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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日，卢汉被任命为云南省的新一届主席——虽然一段时间之内他没有正式从代理主席李宗黄手中接管公务。卢汉被指派到这个位子上，属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意在将西南省份归于其直接控制之下。这也是接下来政府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企图消灭所有半自治区域权力中心，在日本投降后巩固地位。
到国民党时期的龙云为止，云南有长时间的自治传统。龙云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掌管云南。然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中央政府结盟，他的亲戚卢汉率领的滇军与国民党军队并肩对日作战。在战争到达尾声的时候，中央政府马上派遣卢汉率部到印度支那接受日军投降。同时在昆明这边，政府的第五军在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在10月3日和4日包围了省城，命令主席龙云投降。在稍作抵抗后，云南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李宗黄被指派为代主席，直到卢汉能够担当起他的新岗位。
同样在1945年10月，毛泽东在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后回到了首府延安。大的原则已经取得双方的同意，但是细节有待进一步探讨。注意到广泛的反内战情绪，双方的代表继续谈判。但是双方军队的战争行为在继续。在这紧张的局势下，反战情绪开始滋长。在11月中旬，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它发出通告，呼吁工人、学生、商人和政府职员继续罢工、罢课、罢市，以表达他们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事的反对。
<h4>起始事件</h4>
尽管有许多现实的顾虑，学生的反内战运动还是在1945年11月25日傍晚拉开序幕。来自昆明几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和共产党武力冲突的继续。在昆明，类似的聚会不是第一次。学生已经在一个讨论胜利与和平问题的聚会上表达了对内战的反对，当时正值重庆谈判进行时期。那次聚会在西南联大校园举行。那里的学生首先加入抗议原属情理之中——抗议战事对他们“和平和正常生活”的希望带来的新威胁。这些学生中，很多都是从日占区逃出，在西南部度过战争岁月。他们和他们的老师曾经受过的苦难在他们的记忆中依旧历历如新，他们非常渴盼能够回到北方。[4]民主同盟是由几个小反对党派结成的联盟，参与了反内战联合会的建立，在逃亡到昆明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中也有很多坚定的支持者。[5]
虽然和平谈判仍在进行中，重庆的官方消息攻击新的反战努力为共产党所煽动，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不辨事理的理想主义者之作。[6]与这些报道矛头一致的是，在移除龙云后彻底掌权的昆明当地国民党和军事首领，试图阻止学生继续举行新的会议。新会议预定在11月25日在云南大学校园举行，并明确对外宣传是一场反战的会议。大学校长感到了压力，拒绝会议在校内举行。在24日，当权人士禁止所有的未经当地安全官员首肯的聚会。学生不顾这一命令，称其为对他们公民自由权的侵害。他们在城墙之外的西南联大校园的图书馆前面举行会议。到7点钟，几千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听四名著名教授关于反内战以及建立允许所有政治党派参与的联合政府的演讲。[7]他们的演讲不完全按照原计划进行。
第一位演讲者开始做演讲不久，大学围墙外就听到了枪声。因为开始没有人意识到为什么会放枪，会议继续进行。然后电路被切断，麦克风没有了声音。枪声渐渐移近，直到最后大家意识到：枪弹在坐在地上的听众的头顶上掠过。场地外有扩音器命令会议解散。与会人员无视了这个命令，会议继续。剩下的发言人试图把声音盖过阵阵枪声。会议又一次受到打扰是一个王姓男子带领三四十个人，挤进了会场。当他大声喊出政府立场的时候，枪声停止了——他说中国现有状况不是内战，而是“共匪”煽动叛乱，政府在尽最大可能镇压这场叛乱。据学生说，王姓男子后来被验明了身份，他是军统云南省分局的官员。[8]
在教授尽最大努力做完演讲后，学生决定致信蒋介石和毛泽东，请求他们和平地解决争端。然后会议结束。但是当学生们开始陆续离开时，他们发现回城的路被刚刚开火的、跟随王姓男子的士兵封锁了。第二天，昆明报纸刊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来的快报，报道前一天晚上郊区发生匪警。
