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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继续下文。
“第一学期风平浪静地过去了。青木一如往日,自初二开始他几乎无任何变化。某种人是既不成长又不后退的,只是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青木的成绩依旧名列前茅,人缘也好。这小子十几岁起就已巧妙掌握了为人处世的诀窍,估计现在也以同一模式活着。总之我们尽量不正面相对,教室里有关系如此别扭的人心里确实不是滋味,但没有办法,何况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不久,暑假来了,作为高中生是最后一个暑假。我也总算取得了不算太差的成绩,只要不特别挑剔,一般大学还是进得去的,所以没为准备考试而特别用功,只是大致做一下学校每天的预习和复习罢了。这样也足够了,父母那方面也没啰嗦什么。星期六星期日去拳击馆练习,其余时间就看喜欢的书或听音乐。可大家全都紧张得脸色发青。我们教室是初高中一贯制的所谓应试学校。哪所大学考上几个人啦,考上哪所大学的人数排在第几位啦——老师就眼睛盯上那上面忽喜忽忧的。学生一上三年级也都整个脑袋发热,教室空气相当紧张。我不中意学校的这种地方,一入学就不中意,六年来直到最后也中意不来,上到最后也没能交上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说起高中时代正经打交道的人,全是在拳击馆里遇上的。虽说他们大部分比我大,多半有工作,但同他们交往非常开心,练完拳击一块儿去哪里喝啤酒,谈天说地。他们同我班上那伙人截然不同,说话也同班里平时说的完全两样,可是和他们在一起我轻松得多,并且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不练拳击,不去叔父的拳击馆,我想自己不知会多么孤独,现在一想都不寒而栗。
“暑假正中间出了一件事:班上一个人自杀了,是个姓松本的男生。松本那人不太引人注意,或者不如说不曾给人以印象。得知他的死讯时,连他长什么样都几乎记不起来。虽说同在一个班,可我和他说话顶多也就两三回,记起来的只是他长得细细高高,脸色不大好看。他是在八月十五日稍前一点死的。葬礼和‘终战纪念日’赶在一起,这点记得很清楚。那天热得不得了。电话打到家里,告知他的死讯,叫我参加葬礼,因为全班都参加。是跳进地铁里死的,原因不清楚。倒是有遗书样的东西留下来,但上面只写了一句:再不想到学校去了。至于为什么不想到学校去,具体情由只字未提,至少听人说是这样。不用说,学校方面神经绷得紧紧的,葬礼结束后全级学生集中到学校,校长在大家面前讲话——哀悼松本君的死啦、我们要坚强地承担他的死之重量啦、全体师生要超越悲痛更加刻苦啦……无非此类套话。
“再往下就只剩下我们班在教室集中了。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在前面说道:如果松本自杀有什么确切原因,我们必须严加追究,所以,如果班里有人对他的死因有所觉察,希望如实说出。大家鸦雀无声,谁都没说一句话。
“对此我没怎么放在心上。同学的死让我觉得不忍,根本没必要死得那么惨。讨厌学校不来就行了么!再过半年,讨厌不讨厌都要离校,何苦非死不可呢?我很难理解。想必是神经衰弱造成的。一天到晚除了考试不说别的,纵使有一两个人头脑出故障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料暑假完了开学上课,我察觉到班里有一种奇妙的空气,大家对我好像格外陌生,有什么事跟周围人说话,回答也都假惺惺冷冰冰的。起初我以为大概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大家整体上变得神经兮兮了,也没怎么介意。但开学大约第五六天,我突然被老师叫去,让我放学留下来去一趟教员室。班主任说听说我去拳击馆,问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的。那并不违反什么校规之类。又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去的,我说初二时开始的。老师问初中时打了青木可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因为那不能说谎。老师问是开始练拳击之前还是之后,我说是之后。我解释说不过那时还什么都没教,起始三个月连皮手套都不让戴。但老师根本听不进去,又问我打过松本没有。我大吃一惊。刚才说了,我和松本几乎连话都没有说过。我答说哪里会打他呢,干嘛非打他不可呢。
“老师沉下脸来说:松本在学校里动不动挨打,时常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回家。他母亲这样说的。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挨了什么人的打,零花钱被什么人抢走了。但松本没把名字告诉母亲,大概担心那样一来会被打得更厉害,所以一时想不通自杀了。可怜啊,跟谁都不能商量。打得相当严重,我们正在调查是谁打的松本。若是有想得起来的什么,只管直言相告,那样事情就可稳妥解决了。否则,警察会介入调查,这个你可明白?
