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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那天夜里费玛还真的有了一个约会。十点半刚过，浑身湿透、鞋子咕唧咕唧地向外冒水、差不多都要冻僵了的费玛按响了格芬夫妇家花园大门的门铃。格芬夫妇住在德国侨民区一幢若隐若现的厚墙壁的石头房子里，四周是古老的松树，位于被石头墙护围起来的一大块地皮的深处。
“我正好路过，看见你家还亮着灯，”他嗫嚅地对尼娜解释说，“所以我决定进来打扰你一两分钟。把尤里手上那本讲莱博维茨[1]的书拿走，还想告诉他，转念一想，我觉得我们俩关于两伊战争的观点都对。我要不要换个时间再来?”
尼娜暗自发笑，抓起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拖进屋里。
“可尤里这会儿在罗马。”她说，“你星期六夜里还打电话跟他告别来着，你还在电话里做了一番长篇演讲，说如果伊拉克击败伊朗将对我们如何有利。你看看你：整个一副狼狈样！都已经深夜十一点了，你还说你只是路过这里，碰巧在我们这条路上溜达溜达，我真的应该相信你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费玛?”
“我有一个约会。”他咕哝着，费力地挣脱身上正在滴水的大衣。他解释说：
“袖子卡住了。”
尼娜说：
“在取暖器旁边坐下来。你得把身上的衣服烘干。另外，我想你还没吃晚饭。我今天还想你来着。”
“我也想你来着。我想勾引你到猎户座电影院，一起去看让·迦本的一部喜剧片。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没人接。”
“我原以为你有约会。我在办公室走不开，一直忙到九点。一位性用品进口商破产了，我还在替他清算。债权人是极其虔诚的连襟俩。你能想象这有多滑稽。我压根儿就不想看让·迦本的电影。没关系。得了，把你那些衣服脱下来。你看上去就像一只溺水的猫。等等！你先喝上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真可惜，你这会儿看不见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然后我再给你弄些吃的。”
“是什么让你今天想起了我?”
“周五报纸上你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可能有一点点歇斯底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告诉你，茨维·克鲁泡特金正在秘密策划着组织一支搜查队，闯到你的公寓里，把你的所有抽屉抄个底朝天，把你的诗歌全部拿去发表。他确信你还在写诗。这样你就不至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你今天跟谁约会?美人鱼?你连内衣都湿透了。”
脱得只剩下一条长衬裤和一件发黄的冬用汗背心的费玛哈哈大笑起来。
“就我而言，他们可以把我忘掉。我已经忘掉了自己。什么?你叫我把内衣也脱了?嗨，你这会儿还在为你那爿性用品店铺做清算吗?你打算着把我移交给你那两位极其虔诚的债权人吗?”
尼娜是一名律师，是约珥的朋友，和约珥是同龄人，抽起内尔森牌香烟来是一支接一支。她戴着一副眼镜，使她看上去总是一脸苦相。她头发灰白，稀稀拉拉的，剪着一个平头，平得都快要贴头皮了。她身材弱小，瘦得皮包骨，就像一只营养不良的母狐狸。她那三角形的脸让费玛想起被困得走投无路的母狐狸。但她的两只乳房饱满、诱人。她还有一双非常美丽的手，就像远东少女的手。她把尤里的一摞刚刚熨烫过、散发着清香的衣服递给他。
“把这些穿上。”她命令道，“再把这个喝了。过来，坐到火旁边。克制一下，争取歇上几分钟不说话。没你帮忙，伊拉克照样会赢得这次战争的。我去给你做一份煎蛋饼、一份色拉。要么，我给你热一点汤怎么样?”
“什么也不用做，”费玛说，“我再过五分钟就走。”
“还有一个约会，是吗?”