<h4>行动和回应：学生和当局</h4>
读完官方新闻叙述后，联大和云南大学学生自治协会干部碰头决定进行三天的罢课来抗议当局的“法西斯行为”。其他学校马上回应，并派遣代表参加新成立的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会议。
当天傍晚，委员会决定印刷罢课公告，由成队的学生走出校门到市区进行分发。他们忙碌了大半夜，试图在每家每户都留下传单，以便让城里的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学生要奋起罢课。
11月27日，昆明几乎所有高校和中学约30多所超过3万名学生拒绝上课。第二天，罢课委员会再次开会。他们达成共识：“一一·二五”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总体政治形势的反映。会议起草了四点要求，决定通过无限期的罢课来实现它们。这四点要求为：（1）停止内战；（2）实现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的民主与自由；（3）建立联合政府；（4）外国势力不得插手内战。
同时，云南省当局也在寻求平息学生罢课的途径。他们号召在中学和高校内建立反罢课委员会。省教育部部长召集中学和高校校长举行会议。在会议中，云南大学校长据说在发言中表示，如果士兵那时在学生集会时不开枪会比较好。新来到昆明的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回答广为流传：“你的学生有演讲的自由，我的士兵有开火的自由。”但是李宗黄保证发表支持国民自由的声明。
11月30日，学生走出校门来到昆明的街道，以小分队的形式宣传他们的四项新要求。他们到处受到便衣警察和警方的阻挠。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学生认定情况过于危险，第二天他们将不走出校园。在12月1日早上10点钟之后，一大群陌生人拥进云南大学的正门，他们有的穿着军服，有的则是小工或普通民众打扮。学生快速集合，用石块投掷闯入者，命令他们撤出。这些人随即转赴西南联大，途中经过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时击毁门窗。一队人马攻击宿舍，另一队强闯入联大师范学院。当暴徒冲进食堂时，学院的学生正在开始吃午餐。一场混战开始了，附近昆华工学院的学生闻讯跑来助阵。捣乱分子最终被赶出了正门。作为回应，这次他们将一枚手榴弹越墙扔入。一位学生被击中，其他学生往后撤退。暴徒再次拥入正门，并扔出第二枚手榴弹。许多学生受伤。一位女生冲上前帮忙的时候，身上被刀子捅了数次。
在寝室，学生被告之袭击正在进行，于是他们尽可能做好准备。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刚刚走出大学理发室，这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他跟前。他捡起手榴弹，显然准备扔回去，结果手榴弹在脱手前爆炸。在联大工学院，仪器被捣毁，一名教授遭到殴打。云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赶来救助伤员，但是入侵者堵住了去医院的路并袭击了一名送往医院的担架上的学生。闹事者直到下午5点后方撤离。包括那名女生在内的三名学生和音乐老师生命垂危。在手榴弹袭击中，一位男生失去了一条腿，至少十名其他学生受了重伤。
直到几个星期后，昆明的学府才重归平静。在这期间，死者被追认为烈士。他们的同班同学把大学图书馆清理出来一部分放置装殓的棺木。悬挂挽联，烧香供奉。棺木在图书馆停放了三个半月，学生们在这期间为能够获得在城市街道列队出殡的许可奔走。在这三个半月中，昆明接近一半的市民前来吊唁，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则出于好奇。
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内，昆明当局宣布两位复员士兵已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两人被立刻枪决。重庆和昆明的官员随后声称这两个人被共产党收买，在学生中制造事端，又提及昆明学生的反战运动系共产党煽动。[9]与重庆国防部有关联的某消息方称共产党“用金钱和地位贿赂歹徒，受雇者潜入神圣的学府，暗藏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酿成惨剧。”[10]
学生们不领情，认为审判和枪决（前者秘密进行）只不过是自我洗脱。有一种盛行的说法是，这两个人只是随便从当地监狱提出的犯人。学生普遍认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对这起暴力事件负有责任。[11]因为多年前的一起事件，学生对李宗黄特别持敌对心理。作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官员，他据说在昆明教育改革运动期间对一位学生梁元斌的死负有责任。
