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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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控制各个工会组织，但整体而言，它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是相较其他地方更为薄弱的。不仅如此，独立的工会行动、公开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拒绝执行政府规定、工会领袖支持普通工人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天津，地方当局组织召开了市工会联盟的成立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政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策表示反对。工会代表的选举是在天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局、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监督下完成的。[34]但会议做出以下决议：在劳资纠纷被提交给主管当局解决之前，警察和司法当局不应介入；要求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与日本的贸易（行政院已经原则上批准了与日本的贸易）；对天津社会局在解决几家酒店和餐馆的劳动纠纷上的拖延表示不满——这几家酒店和餐馆解雇了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惩处所有解雇合法工会组织者的雇主。[35]

的确，官方统计显示，1946年5月以后，罢工次数迅速减少了。1946年3月是工人运动的高峰期，发生了60次罢工，6月的罢工只有9次。一直到11月，罢工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人们普遍认为，之所以能有这一稳定的局面，因为政府当时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尽管罢工有所减少，但平均每月仍会发生超过100起劳动纠纷，和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大部分资料来源都倾向于接受政府的说法，即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人处于亚洲薪资最少的劳动者之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境况在战争之后得到了改善。尽管工人薪资的上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府的这种说法，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同意工人代表的看法，即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由于实际的生活成本通常高于官方发布的生活成本指数，工资的上调从未跟上价格上涨的速度。

1946年5月2日，《大公报》的一名记者指出，上海的工人仍为5个主要问题困扰。他特别介绍了上海那些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的工人——上海主要工业企业的工人——面临的困难：（1）严重的住房短缺；（2）医疗费用超出了普通工人的承受能力；（3）教育资源的短缺和昂贵使大部分人成为文盲；（4）缺乏足够的托儿所照顾在职母亲的孩子；（5）工人们无法应付通货膨胀，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不足以购买维持该月生活的所有必需品，由于货币在不停地贬值，他们也不敢存钱。

<h4>经济衰退、失业和劳工骚乱</h4>

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将工资与上涨的生活成本挂钩只能解决问题的表征，而非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货膨胀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自动的工资调整只会拉高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批评者警告，在这一恶性循环中，一些企业将会倒闭，更多的工人将失去工作。[36]

事实上，这些批评者的预言真的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幅上升的失业率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造成了持续的劳工骚乱。在1946年夏季和秋季，工人们并没有公开违抗禁止罢工的命令，而是通过其他方式申诉他们的要求。工人们有意怠工。电车司机让乘客免费乘车。酒吧服务员为顾客提供免费服务。工人们发起这样的行动不仅仅是要求增加工资，还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发放合理的遣散费。[37]

这一类的要求反映了1946年下半年经济的不景气。大量当地商品被外国人以低价抛售，成百上千家上海生产商和商业公司宣布破产和倒闭。避免倒闭的唯一方法是减产裁员，降低成本。据估计，到1946年底，上海390万的总人口中[38]，失业人数达到了25万。[39]

这种经济衰退与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并不只发生在上海。整个国家都在经受经济衰退。据报道，在1946年底的广州，有五分之一的市民，即1152408总人口中228038人处于失业状态。[40]结果，广东社会局不得不处理越来越多的劳动纠纷。[41]在天津，20个商店在一周内宣布破产，1946年底，另外250家商店也被迫停业。在北平，根据社会局的报告，从1946年1月至10月，有1600家商店停业。同样，在汉口，据称在1946年有数千家商店和企业关停和倒闭，将近10万人失去了工作。在南京，到1946年底，据估计全市65万人中的3/10，即20万人没有工作。[42]

到12月，上海罢工的次数再次上升，创下了日本投降后单月最高纪录。政府无力阻止工人们的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上海社会局对工人要求工厂发放传统的年终奖金所做的裁定。社会局宣布，雇主应支付年终奖金，但那些头一年没有盈利的企业除外。毫不奇怪，企业主们充分利用了裁决中的这一漏洞，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但1946年底劳工骚动的高潮不过是1947年更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前奏。根据上海社会局统计，该市1947年罢工和劳动纠纷达到了创纪录的2538次。[43]

