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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祭阿格夫两次临阵脱逃。为此被遣送至莫斯科惩戒团。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在惩戒团行将开拔去前线时，专程赴扎伊斯克市视察该团。
“我不需要他们，”总司令说，“把他们送回莫斯科去扫茅房……”
在莫斯科，从惩戒团中好歹拼凑出一个连前往增补作战部队。助祭也在其内。他去了波兰前线，到了那儿，他称自己耳朵聋了。包扎队的医士巴尔苏茨基围绕他忙活了一个礼拜，也没能让他顽石点头，道出真情。
“去他的吧，什么聋了，”巴尔苏茨基无可奈何地对卫生员索伊钦柯说，“去辎重队弄辆大车，我们把助祭送到罗夫诺市去接受检查……”
索伊钦柯在辎重队弄到了三辆大车，驾第一辆大车的是马车夫伊凡·阿金菲耶夫。
“伊凡，”索伊钦柯对他说，“把这个聋子送到罗夫诺去。”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
“要他们开个收据交给我……”
“明白，”伊凡·阿金菲耶夫说，“收据上开什么理由，因为他耳聋？……”
“把自个儿的命看得比什么都值钱，”卫生员索伊钦柯说，“这就是全部理由。他是共济会员，哪是什么聋子……”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随即跟着其他大车走了。
包扎站前聚集了三辆大车，坐在第一辆上的是一个调到后方去的女护士，第二辆运送的是一个得了肾炎的哥萨克，第三辆上坐的是助祭伊凡·阿格夫。
办妥一切事情后，索伊钦柯跑去向医士汇报。
“我们的共济会员要走了，”他说，“交托给了革命法庭的车队，要他们开收据。这就要上路了……”
巴尔苏茨基朝窗口瞥去，一眼看到了三辆大车，立刻连帽子都不戴，冲出屋子，脸涨得通红。
“天哪，你会要他的命的！”他朝伊凡·阿金菲耶夫吼道，“得给助祭换辆车。”
“不管把他换到哪辆车上去，”站在近旁的哥萨克笑着插嘴说，“咱们的伊凡也饶不了他……”
伊凡·阿金菲耶夫手握鞭子站在马的旁边。他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你好，医士同志。”
“你好，朋友，”巴尔苏茨基回答说，“你是一只野兽，心狠手辣，得给助祭换辆车……”
“我很想知道，”于是这个哥萨克尖声尖气地说了起来，他的上嘴唇先抽搐了一下，随后就在雪白的牙齿上打起战来，“我很想知道，当敌人施尽毒计迫害我们的时候，当敌人把我们往死里打的时候，当敌人在我们脚上捆上沉甸甸的铅块的时候，当敌人用毒蛇缠住我们双手的时候，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可以捂住耳朵装聋子吗？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合不合适？”
“伊凡是政治委员的拥护者，”第一辆大车的车夫科罗特科夫大声说，“嚄，政治委员的拥护者……”
“哪扯得上什么‘拥护者’！”巴尔苏茨基嘟囔说，扭过脸去，“我们全都是政治委员的拥护者。可办事得讲个规矩……”
“要知道，他，就是咱们这个聋子，耳朵尖着哩。”伊凡·阿金菲耶夫突然打断医士的话，用粗大的手指转动着鞭子，格格地笑了起来，朝助祭挤了挤眼睛。那人坐在大车上，耷拉着宽大的肩膀，摇着头。
“得了，出发吧！”医士无奈地大声说，“你要承担负全部责任，伊凡……”
“我同意承担，”伊凡·阿金菲耶夫鞠着躬，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坐舒服点儿，”他对助祭说，但没有回过头去，“再坐舒服点儿。”这个哥萨克又说了一遍，把缰绳握在手里。
大车排成一溜，一辆接一辆在公路上奔驰起来。跑在最前面的是科罗特科夫，伊凡·阿金菲耶夫殿后，他用口哨吹着歌子，挥舞着马鞭。他们就这样跑了十五俄里，将近黄昏时，敌人突然像潮水般袭来，把他们冲散了。
这天，七月二十二日，波兰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直捣我们骑兵军后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科津镇，俘虏了十一师的大批战士。六师派了好几个骑兵连投入科津地区抗敌。部队闪电般的机动截断了车队的去路，革命法庭的大车在战斗的矛尖上转悠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突围到大路上，我军后方各指挥部门正顺着这条大路转移。半夜里，我在这条路上碰见了这几辆大车。
我是战斗结束后在霍京城下碰见他们的，那时我正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在霍京城下的战斗中，我的坐骑被打死了。失去坐骑后，我搭乘了一辆卫生站的敞篷马车，这辆车子一路收容伤员，直到天黑，后来就把我们这些非伤员撵下了车，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一间毁于战火的农舍内。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大车的哀号响彻宇宙。在被尖厉的叫声所笼罩的大地上，道路已隐没不见。星星从黑夜凉飕飕的腹内爬了出来，地平线上一座座十室九空的村庄在熊熊燃烧。我把马鞍扛在肩上，踏着百孔千疮的田埂向前走去，到拐弯处，我尿急了，停下来小解。身体轻松后，我扣纽扣时发觉手上溅有尿液。我点燃灯笼，回过身去，看到地上横着一具被我尿湿了的波兰人的尸体。尸体旁撂着一本笔记本和毕苏斯基告民众书的碎片。波兰人的笔记本内记有零用花销的账目、克拉科夫话剧院的剧目场次，以及一个名叫玛丽娅-露易莎的女子的生日。我用总司令毕苏斯基元帅的告民众书擦去这位不相识的弟兄头盖骨上的腥臊的尿液，然后在马鞍的重压下伛偻着腰走了。
这时，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车轮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站住！”我喝令道，“谁？”
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地平线上曲曲弯弯的火舌腾空而起。
“革命法庭的。”一个被黑暗吞食了的声音回答说。
我奔上前去，撞着了一辆大车。
“我的马被打死了，”我大声说，“马的名字叫小月桂……”
谁也没有搭理我。我爬上大车，把马鞍枕在头下，倒头就睡，借着发霉的干草的暖意以及和我萍水相逢的同路人伊凡·阿金菲耶夫的体温，我暖洋洋地酣睡一觉，直到天亮才醒。哥萨克伊凡·阿金菲耶夫比我醒得更晚。
“谢天谢地，天亮了。”他说道，打小箱子下边掏出手枪来，在助祭的耳朵上方朝天开了一枪。那人直挺挺地坐在他前面驾着马。在那人谢了顶的大脑瓜上飘着几缕灰不溜丢的细发。伊凡·阿金菲耶夫在那人另一只耳朵上方又朝天开了一枪，随后把手枪插进枪套。
“伊凡，早上好，”他向助祭说，哼哧着穿上鞋子。“咱们该张嘴了，怎么样？”
“伙计，”我大声说，“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都不为过，”伊凡·阿金菲耶夫一边拿吃食，一边回答说，“他在我面前装病都已经三天三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