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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这个早晨开始得平平常常。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开着他那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区优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战时轰炸造成的裂纹，街道边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像无法严丝合缝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汉斯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为法官、律师、警察和政府服务——却单单忘了罪恶的受害者，”他说，“这一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庭当然更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我的同事们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汉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们结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认识你也有两年了，但我还没见过你的任何一位同事。”丽贝卡说。
“他们会让你生厌的，”汉斯飞快地回答，“他们都是律师。”
“有女同事吗？”
“没有，至少我们部门没有。”汉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审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楼。
“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们。”
汉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丽贝卡发现丈夫眼中闪过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我会安排的，”他说，“也许可以找个晚上一起去酒吧。”
汉斯是丽贝卡遇见的第一个能和父亲相提并论的男人。他自信又威严，但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工作不错——东德有车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汉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丽贝卡持有同样的政治怀疑论。和她的父亲一样，汉斯高大英俊，穿着体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
恋爱时丽贝卡只是短暂地怀疑过汉斯一次。他们遭遇了一起轻微的撞车事故。撞上他们那辆车的司机斜着从侧面的街道冲出来，应该负事故的全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汉斯却暴怒了。尽管两辆车损失都不大，可他却叫来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证使对方的司机因危险驾驶的罪名锒铛入狱。
事后他为自己的失控对丽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眦睚必报吓坏了，几乎要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汉斯却解释说这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自己平时不是这样。丽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没错——汉斯之后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约会一年，每逢周末同居了半年的时候，丽贝卡纳闷为什么汉斯迟迟没有对她求婚。他们早已经成人：她二十八岁，他三十三岁。丽贝卡只好开口问汉斯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汉斯有些吃惊，但也同意了。
汉斯把车停在她的学校外。学校设在一幢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内——共产党人对教育非常重视。大楼外面，五六个少年正在树下吸烟。丽贝卡无视他们的注视，亲了亲汉斯的嘴唇，下了车。
男孩们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过校园里的水塘时，丽贝卡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向她躯体投来的热切目光。
丽贝卡来自一个政治世家。希特勒当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东德战后的短暂民主期间，她妈妈曾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但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在教职工办公室，丽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时期课程表。今天她的课大多是两班大课，两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丽贝卡教的是俄语，但她也必须要教一节英语课。丽贝卡不说英语，但从年已七十却依然矍铄的英国外祖母茉黛那里，她略略学了一点。
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丽贝卡上英语课，她开始琢磨课文了。前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她用了美军士兵的传单，那份传单向美国兵讲解了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学生们觉得传单的内容相当好笑，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许会在黑板上抄一首学生们耳熟能详的英语歌——比如美军电台常放的《扭腰舞》——让学生们将其译成德语。这算不上是常规的英语课，可她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半数教师移民去了月薪比东德高三百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学校里的教师特别短缺。这样做的不只是老师。移居西德的医生，收入能够翻一倍。丽贝卡的妈妈卡拉是东柏林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她正因为医生和护士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样，缺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丽贝卡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扭腰舞》的歌词，试着记住“我的小妹妹”这一段。这时，副校长走进了教师办公室。伯纳德·赫尔德大概是丽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长，是个年过四十的黑发男子，额头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战争最后时刻坚守施劳弗高地时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丽贝卡一样对苏联文学有兴趣，两人每周总有几次一起在午餐时吃三明治。“大家听好了，”他说，“我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安塞姆离开了。”
教师们小声交流起来，表情都很惊讶。安塞姆·韦伯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成为教导主任的必要条件。但在西德的繁荣和自由面前，韦伯的原则似乎土崩瓦解了。
伯纳德继续说：“在任命新的教导主任前，我将代理这一职务。”丽贝卡和学校其他所有教师都觉得伯纳德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做教导主任是完全凭个人能力的话。但因为不愿加入统一社会党——实际的共产党，伯纳德被排除在外。
因为同样的原因，丽贝卡也永远当不上教导主任。安塞姆曾经恳求她入党，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丽贝卡看来，加入统一社会党几乎和住进疯人院一样，假装周围的人都没有疯。
当伯纳德详述非常时期课程安排的时候，丽贝卡琢磨着新的教导主任何时会来。一年之后吗？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在上第一节课前她看了看自己的信箱，里面空空如也，那封信还没有送到。也许邮递员也去西德了吧。
足以改变人生的那封信仍在路上。
她的第一节课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讨论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当上教师以后，丽贝卡每年都会教这首诗。和以往一样，她引导学生们使用苏联的传统分析法，告诉他们普希金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有效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午饭时，丽贝卡把三明治带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和伯纳德隔着一张庞大的办公桌相对而坐。她看着架子上放的马克思、列宁及东德共产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廉价陶像。伯纳德发现她在看那些陶像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塞姆太狡猾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假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现在却一走了之。”
“你没想过离开这里吗？”丽贝卡问伯纳德，“你离婚了，又没有孩子，毫无束缚。”
伯纳德四处看了看，似乎想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他们的对话：然后他耸了耸肩。“我想过这件事——谁又没想过呢？”他说，“你呢？你爸爸反正也在西德上班，不是吗？”
“是的。他在西柏林有个生产电视机的工厂。但我妈妈坚持要留在这边。她说与其躲避问题，不如解决问题。”
“我见过她，她是个斗士。”
“没错。另外，冯·乌尔里希家已经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好几代了。”
“你丈夫呢？”
“他对现在的工作很尽心。”
“所以我不用担心失去你了。很好。”
“伯纳德——”丽贝卡欲言又止。
“说吧。”
“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因为妻子有外遇而和她分手的吗？”
伯纳德语塞了，不过他回答了：“是的。”
“你怎么发现的？”
伯纳德后退了一下，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丽贝卡不安地问，“是不是太私人了？”
“我不介意告诉你。”他说，“我找她对质，她承认了。”
“但是什么让你起疑心的呢？”
“许多不起眼的小事——”
丽贝卡打断他的话说：“电话铃响了，你拿起电话，沉默了几秒钟以后，对方把电话挂掉了。”
他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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