的是维尔德。两本书都题着：为了第一阶段，给我的爱人。该题词纪念着这样一个事实：甜蜜的爱情一旦结束，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他们随之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俩都清楚，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爱情的甜蜜一定会消退，这两本友善的书，为了第一阶段，凯特送给迈克尔的和迈克尔送给凯特的，对他们长久的讨论作了总结。如今，拿起书翻到题献页，也许对方会发现自己嘲谑的鬼脸……要是被逮住了，他俩肯定都会坦诚相告，健康地哈哈大笑（从词义推测，大笑是健康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做嘲谑的鬼脸呢？他俩非常明智，以这种方式对待快要结束的和正在开始的——稳固的、高规格的、美满的婚姻。没有嘲谑的理由呀。他俩嘲笑什么讽刺什么呢？同样，对于生活中的每个变化和每个转折点，他俩也都开诚布公地长谈过。夫妻俩都舍不得放弃这个习惯。但是，凯特肯定发现，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样的念头：或许，这些在婚姻不同时期或“阶段”所画的蓝图、作的心理分析，或者你愿意的话，称之为“宣告”的东西，会不会是多此一举？

举例说吧，大约在三年前，他们就讨论过“未来寒风”这一现象，可事到临头，他们也没描绘出蓝图或备好原因说明……为了第九——或第十九——阶段。

业已发生的是，提到蒂姆的名字，迈克尔的嘴角就抿紧，就像他现在说话的样子：“明天我来打电话给中介。”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把她晾在一边。终于，她摸到它了，抛开心中众多如此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感受，取自衣物陈列架上的衣服，过去她常用这个描述自己的处境。

无论她的处境怎样，无论它究竟是何物，等到这个夏夜终结，凯特生活中的千头万绪似乎都归集到了一处，化为潦草书于纸片上的不同地址和众多电话号码，凝结成渴望唤醒与爷爷相关的回忆的种种努力：爷爷的石屋建在花园中央，花园里到处都是百合花和凤凰树，爷爷坐在游廊上。“凯瑟琳！学语言就是要在语言里面呼吸。在里面浸泡！生活！”

马上会有一场面试，检验她能否将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迅速译成葡萄牙语，反之亦然。晚上，清理完白天留下的满桌狼藉：碗碟、饭菜和油污——好在晚上十点又来了电——她通宵未眠，重新翻了一遍自己翻译的小说，把和爷爷一起吃饭、说话、走路的情形在脑海中重演了一遍。到了早上，这种浸泡式方法就产生了奇效，若是在街上撞了人，她会用葡萄牙语向对方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