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评传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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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⑩；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⑾？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⑿；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⒀；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⒁。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⒂。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劄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 Pereira，G. da Gruz，M. de Rade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 P. Newton，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 R. 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G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 J. Gallagher，S. J. 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④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 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⑩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⑾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⑿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⒀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