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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得了麻疹和肠胃炎，还长了癣。”让-皮埃尔说，“看他脏兮兮的，显然营养不良。”
“这些孩子不都是吗。”简说。
两人用法语对话，通常在一起时总是如此。孩子的母亲看看这个，再瞧瞧另一个，好奇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让-皮埃尔觉察到她的焦虑，于是用达里语对她说：“你儿子会没事的。”
他来到洞穴的另一侧，打开了药箱。所有送到诊所来的孩子都会注射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在准备卡介苗针剂的同时，让-皮埃尔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简。她正小口喂孩子喝补水饮品——一种葡萄糖、盐、小苏打、氯化钾清水溶液的混合物，并在孩子小口嘬饮的间隙，小心帮他清洗脸上的污秽。她的动作迅速而优雅，仿佛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塑造黏土的陶艺家，或是挥舞着泥铲的瓦匠。他注视着，看她带着无尽关怀，用纤细的双手小心碰触着孩子惊恐的面庞。他爱这双手。
他转身将针拔出，这样便不会让孩子看见，然后将针藏在袖子后面，再次转过身，等简就绪。他端详着简的脸，看着她清洁孩子右侧肩上的皮肤，看着她用酒精擦拭伤口。那是一张俏皮的脸，一双大眼睛，翘起的鼻子，宽阔的嘴形，那嘴角总是泛着笑容。然而现在，她的神色凝重，下颌不时左右动着，仿佛咬牙切齿——这是她专注的表现。让-皮埃尔对她的表情了如指掌，然而对她内心的想法却一无所知。
他时常猜测简的想法，几乎无时无刻不这么做，然而却没有勇气当面问她，因为这样的对话很容易步入禁区。他必须时刻警惕，如同一位出轨的丈夫，生怕自己的只言片语——甚至是脸上的一个表情——会将自己暴露。任何关于真相与欺骗、信任与背叛、自由与专制的谈话皆属禁忌；而任何可能引入这些雷区的话题——诸如爱、战争和政治也同样尽量避免。甚至对于那些无伤大雅的话题，让-皮埃尔也是谨小慎微。由于缺少谈资，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少了许多亲密，连做爱都感觉别扭。让-皮埃尔发现，除非自己闭上眼睛，想想自己身处别处，否则无法达到高潮。由于香塔尔的降生，过去的几周他不需要在床上“表现”，这让他松了一大口气。
“就等你了。”简说。让-皮埃尔这才意识到妻子在对自己微笑。
他提起孩子的手臂，用达里语问道：“你多大了？”
“五岁。”
趁孩子说话时，让-皮埃尔将针头刺入。孩子立刻啼哭起来。那哭声使让-皮埃尔想到五岁时的自己，第一次骑车摔倒，哭相与眼前的男孩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尖声的哀号，声讨着那意想不到的疼痛。他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苦相的小病人，回想着当初的疼痛与愤怒，心中不禁想：当初的小家伙又何以走到今天呢？
他放孩子去找妈妈，数出三十粒250克灰黄霉素胶囊交给那位母亲。“让他每天服一粒，直到全部吃完。”他用简单的达里语说道，“别把药分给别人吃，他需要这些用量。”这样一来癣病能得以医治，麻疹和肠胃炎则要顺其自然了。“让他卧床休息，直到疹子消失。务必让他多喝水。”
女人点点头。
“他有没有兄弟姊妹？”让-皮埃尔问道。
“五个兄弟，两个姊妹。”女人骄傲地答道。
“他应该被单独隔开，不然其余的孩子也会染病。”女人看起来一脸迟疑：她家里很可能只有一张床，所有的孩子挤着睡。让-皮埃尔对此无能为力。他继续道：“等药吃完，如果他还不见好，带他来找我。”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既要优质，又有营养。这一样让-皮埃尔给不了，她的母亲也不行。
母子两人离开洞穴，孩子瘦骨嶙峋，一副病态；而母亲也显得弱不禁风，筋疲力尽。他们很可能跋涉了几英里路才到达这里，一路上多数时间里孩子由母亲抱着。如今看完了病，两人想必又要步行回去。这孩子很可能还是活不下去，不过至少不会死于肺结核。
还有一位病人——一位玛朗乞士。他是班达的圣者。此人疯疯癫癫，多数时候衣不蔽体。他从班达上游二十五英里处的科马尔开始，一路沿五狮谷而行，一直到西南方六十英里以外苏军占领平原上的恰里卡尔。此人成日胡言乱语，经常看到幻象。阿富汗人认为玛朗乞士都是有福之人，不但能容忍他们的怪异言行，还热心施舍饮食与衣物。
乞士走进来，腰上围着一块破布，头上还戴着一顶苏联的军帽。他紧捂着腹部作疼痛状。让-皮埃尔倒出一把二乙酰吗啡药片交给他。疯子将这些合成海洛因药片攥在手里，转身就跑。
“他肯定对这些东西上瘾了。”简说，声音中明显不甚赞同。
