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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马丹到德黑兰的路上，我很少说话。
既然在哈马丹翻开了第一、第二页，我在心中继续把伊朗史轻轻搅动。
先回想起在希腊时，曾见到一个希腊和波斯激烈战斗的海湾，我前前后后看了很久，又知道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拉松。希波战争是希腊人的骄傲，他们又擅长写作，不知有多少历史书和文艺作品表现过这个题材。古代波斯人是看不起写作的，认为那是少数女人的娱乐，男人的正经事是习武和打猎。结果，希腊人的得意文章就成了历史定论。
其实，波斯人还是很厉害的。居鲁士已经建立了罗马之前最庞大的帝国，而大流士（Darius）则更加雄才大略，向北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是，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打仗，那么，它的军队就必然失去制约，快速腐败。我曾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当年波斯军队中有些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结果可想而知，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
幸好战胜者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毕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比较理智，不想用敌人的血泊来描绘胜利。他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的政局就乱了。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古代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上取得极大成就，奠定了后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却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来袭，损失惨重，至今还留下刻骨的旧伤。但是，尽管历史如此坎坷，伊朗还是在重重的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到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中国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唐朝出于中国文化不主张远征的观念，没有出兵。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rouz）再来求助，唐朝帮他建立了“波斯都护府”任命为将军，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最终也在中国去世。
唐朝没有出兵是对的。在当时，如果唐朝、波斯、阿拉伯这三支军队打成一团，无疑是古代的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伤害难以想象。
唐朝的方略不仅收留了波斯的王室，而且还促成了波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大交融。
波斯的服装曾经风靡唐朝的长安城，波斯的宗教更是当时长安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是一个住在波斯的犹太人。
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珣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文化苦旅》中的《华语情结》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唐朝并肩，但唐朝又目睹这种辉煌的殒灭。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又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突然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却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
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