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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罗镇大街上，我满脑子都是过去的故事。我总是想从街头上的老一代人满脸的深皱间，解读往昔的隐秘。
当我询问起那个频频出入大院的姓黄的医生——一个不安分的跑得很快的年轻人时，罗镇人全都茫然。那些胡须很长、叼着烟斗的人搓着膝盖说：
“这咋能记得呢。古时候那种人多得是。”
我说：“不是古时候，就是解放前。”
老者不停地咳嗽，摇头：“医生嘛，背药包子的人，哪天不在这里来来去去？”
提起与大院年轻老爷过从甚密的医生，老头子们就努力回忆。有个老头想起来了，说：“他家里是供养了一个医生，五十多岁，不过那是上一茬老爷留下来的。这人的医道原来不错，谁知他给一个小姐治病时下药狠毒，‘八角’，就是‘大茴香’，不知怎么下得多了，小姐差一点给毒死。就这样他害怕了，半夜收拾起东西跑了。还有一个更老一点的，是个拐子，两眼像鹰：要讲医术他在这一带也算拔尖的人物了。可是人哪，都有毛病……”
老人接上说起拐子医生的毛病，拍一下膝盖说：“偷。”
老头子们互相议论，一个个补充着。又有人说：“那个老医生偷东西的本事才叫高。偷钱，偷珠子门帘；最后说起来没人信，他连小姐小时候用过的小红肚兜都偷了出来。你看看，了得！”
另一个老人回忆说：“因为他手不老实，就只好卷铺盖走了。不过那时候队伍上还缺这样的人，他就让人介绍到队伍上去了。物尽其用嘛。他在队伍上不光能给人看病，还能到敌人那一方里去偷些情报。”
我听到这里心上一动：这个人是不是那个黄科长呢？可是后来又很快否定了。因为他们在年龄上相差甚远……时至今日，别说那个默默无闻的黄科长，就是“飞脚”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镇子上人也不记得了。说起队伍的事情，他们往往说得玄天玄地，有时弄得驴唇不对马嘴，一会儿把那支队伍说成可怜巴巴的光棍汉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说他们都是饿出来的孩子，出来找食儿——只等上边来人领教他们，他们才能打打鬼子和“二鬼子”什么的；一会儿又把队伍说成了一些神人，说他们个个武艺高强、刀枪不入，有人伸手一挥，就能把对方远远地劈死。“那是因为他们有‘张手雷’呀！”
一个老头子神秘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久久盯过来，嘴巴包得很紧。后来他见我不做声就叹息起来：“可惜这些神招都失传了……”
我想告诉他现在有比“张手雷”更厉害的武器，告诉他现代科技与现代战争。但我最关心的只有“飞脚”，关心黄科长当年的真实身份和那个大院的主人，关心他们与那个小城各种各样的关系。
可惜就连海滨小城里的外祖父，那个远近闻名的曲府，谈起来他们也不甚了然。
就这样，我在罗镇听到的一切不仅没有增添新的线索，而且把原来的思路完全搞得混乱了。这使我想起了朋友的一段话，大意是：没有记忆和关于记忆的叙说，就没有历史。当时我与之争论，指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像一块石头一座房屋，它真实地存在过。朋友笑着说：“石头可以风化成粉末，房子也可以坍塌成泥，任何人都可以把它忘记、它会在记忆中变形——那时候你还能说它是‘自己’吗？它‘存在’吗？”
“我是说它‘存在过’。”
“谁能证明它‘存在过’呢？”
我不能回答。我想说：神灵证明它存在过……
对于眼前的罗镇、黄科长、“飞脚”、外祖父和父亲，那纠缠在一块儿怎么也理不清的一截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可是我这会儿发现它们已被遗忘得何等彻底，回忆中是如此的错漏百出，它已经不再是“它自己”了。我所要追索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即便花费一生也不可能搞得清楚。黄科长的《游击考》之类的东西尽管荒诞不经，令人厌恶，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仍然是我眼前所能看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最清晰的一段文字记录——同时也有一种可怕的危险向我预警：他记载的这一切将变成“历史”本身。
我在罗镇的街道上游荡，极力想从中看出很久以前的固有面貌。那些残破曲折、掩盖在比较宽敞一点的街道后面的巷子使人看起来更为真实。走在残破的旧巷中让我有一种更安全更踏实的感觉。这里才是那个“存在过”的罗镇。可是问了一下居住在这些小巷里的人，他们说这些巷子也变动过好几次了，有的是前清和民国传下来的，有的是解放初刚垒的；每换一个主人就拾掇一次小院，谁也分不清这些巷子是什么时候、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才变成现在这模样的。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没有人顽强地记忆，更没有人去为你的那种“历史”负责。生活是流动的、现实的，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要活在今天。
这不由得使我想到，我毕竟是一个常常沉湎于精神生活的人，要不断地想象、回忆、思索；比较起来，我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这大概是一个可悲的结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正是这一特征才决定了我要一次又一次追溯家族的历史，试图从中梳理推导出极有意义的东西；我只想寻一个“为什么”。同时我也在不停地奔跑；我在经历心灵的周游的同时，也在经受肉体的劳顿。我因此而不能待在同一个地方——我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扎下自己的根。