“他确实有瘾。”让-皮埃尔承认道。
“那为什么还给他？”
“他有溃疡。不然我还能怎么做——给他开刀不成？”
“谁让你是医生啊。”
让-皮埃尔开始打包。次日清早还要在科巴克坐诊。科巴克距此有六七英里的山路，途中他还有约要赴。
那个五岁孩子的哭声为山洞里带入一丝旧日的氛围。仿佛是旧玩具的气味，或是某道奇异的光线，促使你揉搓双眼。让-皮埃尔隐约感到有些恍惚。他看到孩童时所见过的人不断从眼前闪过，他们的脸孔与周围的事物重叠在一起，仿佛一架偏离了的放映机，将电影的画面打在了观众的后背，而非银幕之上。他看到自己的启蒙老师——带着钢框眼镜的麦迪生小姐；还有雅克·勒方丹，因为被叫作骗子而把让-皮埃尔打得鼻子流血；他看到纤瘦的母亲，一身不合适的衣装，总是心神不定；他尤其看到父亲，一个高大结实的愤怒壮汉站在禁区之外。
让-皮埃尔努力集中精神，整理去科巴克可能需要的器械和药品。他装了一烧瓶的纯净水，准备出门喝，当地村民会提供吃食。
他将行装拿到外面，驮在脾气暴躁的老母马背上——这就是他此类远行的脚力。这头牲口可以走上一整天的直线，就是不愿意拐弯儿，因此简叫它“麦琪”，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名。
让-皮埃尔整装待发。他回到山洞，亲了亲简柔软的嘴唇。他刚要转身离开，法拉抱着香塔尔走进来。孩子在哭闹。简立即解开衬衣口子，把乳头送到孩子嘴边。让-皮埃尔摸摸孩子粉嫩的脸蛋说道：“祝你好胃口。”接着转身出门。
他牵着麦琪一路下山，来到荒芜的村庄，一路沿河堤向西南而行。烈日之下他快步前行，不知疲倦，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
医生的伪装已甩在身后，想到马上要赴约，他不由得开始紧张。安纳托利会去吗？他有可能被耽搁了，甚至有可能被擒。如果被抓到，他会交代吗？他会因为不堪折磨而出卖让-皮埃尔吗？会有一群残酷成性的游击队员埋伏在约见地点，等着他掉进圈套，好报仇雪恨吗？
尽管他们富于诗情，信仰虔诚，这些阿富汗人终究是蛮族。这个国家最盛行的运动是“马背叼羊”，这种运动既危险又血腥：一具无头的小牛尸体陈于场地中央，对抗双方骑马列队各站一方。一声来复枪响，一众人马纷纷奔向牛尸。竞技的目标在于抢到尸体，将其驮到约一英里之外的预定地点，再将其带回场地，途中尽量不让任何对手抢到分毫。当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抢得四分五裂时——事实上往往如此——便将由裁判判定哪一方夺得的部分更多、更大。去年冬天，让-皮埃尔恰好碰上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地点就在五狮谷的罗卡镇。看了几分钟，让-皮埃尔才意识到：比赛双方所争抢的并不是什么小牛尸体，而是人，一个一息尚存的大活人。他对此反感到了极致，甚至试图阻止比赛，有人告诉他那个倒霉蛋是个苏联士兵，仿佛这样的解释便足够一般。此后玩家们便不再理会让-皮埃尔，五十个骑手个个玩兴正酣，都想在这场野蛮游戏中一展身手，他根本无法引起任何人注意。让-皮埃尔没有留下来眼看着那个人丧命，也许他应该留下。因为每一次他担心自己暴露时，那个苏联人的惨状便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无助的神情、涌出的鲜血、四分五裂的躯体……
过去的感觉依然如影随形。一路上，他看着岩沟卡其色的石墙，童年的景象与被游击队捉到的噩梦交织在一起。最早的记忆便是关于那场审判，以及爸爸被判入狱时内心强烈的愤怒与不公感。当时的他还不怎么认字，不过还是能从报纸的标题上辨认出爸爸的名字。那时的他应该是四岁，这样的年纪，他并不理解“反抗组织”英雄的意义何在。他知道父亲是共产主义者，父亲的朋友们也都是：牧师、鞋匠以及在村里邮局坐柜台的男人；然而让-皮埃尔一直以为，大家之所以管父亲叫“红色罗朗德”是因为他发红的脸膛。当父亲被判叛国而坐牢五年，他们告诉让-皮埃尔这肯定与阿卜杜尔舅舅有关。阿卜杜尔是个有着棕色皮肤的凶恶男人，在让-皮埃尔家待了好几个星期，他是FLN（“民族解放战线”）的人。可当时的让-皮埃尔并不懂得FLN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动物园的大象什么的。他始终明白并且相信的只有一点：警察很残酷，法官很狡诈，人民大众都被报纸所欺骗。
