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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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h2>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天，废名的遗体被搁置在一辆平板车上，悄悄地离开了吉林大学的校区，送往殡仪馆火化。当时，长春的大街上枪声不断，“文攻武卫”激战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来[1]。冯思纯先生回忆说，当他接获父亲的死讯，从北京匆匆赶回长春时，废名的遗体已在家中停放多日，无人置问。他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没有讣闻。他是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的，现在亦无人知晓。只是听说，在他的弥留之际，他住宅的后房被红卫兵的土制炸弹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笔记和讲义，包括多年积存的图书资料大多亡佚。据说，他死前对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为看不到它的最终结局心有不甘[2]。
废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历平淡无奇。其文学活动除了曾与冯至合办过一本杂志（《骆驼草》一九三○年）之外，基本上以教书为业。杂志既没有什么影响（创办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师生涯也不见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开设的“李义山诗妇女观”一课，终因只有三人选修而被迫停开。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废名也许根本不适合作一名大学教师，他在讲台上常常自问自答，旁若无人，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3]。废名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接，心悦佛老，时有厌世倾向。
与他过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鹤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废名还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即开始与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与提携。他的几乎每一本小说集与评论集都由周作人作序，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周作人亦公开将废名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之一，不仅为他开列阅读书目（如李义山诗，《堂·吉诃德》等），而且一度还将废名接入家中居住。废名对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赏，赠联所谓“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侧于人不胜天”曾让周氏大为感怀，认为“废名的赞美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4]。如果废名与周作人的这段交往作为公认的事实，尚无“出格”之处，那么周氏落水当了汉奸之后，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解与反感。当废名获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汉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5]]，并百般为他开脱，简直令人费解（司马长风曾说，对于周氏的沉沦，废名极感痛苦，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九四六年，他从故乡返京的途中，还专程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建国后，原先与周氏过从甚密的人忙于开脱自己犹恐不及，而废名却仍然与他保持往来。在周作人一家难以维持生计时，他还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现在，周氏的后人谈起此事仍不免动容。一九五二年废名因院系调整离开北大远赴吉林，他与周作人的公开交往亦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废名的执迷不悟，既有传统的投桃送李、知恩图报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悯人的佛教影响，当然也与他性格中的天真与固执，甚至狷狂密不可分。
废名的性格虽然内向、孤僻，但决不软弱。沈从文有一个观点，认为废名的趣味只不过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两个人在写作上用的是“同样的眼，同样的心”。[6]这实际上是对废名的误解。废名与周作人尽管有师生之谊，两人在文学观点上或许也有相近之处，但若说废名只会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趋，却也不太符合事实。废名骨子里有一种孤傲的自信，对周作人未必会言听计从。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周作人对废名由儒入佛，渐入玄道不赞一辞，殊感可惜，而废名对周氏的反应亦“大为失望”，依旧我行我素。废名平常对同乡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为服膺，常常与之坐而论道，偶遇意见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阿赖耶识论》，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加以批驳。
无论是品评人物，议论时事，探讨学术，废名所依据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所谓“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时尚流俗与学术成规，常常出语惊人。比如他对韩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恶痛绝，认为将《送董邵南序》、《读孟尝君传》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怀有敬意，但对胡适的“扬元、白抑温、李”的白话诗论则不以为然，并撰文批评；他对鲁迅的《呐喊》击节赞赏，读之如饥似渴，而对《彷徨》则没有多少好感，对鲁迅某些小说中“做题目”的倾向颇多微词，但对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则深为叹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所发出的声音尽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迹淡而又淡，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朱光潜先生说他虽少“入世”意态，却不倚门户，淡泊自守，虽一度为“语丝”中人，却与社团纠立冲突甚多的文坛瓜葛最少[7]；卞之琳说他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8]]，应当都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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