<h4>紧急改革和劳工骚乱</h4>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出现了大量有关年终奖金和工资结算的劳动纠纷。政府在2月16日宣布了紧急经济改革方案，暂时控制住了混乱的局面。所有工资都被固定在1月份的水平上，最高工资依据大米、面粉、棉纱、布、燃料、盐、糖、食用油等基本商品的价格来确定。政府还计划将基本商品直接发放到工厂，以固定价格分发给工人。此外，南京和上海的政府职员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能得到这些基本商品。如果这一方案取得成功，将被推广到其他城市。该方案禁止私人交易和囤积黄金、外汇。政府还宣布要采取措施检查资金的外流，当时资金正从中国的各主要城市流向香港。

考虑到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造成这种上升的根本原因，这一不完整的价格控制体系的最终崩溃是可以预期的——尤其考虑到这种价格控制仅仅在大城市实施。生产成本和物价持续上涨，只有最重要的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被冻结在一定的水平。大米在粮食产区的价格很快就超过了它在城市市场中的售价。原棉价格的上涨使纺织品生产无利可图。煤炭和食用油的生产者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到4月下旬，大米短缺更加严重了。这要部分归咎于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对交通工具的过多征用以及由此引起的运输困难。但城市中的短缺是最严重的，在南京—上海地区，紧急措施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暴民们抢劫的目标通常是米店、油店和棉纱店。发生骚乱的城市有：无锡、芜湖、成都、绍兴、上海、杭州、合肥、宣城、南京和苏州。

事实上，这些紧急措施只推行了大约一个月。到3月中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向全国所有的教师和公务员发放必需品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4月初，出现了一个交易美元的黑市，不久之后，大部分基本商品都出现在黑市上了。政府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工厂分配计划”向工人发放生活必需品，于是决定发给每个工人一笔与计划发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价值相当的补助金。工人抱怨道，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为他们领到的补助金只够他们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种基本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都在飞速上涨。在5月份，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54%，而在改革措施强制推行之前的一个月，该指数只上升了19%。[44]

工人再次示威抗议，以捍卫自己的经济权益。政府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到4月底之前，罢工、怠工以及抗议愈演愈烈。几乎在1947年春季的同一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不同企业的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要求包括调整工资、发放足够的食品补贴，等等。然而，工人们的基本目标是重新“解冻”工资，将工资和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在上海，工人的抗议在“五一”劳动节达到了高潮。数千名工人参加了政府主办的集会，他们大呼口号，要求解冻生活成本指数，上海市长和上海总工会主席则试图向工人解释这样做是不可行的。[45]在随后的几天里，工人连续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学生们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越来越声势浩大。

最后，在工人骚乱和大米市场崩溃的共同压力下，所有紧急改革措施都被正式取消了。由于无力完成工资补偿计划，政府宣布今后将按照每月生活成本指数的浮动来支付工人工资。原本大部分企业家都反对自动工资调整，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他们就更是如此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发布的改革方案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当初想要挽回的形势更加恶化，人们对它的印象更糟了。

到1947年底，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需求下降，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大幅下滑。由于1946年严重的失业和不充分，上述问题在1947年变得越发严重了。根据南京公布的国家统计数据，1947年上半年7个中心城市45%的劳动纠纷是由解雇工人引发的。[46]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工人继续要求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的权利。雇主们则有恃无恐，并能从中获利，因为社会上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以及从贫困的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大军压低了许多种职业的工资，成为雇主用来对抗要求改善待遇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砝码。[47]但后者拥有强大的破坏能力，因此政府不再敢像过去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只满足雇主和企业家的要求。

1947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战争动员令后，罢工再次被禁止。但和以前一样，工人的要求和抗议并不因为该禁令的颁布而有丝毫减弱。一位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分析家写道，工人阶级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市政当局警告说，再次改变自动工资调整制度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48]于是，当局采取了伪造生活成本指数的权宜之计。工人们对此质疑，要求政府每月公开计算这一指数的方法。1948年，随着通胀率的加速上涨，上海工人愤怒地要求每月进行两次工资调整，市政府最终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h4>共产党的地下活动</h4>

《中国周报》以“全新视角”对“二战”后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评论，该报认为，新的劳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人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改善待遇是战争胜利后他们应得的回报。不仅如此，工人们现在组织更加严密，并且有“专业的工会组织者”领导他们。[49]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一些新型的工人领袖实际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扰乱国民党政府的城市经济。

和镇压学生运动时采取的方法相似，当局经常以颠覆罪逮捕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罪名。然而，共产党后来自己透露，上海几个最活跃的工会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都设有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这些公司和企业包括：

