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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有怎样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如果说自由人士对国民党的政治独裁感到不满，共产党也没能免于批评。大部分作家同时对国共两党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在实行一党统治，违反了民主原则。事实上，这一批评是自由主义者如此急切地希望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或许是他们希望内战尽快结束。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两党才能相互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国共双方才可能从特殊的“革命型”组织转变成更符合自由原则的普通政党。因此，自由主义者希望共产党能参加联合政府，对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则明显地缺乏热情。
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几乎都没有直接的体验，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批评明显要少于对国民党的批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对的力度。他们反对共产党在解放区不可挑战的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个人自由，特别是对不同政治意见的限制。
前文提到的国民党公务员有过这样一段较为宽容的评论。“我觉得国民党的民主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民主形式，”他写道，“共产党的民主是由党控制的民主。”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很少看到官僚和地方恶霸；所有人都能在公开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某种程度上平等的实现。他认为，解放区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主。然而，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所实行民主的态度要严厉得多。
然而，张东荪愿意放弃很大一部分自由以及民主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他声称：“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它过于强大的组织无法适应一个民主国家。”[44]周钟歧教授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主张首先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还坚持认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后，共产主义将是国家唯一的目标。但周教授提出质疑，人民想要的是三民主义，完全把这项工作交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冒险了？[45]
另一位作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会如此不信任。“有人说，”他写道，“在反对封建主义时，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目标是一致的。的确，在摧毁旧中国的问题上，今天的学生和共产党的愿望是相同的，学生有时会同情共产党。但这种同情并不等同于支持。在关于未来新中国建设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共产党更加重视群众而不是个人。”他总结道，为此共产党宣传的民主和国民党的民主受到了同样多的质疑。[46]
《时代批评》的一篇社论说得更加明确。这篇文章谴责右翼团体侵犯公民自由，同时对左派人士也提出了批评：“他们（左派人士）对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或行动都表示赞赏。而共产党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被看作是正当和合理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遭到清算，被称为反动派、帮凶、走狗、国民党特务，等等。所有持异见者都会被归类为‘共产党的批评者’。”[47]
然而，有很多人的观点并不像这篇社论这样公正和客观。当时更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国民党在某一方面表现不好，共产党只会更糟。杨人楩教授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旦共产党控制了国家，由于共产党本身的纪律和共产党干部的“左倾幼稚病”，人民的意志将无法自由表达。他声称，共产党在根本上是否认自由的，并且共产党对人民的干涉甚至比国民党还要严重。[48]
另一位作家断言，他们（共产党）的民主观念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即使在解放区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共产党仍然实行了比中央政府更严格的新闻控制。[49]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指责共产党领导人用铁的纪律对整个党进行控制。他进一步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已经成了文学和艺术的仲裁者。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创作原则。周讲述了他曾听说过的一则消息，延安的一些作家曾产生过和毛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被要求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则继续自己的创作。[50]
储安平对此发表了最坦率的看法——他对所有问题都直言不讳。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他要求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给出合理的解释。他接着说，尽管自由知识分子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会批评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从未听到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过左翼的报纸批评毛泽东和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他总结道：“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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