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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谈论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而试图绕过《尤利西斯》或《为芬尼根守灵》，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今天就打算冒这个险，专门要谈一谈他早期的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我同样知道，有些人常常乐于谈论《都柏林人》是由于除了这部作品之外，乔伊斯其他的作品他们一概读不懂，或者说，缺乏必要的耐心。我喜欢《都柏林人》，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比《尤利西斯》更伟大，而是更精粹、完美，更让我迷醉。这就好比有人认为《菲雅尔塔的春天》比《洛丽塔》或《微暗的火》更纯粹，道理是一样的。
的确，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存在着两个乔伊斯：写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时野心勃勃、老谋深算的文体叛逆者；作为短篇小说巨匠的温情而敏感的青年艺术家。当然，也许有人要反驳说，写作《都柏林人》的乔伊斯（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并不缺乏野心，因为收在《都柏林人》中的十五个故事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短篇小说的汇编，而是为了一个明显的写作目的，有意识地精心策划的、由一个个互相联系的短篇构成的系统。所以，《都柏林人》如果被认为是一篇写法新颖独特的长篇小说，也不是没有依据。詹姆斯·乔伊斯本人就把《都柏林人》看成是为爱尔兰而写的一部“精神史”，试图通过“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顺序来全方位地展示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症结。实际上，在这十五篇故事中，每一个短篇的主题都有所侧重，作品的人物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场景也涉及了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没有乔伊斯本人的阐释，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在主题或形式上的精细设想：让一团团迷离奇幻的色块组合成一个绚丽的拼贴画。比如说《姐妹们》、《圣恩》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宗教主题；而《常春藤日》却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并触及了民族解放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阿拉比》是一个完美的青春期幻想小说；《悲痛的往事》则描述了一个完全缺乏爱欲的冷淡心灵。因此，就文体和叙事方式而言，《都柏林人》自有其独到之处，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
我们知道，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似乎也采取了类似的结构形式：单数章节讲述作家与胡利娅姨妈的恋爱故事，而双数章节则以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短篇构成。但在略萨那里，大量的短篇小说的插入不过是为主体故事勾勒一个社会范围，而乔伊斯的短篇故事的内容看似毫无关联，每一个实际上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互为背景，各有侧重。另外，从每一个单篇的故事来说，尽管乔伊斯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这些小说同时又大量使用了象征和隐喻，已经显示出作者后期小说复杂、晦涩的形式特点。乔伊斯本人对所谓的“现实主义”一直保持着距离。这可以解释他为何用七年时间来刻意创作一部现代主义的“圣经式”作品。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说出了他心目中小说的“史诗形式”：
最简单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出是从抒情文学脱颖而出的，这是艺术家把自我延长，并且冥思默想，把自己作为一次史诗式的事件的中心。这一形式继续发展，直到激情的重心转移到离艺术家自己和离其他人等距离的位置。于是，叙述不再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了，艺术家的人格也进入叙述之中，像是生命的海洋，围绕着那些人物和行动在流动……艺术家的人格，首先是一声呼号，或是一组音调，或是一种情绪，然后是一段流畅柔妙的叙述，最后经过千锤百炼，把自己化得无影无踪。
在这段文字中，乔伊斯把作者与叙事的关系，抒情化、非人格化叙事以及作者的最终隐退等一系列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乔伊斯并不反对作者情感的介入，比如在《都柏林人》中的《死者》、《无独有偶》、《一朵浮云》等篇章中，作者的叙事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甚至带有某种抒情化、诗化的成分，但这种抒情化显然经过了锤炼，形成了某种“客观”、“非人格化”的效果。作者的这种观念成形于《都柏林人》之前，在那时，他对小说形式上的思考已经显示出离经叛道的趋向。我们习惯上把《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其一是“现实主义”，其二是“现代主义”或“意识流”，仿佛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两者不仅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彼此参证，互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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