1．中国上海纺织厂第十二厂。1938年，共产党在该厂重新设立了党支部，当时成员只有4名。到1945年，成员已经发展到20名。这些党员一直在厂工会中积极活动，至少领导了两次工人抗议。在1947年4月的一次抗议中，2名党员受伤，1名党员被捕。1948年3月，警察逮捕并随后释放了13名工人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50]

2．上海海关。1936年12月，上海海关成立共产党地下党支部，最初的成员是3名年轻的实习生。在内战期间，海关职员举行了多次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通常采取停工的形式，最终在1948年11月，工人进行了16天的停工。所有海关员工都参加了这次停工，要求提高补贴以弥补高涨的物价——政府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方案（将在下面介绍）的失败造成了这次物价飞涨。共产党党支部在组织罢工的过程中十分积极。据称这次罢工对贸易活动造成了严重打击，使军用物资无法顺利地运往前线。[51]事实上，共产党刚刚在苏北发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前线的距离并不远。

3．大隆机器厂。1944年，该厂成立了地下党支部。1945年8月，大隆机器厂被关停，党支部将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日本人给予适当的遣散费。在接收时期，当工厂被迫几个月停工时，党支部领导工人向政府争取救济金。1946年2月，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该厂的党支部将上海西区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合劳动组织。这家工厂的几个共产党员在内战期间被捕。国民党的一名劳工领袖曾说过，如果能够制服大隆机器厂的工人，政府就能控制上海西区的所有劳工骚乱。在共产党胜利之后，大隆机器厂的一名工会领袖和党员顾亮，成为上海市劳动局第一办公室主任。[52]

4．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该公司工会是上海活动最积极的劳工组织之一。日本占领时期，该公司就成立了党支部。在1945年，该公司的党支部已经发展了200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开展了多项工作，其中的一件事是成功地渗透进国民党在该公司建立的各个工人团体。这些积极分子中最勇敢、名气最大的是一个20多岁名叫朱俊欣的年轻人。最终，他受到了国民党警察的监视，不得不逃到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工会中工作。[53]

5．申新九厂。1948年1月，党支部在该厂的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罢工成了当时上海的头条新闻，政府使用武力对罢工进行了镇压，声称共产党要为这次骚动负责。[54]7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他们要求纱厂按照当时其他许多企业的做法，向所有员工定量供应煤炭和大米。罢工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员煽动的，但随着罢工的发展，共产党员逐渐承担起领导责任。纱厂管理层拒绝了工人最初的要求，工会领袖坚持抗争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是党支部说服工人们继续罢工。党员们还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和几支工人监察队，监督设备和材料的维护情况。

2月2日，也就是罢工第四天的清晨，一支由3000名士兵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包围了纱厂——工人们已经封锁了工厂，并修好了防御工事。警察发起了进攻，工人躲在工事后面，从屋顶上投掷石块、家具、油桶和铁棍。在某一个时刻，他们甚至用一辆工厂的卡车堵住了装甲车进出的道路。后来经过确认，在当天带领工人与警察战斗的工人领袖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55]

6．上海电力公司。早在1925年，该公司就成立了党小组了。据说该公司的党支部是前面描述过的1946年1月工人罢工背后的主导力量。这次罢工后，党支部发展了15个新成员。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后，政府试图取缔电力公司工会。警察于9月19日晚突然搜查了富通印刷厂，声称该印刷厂是中共设在上海的宣传机构。在这次搜查中，15名店员和6名上海电力公司工会成员被捕，他们当时正在校对最新一期由工会文化部创办的工人杂志。[56]

4天以后，电力公司派出工人代表与政府协商，要求释放他们的同事，与此同时，来自电力公司3个主要部门的将近2000名工人聚集在上海社会局门口抗议，并在那里停留了8个小时。社会局随后命令工会停止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此外，社会局还责令电力公司解雇上海警备司令部指名的29个工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市政府和警备区随后下令逮捕这29个工人，“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麻烦”[57]。针对政府的这些做法，法国电车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很快，英国电车公司、几家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全市民众都同情被捕的工人，209个工会的领袖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持续了数天的抗议罢工。

富通印刷厂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宣传机构”。[58]富通事件后，许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从上海逃到了解放区。此外，电力公司工会的领袖和上海电力工人工会的主席王孝和被捕。随后，王被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判处并执行死刑。[59]根据1949年后的公开资料，王孝和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60]

