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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az）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再往东就进入巴基斯坦。
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十分辛苦。但更为焦心的是情势险恶，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斯语，天天在匪徒的驱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05K03K.jpg" />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瞠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三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
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
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最想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这是因为，每次遇到麻烦时大家都在焦躁地寻求解决方案，当方案还没有找到时绝对不能报道；如果找到了方案，解决了麻烦，则又完全不值得报道了。而且，越是在穿越无穷无尽的危险，越不能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结果，我笔下的文字一片从容安详，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等等，已经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似有似无，很难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他们连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绕不过这些地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中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而我们的司机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粝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bbasi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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