一年年过去，他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煎熬感愈来愈深，他的愤怒也随之加剧。上学时其他的男同学都说他爸爸是卖国贼。他说恰恰相反，父亲勇敢地抗争，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可是没人相信他。他和母亲搬到另外一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被邻居知道了身份，他们纷纷告诫自家的孩子不要跟让-皮埃尔一起玩。最糟糕的还是探监。父亲的变化很明显，他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病态越来越明显；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他成为阶下囚，穿着邋遢的囚服，被人吆来喝去，战战兢兢，开口闭口管那些拿着警棍横行的恶霸叫“长官”。不一会儿，监狱的气味开始叫让-皮埃尔觉得恶心，一进门就想呕吐；而母亲也不再带他去探监。
直到父亲刑满出狱，让-皮埃尔才得以与他深谈，并且终于了解了全部。他终于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当中的种种不公比他想象的还要不堪。在德国人入侵法国后，法国共产党人早已在监狱里组织起来，并在“反抗运动”中起到了领军作用。战争结束后，父亲继续坚持与右翼专制进行抗争。那时阿尔及利亚已经变成法国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惨遭压迫与剥削，但依然勇敢为自由而战。年轻的法国人被强行征召入伍，被迫参与到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残酷战争中。在此期间，法国军队所犯下的暴行甚至让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纳粹的行径。而那个总令让-皮埃尔联想到动物园脏兮兮大象的FLN其实是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的缩写。
让-皮埃尔的父亲是联名请愿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位知名人士之一。当时的法国在打仗，此次请愿被说成是阴谋煽动，因为很可能被理解为鼓励法国士兵临阵脱逃。然而爸爸远没有止步于此：他在箱子里装满了从法国人那里筹集到支持解放战线的捐款，带着它穿越边界到了瑞士，并将这笔钱存进银行；也是他为阿卜杜尔舅舅提供了避难所，所谓的“舅舅”其实丝毫没有血缘关系，而是被法国国土情报监测部——也就是秘密警察所通缉的阿尔及利亚人。
父亲向让-皮埃尔解释，这些跟他在对抗纳粹的战斗中所做的事情并无二致。他还在做着同样的斗争。那时，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德国人，正如现在真正的敌人也不是法国人民：真正的敌人是资本家，是财产的所有者，是富人阶级和特权阶级，是那些可以不择手段以维护自身地位的当权者。这些人手握大权，几乎掌控者半个世界——尽管如此，饱受压迫的穷苦大众仍有着一线生机。因为，在莫斯科，当家做主的正是人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工人阶级都在向苏联寻求帮助、指导与启发，为自由而战。
随着让-皮埃尔渐渐长大，这幅理想的图景也渐渐变得暗淡，他发现，苏联并非是劳动者的天堂。然而，这并没有令他改变根本的信仰。他依旧坚信，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希望，也是战胜狡诈法官、无良警察和报纸的唯一方法，就是它们残酷地背叛了他的爸爸。
父亲成功地将火炬传递到儿子的手上。他仿佛之前就已知晓一般，身体情况很快便走向恶化。他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红晕。他不再参加示威游行、组织募捐舞会，也不再写信给当地报章。他承担了一系列较为轻松的文员工作。当然，父亲是党员，也参加了工会，但并未重新担任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负责会议记录、准备日程。他依旧下下象棋，同牧师、鞋匠和管村里邮局的男人喝点茴香酒。曾几何时，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商讨时局政事；而如今，这种讨论已经变得暗淡无趣，仿佛他们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那场革命被无限期推后一般。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让-皮埃尔这才知道，原来父亲在监狱里便感染了肺结核，而且一直没有康复。他们夺走了他的自由，瓦解了他的意志，同时也毁了他的健康。最糟糕的是，他们给他贴上了叛国者的标签。他是个英雄，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自己的同胞，最终却被判叛国罪而含恨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