7．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1937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日本投降后，永安百货公司党支部与包括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在内的其他商店一起组建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放针对工会成员子女的医疗贷款、紧急贷款以及教育贷款。此外，工会还建立了6个小型图书馆、1个戏剧小组、2个乐队、1个300人的合唱团，并经常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到（1947年）“二九事件”发生时，该联合工会已经拥有了超过100家商店的4500名成员，“二九事件”是这一时期工人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又一次冲突的著名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大群手持木棒和铁棍、不明身份的暴徒冲进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对与会者进行了野蛮殴打。该筹备委员会是中国国货公司为了纪念公司成立14周年而创立的，并得到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支持。

购买国货运动是由中央政府本身发起的。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中央政府在1946年11月宣布了进口产品的临时限制措施。政府还增加了新的工业生产贷款，宣布了旨在鼓励出口的专门措施。为配合这一政策，中国总商会发起了购买国货运动，各省的商业协会纷纷响应。在上海，市参议会发布公开声明，敦促人民购买国货，抵制国外产品。[61]

1946年12月下旬和1947年1月，北平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这一事件以及同时期的购买国货运动促使人们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让致力于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民党政府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商人开始抗议国民政府的进口限制。一家亲政府的报纸报道，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试图把支持国货的合法活动变成反美的抵制活动。[62]不仅如此，据说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这两人都是知名的左派人士和国民党政权的最直率的批评者。

2月9日（星期六）早上，军警闯进了工人集会会场，袭击了与会的几百名工人。包括梁仁达在内的10人受了重伤，梁是永安百货公司皮鞋部的一名员工，不久因为颅骨损伤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行凶者是秘密警察和政府雇佣的流氓打手。[63]毫不奇怪，这一暴行只能引发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这一次，工厂管理层站在了工人一边。上海几家最大的公司的代表公开声明支持购买国货运动以及公司员工集会自由的权利。[64]或许是考虑到梁仁达的死亡在民众中激起的普遍愤怒，政府又等了几个月才对百货公司工会采取最后行动。在9月30日，包括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施君在内的至少9个工会成员和领袖被捕。社会局下令工会暂停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理由是“工会中相当一部分负责官员已经被匪党吸收并蓄意在城市中制造动乱”[65]。

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陈施君当时三十来岁，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广告部工作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工会中其他行动活跃的党员包括丁胜雅以及韩武成，他们是永安公司陶瓷部的职员。[66]

这一确凿的证据表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其他许多指控其实是有根据的。另一个劳工案件是朱松茂的“悔过”，据称朱是南京—上海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1948年6月，朱在无锡火车站被捕。根据朱在政府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大约有800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开展各种反政府活动。[67]

政府的另一项指控是共产党在天津地区进行地下活动。从1947年12月3日到1948年2月18日，政府在天津逮捕了8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40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剩下的43人被转移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共产党天津地下工会组织的许多领导成员都被捕了，他们包括李万川和张毓川。被怀疑是天津地下组织领导人的余达生在12月逃到了解放区，但他的妻子留了下来并随后被捕。国民党政府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包括：将物资运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天津煽动工人动乱、传播共产党的宣传品。[68]

在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劳工骚乱。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地下活动和学生运动起到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在许多次罢工和劳动纠纷中，共产党的鼓动和组织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到数千次以及更多参加罢工的工人，似乎并没有证据显示共产党要为所有的工人骚乱负责。当然，工人和学生一样直率简单，易于听从他人的意见，以至于常常被政府的死敌利用。工人和学生另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要么不相信自己被利用了，要么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利用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表达自己的诉求。此外，政府倾向于接受工人的经济诉求，这显示即使国民党领导者也承认这些经济诉求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且正是这些经济困难造成了工人的骚乱。

因此，共产党的活动只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工人运动一种表面形式，而非根本原因。共产党不需要制造问题和不满，它们早就存在了，并且随处都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公众的普遍不满和易于为反政府势力利用的社会环境：（1）日本人的占领有效地切断了国民党对劳工的控制；（2）“二战”即将结束时，工人们普遍期望胜利能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3）猖獗的通货膨胀和工商业减产破坏了战后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日益独立的工人以各种方式违抗政府命令，拒绝支持政府与共产党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