12月5日，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拟定了十一条要求作为复课的条件，这十一条要求可按基本目标分为三类。这三个目标为：立即结束内战；对“一二·一”惨案的彻底调查；惩办罪犯，包括罢黜和审判惨案的涉嫌组织者，即李宗黄和关麟徵。在这三个主要标题下的细节要求包括：成立联合政府；保护公民自由；杜绝随意的逮捕；撤回中央通讯社侮辱联大，称教授和学生为共产党员的表述；抚恤伤亡者。[12]
12月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敦促学生结束罢课。在联大，学生直到12月26日才重新上课，依旧坚持认为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同时，随着事件始末的被知悉，全国掀起了声援的浪潮。到了1946年3月，学生被允许列队出殡的时候，全国的各城市和城镇为音乐教师和三名学生举行了追悼会。[13]
<h4>结局</h4>
如果11月25日集会真的是延安发出的指令，旨在挑起事端，损伤国民党的威信，那么这个计划彻底地成功了。极有可能学生中的亲共分子试图借助会议联络情绪，一致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当时，延安在言论上非常鲜明地支持国统区的反战运动。也极有可能亲共学生利用了局势——由于当局不妥协以及11月25日会议初始混乱造成的局势。[14]但是“12月1日的凶手系共产党雇佣”的论调反而软化了对共产党应负责任的指责。没有人相信这一论调，甚至没有人试图将11月25日的开火归咎于共产党。此外，一个事实压过了事件后期陆陆续续传出的所有闲言碎语：反战情绪是真诚的，并且在昆明流亡学生和学者中广泛传播。不需要什么努力，就能让几千名学生和学者在11月25日集会上共聚一堂。
共产党给出强有力的观点——许多非共产党党内人士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写道：“我们不相信几个政治鼓动者就能够煽动超过一万的学生和教授采取一致的行动。假如他们这么容易受骗，为什么反战的广泛呼声没有被安插在每个校园内的特别行动人员遏制？”[15]学生和教授们支持抗议，希望能在政府和共产党的谈判期间，为社会上日益高涨的企盼和平解决的呼声增加一份力量。学生的抗议究竟有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不得而知。但是谈判中做出的1946年1月13日停火协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争端的抵触。
至于学生的第二个要求，只有部分实现。12月1日的受害者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学生依旧相信，对这起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李宗黄主席和关麟徵总司令很快离开了昆明。因为负责云南公共秩序的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公开承认对事件负总责。但是密谋的细节，包括谁在策划和执行，则永远是个谜。李与关的离去也并没有使得昆明对于政府的反战批评者来说更为安全了。第二年夏天，闻一多和李公朴——两人都是民盟的积极支持者，在城市的道路上被“不明身份者”刺杀。
尽管如此，昆明学生的反战抗议作为第一次重要的学生反内战宣言，确实得到了全国的认可，获得了全国的知名度。学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努力会激起当地当权者的如此反应。但是当局的反应直接造成运动的发展，并赋予它更深的政治含义。
由于中央政府当时正在削弱当地军阀以树立对云南的控制，“一二·一”事件同时也成为内战岁月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最终责任的首桩事件。一位得以从彼时彼地的现场抽离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1945年12月，中央政府尚不能掌控其名下治理云南的人员。可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思路不是这样的。更普遍的观点是国民党当地代理人和支持者最终被委以全权按他们原先的惯例行事。[16]随着类似事件在全国继续发生，情况变得很明显：中央政府无能力，甚至无意愿控制其地方代表的行动。政府最后给予地方代表明确及具体的权力：用这种方式对付学生反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