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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出奇地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这么软又这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马上沮丧了。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待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儿？”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立刻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就会知道啦，待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我每天按时到黄科长家里去上班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
<h5>3</h5>
这是一个老式小四合院，在当年大概是同类建筑中最劣等的了，院子比较小，当中有一棵枣树。正房是三间，还有两个小耳房。不过如今它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令人眼红的居所了。我知道，只有黄科长这样的老人才有办法搞到这样一处院落。不错，这里还算宽敞，黄科长的老伴在六七年前去世，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所以这处小院也就剩下了他自己。原来第一天我遇见的那个姑娘已经三十二岁了，未婚，在这个小院里已经做了五六年保姆了，叫“小冷”。小冷对人果然很冷，说话声音很粗，有点像男性。
初来上班的一天，黄科长看一眼小冷，又看一眼我，介绍：“这是新来协会工作的宁同志，以后你就叫他宁老师好了。”然后指指她，“这一位是我的保姆，同时也兼任秘书。很好的一位女同志，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啦。”
她冷冷地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接着她就走开了。她转身时让我看到了侧脸：鼻子又高又尖。从正面看，她的一对眼睛相隔很远，圆圆的。那一对眼睛不难看，可是她身上那种冷漠的神气不是从眼睛就是从那个尖尖的鼻子上散发出来的。
黄科长盯住她的背影说：“很朴实的同志啊，本市的一个女青年，很爱学习。她是为了学习才到我这儿来的。手勤嘴勤，不懂就问；知道尊重老同志；洗衣做饭、帮我抄抄稿子。很好的女青年啦。”
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了宽厚的笑容。不知怎么，这笑容凝在脸上长时间不能收拢。
我跟他走进一个耳房。耳房尽管窄小，可由一个人来占据毕竟有点浪费。里面有一个旧写字台，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暖瓶杯子，小茶几，破旧的沙发，一把木椅。这就是我的办公室了。
我很满意。他指着对面的耳房说：
“那里就是小冷同志的办公室。”
我心里想：这个黄科长不仅慷慨大方，而且有一副菩萨心肠。他甚至给保姆准备了一间办公室。寻空儿我一定要到她的办公室看看。那个耳房旁边大概就是一个小厨房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红砖砌成的烟囱。
黄科长在正房办公。他没有邀请我进那儿看看。不知怎么，我很想看看黄科长的办公室。他这一天才告诉我：他就是营养协会的主席。我觉得这挺好玩，“营养协会”，多么好的一个协会啊。这个人一定对营养学有很深的造诣。不过看看他那稀疏的头发和残缺的牙齿，又让我有点怀疑，进而感到遗憾。他说：“我们协会是很受领导重视的。”
“协会有多少人在工作？”
他的下唇使劲耷下来：“刚刚成立不久，正式的人员嘛只有我们俩。对啦，小冷同志的编制也在这个协会。还有一些同志是业余时间为它服务的。我们准备招聘几个新同志来工作——你知道我们协会的名誉主席是谁吗？”
我摇摇头。
“是一位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