“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我连公寓里的灯都忘记关了。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开车送你回家。”尼娜说，“不过，你先得把衣服烘干，暖和暖和，吃点东西。”
“约珥给我打过电话了，”她又补充说，“她对我说你还没吃晚饭。她说，此前你一直在打扰特迪。你是约韦勒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2]。现在安静下来。什么也别说。”
尼娜的丈夫尤里·格芬曾经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1971年，他以个体身份经商，启动了一个复杂的进口商网络。在耶路撒冷，他以追逐已婚妇女闻名。整个耶路撒冷的市民都知道，尼娜对丈夫在外面猎艳现在是听之任之，数年来他们夫妇之间的婚姻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有时候，尤里的情人到头来却成了尼娜的朋友。尤里和尼娜没有孩子，但他俩可爱的家每到星期五晚上就成了一帮律师、军官、公务员、艺术家和大学讲师的聚会地点。费玛很喜欢他们夫妇俩，因为他俩都一直照顾他，只是照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任何人，只要能够容忍他，费玛都一律喜欢。对自始至终对他充满信心、想尽办法鞭策他、经常叹息他如何蹉跎岁月以致浪费了聪明才智的那帮亲爱的朋友，他更是怀着无限的爱意。
餐具柜上、壁炉架上和几个书架上都放着尤里的照片，有的穿着军装，有的没穿军装。他是一个块头大、体格敦实、总是闹腾个不停的人，散发着一种粗野的体格亲和力，这种体格亲和力使女人、孩子甚至男人都会产生想抱他一抱的感觉。从脸部看，他与安东尼·奎恩[3]约略相似。他的举止总是既粗鲁又热忱。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说话对象是男是女，他都习惯性地要么摸你一下，要么捅一下你的肚子，要么用一只胳膊搂着你的肩膀，要么将一只长满色斑的大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要么模仿集市中心一个摊贩的腔调，要么扮演成阿巴·埃班[4]在临时收容所对一群移民发表演讲，要么不经意地分析一下费玛的一篇关于阿尔贝·加缪[5]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逗得一屋子的人都笑出了眼泪。有时候，他会当着朋友和妻子的面坦率地披露他在情场上的征服经历。他说得兴高采烈，说得温文尔雅，他从不拿他的情人开玩笑，从不公开情人的身份，从不自吹自擂，而是用令人回味的幽默将一次次浪漫的历程娓娓道来，好像他早就深知爱情与荒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就深知勾引者和上钩者都被固定的程式所引导着，深知肉欲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的他那不知疲倦的征服欲是多么幼稚可笑，深知谎言、矫饰和虚伪甚至被编织进真正的爱情里，深知流逝的岁月已将我们兴奋的能力以及渴望的能力剥夺殆尽，就像任何事物都要慢慢地磨损直至消失一样。在星期五晚上这种类似《十日谈》中所描写的聚会上，他总让大家感到他有些荒唐可笑，就好像作为演讲者的尤里·格芬正透过显微镜在观察作为情人的尤里·格芬，一边不动声色地将滑稽可笑的东西分离出去。有时，他会说：等你刚刚明白一件事情的意义时，你的任期就满了。要么就说：有一句保加利亚格言，即一只老猫能够记得的要事就是怎样叫唤。
在尤里面前，而不是在尼娜的怀里，费玛总觉得有一种令他头晕目眩的感官上的亢奋。尤里在他体内激起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让对方觉得钦佩、感到震惊。让对方在辩论中理屈词穷。让对方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胳膊肘，让他体验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而，费玛不一定总能让对方感到理屈词穷，因为尤里也是学识精深、才智过人，并不亚于费玛。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倾向于轻松自然地、几乎不假思索地从嘲弄切换到悲剧性的移情，又从悲剧性的移情切换到嘲弄，三言两语就让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所建构起来的论点土崩瓦解。
在尤里和尼娜家中星期五晚间的那些聚会上，费玛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要一开口，他就能够讲上一套一套的悖论，让大家开心到黎明，就能够用他的政治分析让大家目瞪口呆，就能够让大家哄堂大笑、兴奋不已。
“世上只有一个费玛。”尤里这时就会带着慈父般的爱意说道。