我以前说过，作为一个生命，我宁可是一棵树；可是一棵没有根的树到底能活多久？
也许我那种匆匆奔走的欲望就源于一种恐惧，我想找到一块能够扎下根的泥土。它不需要太大，它只需要一二平方尺，只要能够让我立足、能够伸下根须就行。我那时就真的像一棵植物了，汲取大地的水分和养分，伸出叶片接受阳光，开始生长。我只想做一棵树，我真的没有太大的奢望。
也许就因为这个意念的驱使，我再不能像周围的人一样安居乐业。那些琐屑的、有滋有味的生活从此与我无干。我无论如何不愿承认自己走入了一种乖谬。我实在只是向往一种淳朴，因为我内心乞求的只是一种极其质朴的东西：友谊、爱情、劳动。这才是一份并非虚妄的生活。我心中不断吟出的歌唱就是我灵魂的呼吸。我常常警觉不安，像被什么东西急急地追赶。我没有掩藏这不安，而是把这一切大声地告诉周围。如果我经历了友谊，我就要咀嚼它的甜美；如果我经历了爱情，我就会记住神灵的恩赐。我有过外祖父、父亲、外祖母和母亲，我更像对待友谊和爱情一样，紧紧地把亲人珍藏心间。我没法忘记，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被遗忘的东西太多了——是遗忘毁掉了世界，毁掉了我们的现在，还要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毁掉将来。恰恰是因为人有遗忘的本能，我们才要不断地重复——重复那些往事。我发现人类即便是不断地重复，也还是可以轻易地失掉，失掉记忆。于是一切再从头开始，危难接踵而至。比如说征战、可怕的争斗、强悍的暴政、昏庸的管理，它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降临人间。贫困和灾变会在遗忘的间隙里乘虚而入。我们的人类社会，真正能够得到积累和继承的、不被人遗忘的，大概就是科技了。人类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技术上的一点可怜巴巴的发现记住，所以几千年前的黑色火药和刀剑之类可以发展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最现代最致命的武器，可以变成今天的核弹中子弹氢弹。人类从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圆周率的那天起，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忘记这种计算的方法，而且还使计算变得越来越精确。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我们几乎都能够做到有效的、不间断的积累，我们会将无谓的重复和消耗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这种种积累所带来的好处是切近的、伸手可以触摸的、很容易变为世俗物质的。而在另一方面，在属于心灵的质地、属于道德和伦理范畴的东西却很难得以积累。它们总是那么模糊、遥远、费解；关于它们的种种经验总是令人生疑，让一代代人在不断争执和推诿中遗忘；关于它的无数的见解纠缠难辨，谁都可以宣称自己拥有了否决权。真的，在这些方面我们实在无法做到有效的积累。我们甚至花费了几千年上万年的时间也无法使其增多哪怕一点点。
像科技的有效积累一样，人类对于积累财富的欲望也是强大的、自然而然的，它是如此地长盛不衰、难以遏止。我们不断地成功。我们可以列举盛唐的繁荣，古希腊和印度的昌盛。但是，很可惜，这一切的繁荣都未能持久下去。不仅它们，任何民族任何帝国的财富都不能永久地保持。因为我们不仅会创造，我们还更会毁灭。因为心灵的质地没有改变，心灵永远是脆弱的危险的——没有心灵的保证，其他的一切都难以长久。它们——物质世界里的一切奇迹，最终仍然还是要走向衰落和荒凉，要归于消失。这真是惨酷无情，但这是一个事实。
一位朋友对此曾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心于科技、财富等等积累的同时，也会促进和改变其他——比如精神——他说到此竖起一根手指，像要除掉上面的灰尘似的吹了两下：
“你要明白，道德、伦理之类的东西都是历史的概念，它们是属于历史的，并非凝固不动，它们也要不断地变化呢。”
“是的，所以我们要积累。积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变化。我们要寻找出人类最普遍最基本、也是最有效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发展并加以提炼，使之生长和延续。我们积累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如果仅仅是注重于科技和财富的积累，那么无论这积累多么快多么好，要失去它们也是一夜间的事情。要害是能够控制这灾变的瞬间，是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是心灵。但是——”我凝视着朋友，“但是今天又有谁不是虚情假意地、真正地关心过人的心灵呢？”
朋友不语，他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吧，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吧，真像一出戏：布景不断撤换，老戏却在上演。你总能从那些貌似新鲜的东西中看出它们只是一种不断的重复。这种重复带给我们的痛苦太多了，这种痛苦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过并且还要经受的东西。我们要离开这一切、拒绝这一切，不再从一场苦难跌入另一场苦难，难道不是最正常最简单、最质朴最基本的要求吗？难道连这种要求也会成为一种过错？”
朋友仍然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