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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抗议在1945年到1949年成为国民党政府屡禁不止的棘手问题之一。学生运动本质上是反战运动，但由于将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共冲突上，因此它本身成为内战政治中的一个议题。学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议、罢课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针对政治问题，有的针对学术和学校相关问题。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孤立的抗议外，四次大型的示威——或者被称为学潮，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反响。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是学潮中规模最小的。一年之后，1946年12月底和1947年初，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示威风波再起。在1947年5月和6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横扫国统区各大城市的高校和中学。最后一次大的学潮是1948年4月到6月之间的反压迫反饥饿运动，它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合而为一。
虽然地域差异注定示威所抨击的当地事件和个人不同，学生在各地抗议的主旨是相同的。学生的首要要求是马上结束内战，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政府参与内战的支援以及将公共支出从军事转移到民众需求上。
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对于其内战政策的公然反对，谴责学生抗议运动是共产党指使的。随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升级到全面战争，政府当局越来越严酷地镇压学生。另外，国民政府还尝试着将学生运动引导到其他渠道上去。但是，如一位前国民党青年工人在25年前所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国民政府已经引起学生反感。
有报道提及来自同伴的压力，提及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以及对国民党尚抱同情的学生依旧参加学潮以免受到同伴的指责。也有一些学校的校园没有被反政府的学生示威者控制是因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掌权。但这些学校不是一线城市中拥有最精英学生的一流学校。那些亦步亦趋参加学潮的，对国民党尚抱同情的学生并不能对学潮施加多少影响力。这些学生通过要求国民党“要获得我们的支持，先做一些合理的改变”来讥讽国民党青年骨干。大批学生对政府以及其战争政策感到强烈不满，因而运动不可能偏离现有路线。[1]
政府对学生态度强硬的根源是因为学生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为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实体。这种意愿反映在学生要求立刻停止无法实现军事胜利的战争上。这种意愿也不仅仅通过暗示表达出来。学生公开表示了他们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期待。他们这样做等于说排除了唯一替代解决方案，即分而治之的可能性。国民党领袖们致力于歼灭共产党，因此认为任何接受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意愿是直接的挑衅。当共产党自己亦提到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时，国民党愈发恼怒。
在学生方面，他们并不想推翻国民党，只是想限制它的权力——或者重新定义它的权力范围。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并不青睐由共产党来统治国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麻木不仁与营私腐败心怀不满。他们经过推理得出结论，用一场内战来保存这样一个党派继续当权，代价太过高昂。
然而，在国家一步步走近内战的过程中，学生对政府的反对在开始时并不鲜明。相反，这种反对在示威的过程中以及政府对示威的反应中渐渐明显。很多中外观察家评论，国民政府的粗暴手段将他们推到了学生的对立面，甚至把很多学生送到了共产党的阵营。学生反政府的政治暗示直到学生示威者和当局互动的过程中才显露无遗。最初是公开学生主张的举动，由于政府迟迟不答复，也由于蓄意的设计，成了挑战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运动。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直到1947年5月毛泽东才提到学生运动成了内战的“第二战线”[2]——它至此才获得如是面目。
这些示威并不是筹划周密的、为了取得特殊政治目的的民众抗议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学生确实设法达成某特定的目标，比如为政府官员暴力下的受害者索要赔偿或取消某条地方法令。但是由于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很匮乏，很难将他们的基本要求付诸实现。学生自身仿佛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相反，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民意被充分调动起来，政府将多多少少被胁迫着接受他们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着重于宣传和抗议示威。学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和街头巷尾公开他们的要求。他们散发传单和单页报纸，张贴告示、漫画、标语和壁报。他们举行讲座，演戏，开展览。抗议的形式包括会议、游行、公开请愿和罢课。当学生无视政府命令进行学生运动时，这些努力发展成为蓄意的对抗行为。有的时候，学生们故意招引警察逮捕他们或者故意刺激警方采取暴力，以此来损害政府或者其地方代表人在公众心中的威信。但是，除了少数极个别案例，学生从来不配备武装，也不参加破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