而费玛自己呢，则会帮着对方把话说完。
“……可他却是一个多余的人。”
尼娜就说：
“看看你们这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说更像劳莱和哈代[6]。”
费玛并不怀疑尤里早就知道他与尼娜偶尔偷欢。他或许觉得这事很有趣。或者说很动人。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是这部小喜剧的编剧、导演和制片。有时，费玛想象着尤里早上起床，用高级剃须刀刮脸，在膝盖上放一块雪白的餐巾，坐下来吃早饭，浏览着他的袖珍日记本，忽然注意到那上面一个月画两次的小叉叉，在捧着报纸喝咖啡的同时对尼娜说，又到为费玛提供常规服务的时间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至于彻底干枯。但这种怀疑既没有削弱他对尤里的感情，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与这位魅力无穷的朋友在一起时总能体会到的那种肉体上的快感和亢奋。
每隔几个星期，尼娜事先也不打招呼，就会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来到费玛的住处。她把那辆满是灰尘的菲亚特停在约韦勒村那幢低矮的公寓楼前面。她总提着两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她从办公室来这里的路上所采购的食品和洗涤用品。这时，她看上去就像个临危不惧、将脑袋提在自己手心里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正在走进贫困线的前沿地带。喝完咖啡后，几乎是一言不发，她就站起身，果决地将衣服脱下来。他们急匆匆地性交，刚完事就爬起来，好像战壕里的两个列兵在趁着炮击的间隙慌慌张张地吃上点东西。
做爱之后，尼娜就立刻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擦完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后，她就习惯性地开始擦洗抽水马桶和脸盆。然后，两人才坐下来，再喝一杯咖啡，聊一聊政治观点鲜明的诗歌或者全国团结运动。在说话的同时，尼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费玛则一片接一片地吞食着蘸果酱的黑面包片。他压根儿就无法拒绝她在一个格鲁吉亚人的面包店为他购买的这种香喷喷、热乎乎的黑面包。
费玛的厨房看上去总像是被主人在仓皇之中撇下了似的。洗涤槽下塞满了空瓶和蛋壳，案台上放着几个没盖的罐子，饭桌上是已经凝固的果酱污渍、吃了一半的酸奶、炼乳、面包屑和黏糊糊的斑点。有时，尼娜带着传教士般的狂热，挽起一只袖子，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擦洗碗柜、冰箱外表和瓷砖。她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嘴角上叼着的那支香烟就像用胶水粘在了她的下嘴唇上。半小时后，她就可以把加尔各答变成苏黎世。在这场战斗中，费玛则在过道里懒洋洋地溜达，虽是多余但却心甘情愿，一边同尼娜和他自己展开辩论，谈共产主义的垮台，谈驳斥乔姆斯基[7]语言理论的思想派别。尼娜已经踏上归途，耻辱、爱恋、思念和感激则交织在费玛的心头，让他不能自拔。他想含泪追赶她。他想说：谢谢你，亲爱的。他想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多忙，可我不配。可是接着，他就会镇定下来，急忙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污染他厨房的烟雾放走。他迷迷糊糊地想：他病了，躺在床上，尼娜在床边照顾他；或者，处于弥留之际的尼娜躺在病榻上，他用水湿润她的嘴唇，用毛巾擦干她额头上的汗水。
从雨中走进房间还不到十分钟，费玛就坐在了尤里那张制作精巧的扶手椅里。费玛将这张扶手椅描述成“吊床和摇篮曲的合成物”。尼娜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味道鲜美的豌豆浓汤，给他斟满一杯威士忌，然后递给他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针织套衫。这些衣服都是尤里的，虽然嫌大，但费玛还是觉得很舒服。她把他的脚套进尤里从葡萄牙买回来的一双毛皮拖鞋里。他自己的衣服则被尼娜挂在椅子上，放在火炉旁烘烤。他们谈论现时的拉美文学，谈论魔幻现实主义。尼娜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卡夫卡传统的延伸，费玛则认为是塞万提斯和维加[8]传统的庸俗化。他说，依他看来，这套南美马戏虽然叫声喧天但却比不上契诃夫的一页作品。《百年孤独》则连一个《带叭儿狗的女人》也比不上。这把尼娜给惹恼了。
尼娜又点燃一支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