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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的下午5点左右，高原耀子从安藤那里得知了在富士山麓的青木原森林里发现了好像是丈夫的遗物的皮包的消息。
从安藤在电话里描绘的皮包的样子，倒是像丈夫失踪的那天早上出门时带着的皮包。
“是去那里旅游的女大学生报告的，听说皮包里装着您丈夫的名片。”
“要是那个皮包，那肯定是我丈夫的。皮包在科长先生那儿吗？”
“不，那几个学生认为不重要，就扔在现场了。因为只是一个皮包，也倒没多大事情。不过，夫人要去看一下吗？”
“地点明确了吗？”
“我向那个学生认真地问过了。如果您想要去，我也陪您去。但不过是发现了皮包而已，您不要往坏的方向考虑。”
安藤安慰般地补充了一句。
“您那么忙，这件事还要麻烦您跑一趟。”
耀子万般无奈，只能请安藤帮这个忙。同时她也意识到丈夫的不幸即将被证实了。而她又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实”，有安藤和自己一同去，这样多少还会壮一下胆子。
丈夫自从失踪之后，公司的人马上对自己疏远了许多，只有这个安藤还是依旧对她有求必应。
从公司送还丈夫的“遗物”后，安藤也来过一次。他坚持说丈夫的“社籍”没有被除名，因此还要将送来的“遗物”带回公司。
对于饱受了冷遇的耀子来说，安藤的到来给了她以极大的温暖。后来他又来过几次，不断地鼓励她，安慰她。
安藤的妻子于去年因病去世。夫妇两人也没有孩子。为此，安藤的好意多少分担了一些耀子的寂寞。
高原的生存几乎是绝望的了，但因为安藤的协调，每月还依然给耀子按月发放工资。
“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请尽管对我讲”。
安藤常常安慰耀子。耀子并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但由于常常得到安藤的好言安慰，所以耀子的心中积聚了对安藤的感激。
由于耀子对理枝和三枝的“接近”，使得耀子决心和他们“分手”，同时从心理上“接近”了安藤。尽管说是“分手”，但在耀子的心中只是自己的打算；实际上从那两个人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一块儿来看她的时候，耀子就意识到自己将和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分歧。
从另一条道路来的一个“来者”，在与其一瞬间的“接近”后又立刻分手了。
虽然“交叉”的时间非常短暂，但耀子却意识到自己和三枝有了感情。只是这个感情没有能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被理枝夺走了。她夺走了自己的丈夫，又从自己的手中夺走了三枝。
这个事情看上去像是“抢劫”，但自己的丈夫和三枝两个人毕竟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于是这三个人之间便无法建立“友情”了。理枝对耀子来说有夺夫之恨，而三枝也离她而去。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安藤是她唯一的寄托。
对安藤这个人耀子早有耳闻。高原曾经多次谈到“多亏了上司的关照”一类的话。言语之中流露出他对安藤的感激之情。
仅仅这些，就使得耀子在面临巨大压力时对安藤产生了极大的依赖。
耀子和安藤通过这个电话后，便査看了一下富士五湖地区的地图。
耀子找到了要去的地方，口中不禁惊讶地念叨了一句：
“原来如此！”
她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说青木原的森林是一大片极容易迷路而无法走出来的原始森林。难道不会成为肇事者隐匿被害人尸体的绝好场所吗？
特别是这个地理位置正好位于东京和名古屋之间。耀子看看地图，便明白了那是一片人迹罕见、交通不便的原始森林。
从东京走高速公路的话，可以从河口湖的终点处的高速公路出入口进入139号国道；开车约两个小时便可以进入那片原始森林。隐匿好尸体后，再沿同一条国道便可以从富士山入口进入东（京）名（古屋）高速公路。隅谷一边物色弃尸的场所一边可以向名古屋放心驶去。
作为凶手的心理，上述推理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隅谷完全可以实现化妆成高原逃向国外。他这点“智力”还是有的。为了防备万一发现高原的尸体，他还会采取除去高原一切的身份证明的手法延缓警方对此案的侦破。这样一来当警方发现死者才是真正的高原时，已经为时过晚。
这是一个危险的赌注。但他在这个狭窄的日本小国别无选择，隅谷身负诈骗罪和肇事逃逸罪，加上他有可能隐匿了伤者，很可能再加上一条故意杀人罪。
隅谷在赌博，然而他最终成功地逃离了日本。他被何人所杀虽然是个谜，但至少已经非常清晰地暴露了隅谷的一系列“足迹”。
当耀子整理行装打算去青木原时，三枝打来了电话。她没有问三枝为什么事情打来电话，便告诉他因为发现了丈夫的皮包而要去一趟青木原。
“夫人，我也一块儿去行不行？”他听完之后突然问道。
（如果他也来，我会更踏实一些的。）
耀子刚要答应，突然在眼前又浮现出了理枝的身影。三枝要来，肯定理枝也会和他同行的吧，因为理枝肯定是爱三枝的。
理枝曾经是那样痴情地爱过高原，以致高原都想过要与自己分手，再和理枝结婚。
而今天理枝要和新的恋人来“确认”过去的恋人，这对死者来说不是太残酷了吗？而且三枝已经成了与自己无关的人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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