“我明白了,是青木插了进来。青木十分巧妙地拿松本的死做了文章。我想他也并未说谎。他从哪里知道了我去拳击馆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讲过,猜不出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他是知道了,并且打听到了松本死前被谁打了一顿。往下就简单了,一加一即可,去老师那里说我去拳击馆,说曾经打过自己即可。当然添油加醋怕是有的——我由于受到严重威胁而至今不敢跟任何人提起挨打之事、血出得一塌糊涂……这类话我想他是说了的,不过他不至于扯事后马上露马脚那么笨拙的谎,因为这上面他极为谨慎。他把一个个简单的事实巧妙地涂上颜色,最后造成一种谁都无法否定的气氛——我非常明了他的这一伎俩。
“老师似乎认定我是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去拳击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良之处,况且我原本就不是老师青睐的那类学生。三天后我被警察叫去。不用说,这对我是个打击,因为事情无任何根据,毫无根据,不过传言罢了。谁都不肯相信我了,对此我十分伤心,十分懊恼。警察简单询问了几句,我说跟松本几乎没说过话,四年前是打了青木,但那是属于随处可见的无谓争吵,后来没惹任何问题,如此而已。负责问话的警察说听说我打了松本,我说那是谎言,有人存心散布那种没根没叶的流言蜚语。再往下警察也全然无能为力,毕竟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传闻而已。
“不料我被警察叫去的事马上在学校传开了。本该是保密的,不知从哪里泄露了出去。总之,大家看我的眼光似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都以为既然被警察叫去,那么应当相当有根据才是。看那情形,无人不相信是我打了松本。
“至于青木到底向大家煞有介事地讲了哪些话、在班里制造了怎样的舆论,我不得而知。作为我也不想知道。但想必非同小可,反正班里再也没人和我说话了。就像有约在先——实际上也可能在哪里约定好了——谁都不对我开口。即使有非讲不可的事,主动搭话也没人应声,以前要好的几个人也不靠近我。大家全都像躲避传染病患者似的对我避而远之,打算彻底无视我这个人的存在。
“不光同学,老师也尽可能不同我见面。点名时他们也点我的名字,但仅此而已,绝不指名叫我回答问题。最可气的是体育课时间。任何比赛事实上都把我排除在外,没有人肯和我搭档,老师也一次都不想帮助我。我默默上学,默默上课,默默回家,如此日复一日。的确是痛苦的日子。两三星期过后,我渐渐没了食欲,体重也在下降,夜晚觉也睡不着。一躺下我就胸口怦怦直跳,种种图像纷纷浮上脑海,根本无法入睡。醒来脑袋也昏昏沉沉,甚至醒还是没醒都渐渐没了分别。
“与此同时,拳击练习也时不时停顿下来了。父母担心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只说没什么,只是有点疲劳,因为即使一一讲出他们也无可奈何。这样,父母直到最后也不晓得我在学校遭遇了什么。而且父母都有工作,没时间顾及孩子。
“放学回来我就闷在自己房里呆望天花板。什么也做不成,只是眼望天花板这个那个思来想去。我想象了很多很多场面。想象最多的是殴打青木。趁青木一个人之机左一下右一下揍他,骂他是人渣,打他个痛快淋漓。对方大放悲声也好哭着求饶也好,反正就是打、打、打,打到他脸上皮开肉绽。不料打着打着心情竟慢慢变得不快起来。开始时还好,认为他活该,心花怒放,但接下去就渐渐开心不起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不想象殴打青木的场景。一望天花板,青木的脸就自然而然浮在那里,意识到时已动手揍他了,而一旦开揍就欲罢不能。如此想象的时间里,我心情糟得竟实际吐了一次。全然不知道如何好。
“我设想站在大家面前表明自己没做任何亏心事,如果谁说我做了什么罪有应得的事,就请拿出证据来,若无证据就别再这么惩罚我。但我有预感,觉得就算这么说了,大家也不会信任自己。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没心思向那些囫囵吞枣地相信青木的话的家伙一一澄清事实,若那样做了,结果上势必等于告诉青木自己已甘拜下风。我可不愿意跟青木那样的货色同台打擂。
“而这样一来,就别无良策了,既不能殴打青木惩罚青木,又不能说服大家。我所能做的仅仅是默默忍耐。还有半年。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就再也不必同任何人见面了。为时不过半年,设法忍受沉默即可。可是我又缺乏信心,不知能否挺过六个月,甚至往下一个月能不能挺住都没自信。回到家我就用绒芯笔一天天把日历涂得漆黑——今天终于过去了、今天总算完了。我险些被压碎挤瘪。假如那天早上不和青木在同一节车厢碰上,我真有可能被压碎挤瘪。现在回想起来事情十分清楚:我的神经就是被挤压到了那个危险地步。
“我终于从地狱般的境地里站立起来,是那一个月过后,在去学校的电气列车上同青木不期而遇。车厢照样满员,挤得动弹不得。稍前一点我看到青木的脸。隔两三个人,从别人肩头看见他的。我和他简直正相对地四目对视。他也注意到我了。我们对视了一会。当时我的脸色肯定非常难看——睡不好觉,差点儿神经崩溃,因此刚开始时青木以冷笑样的眼神看着我,像是在说怎么样呀。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青木搞的鬼,青木也晓得我知道。我们死死地瞪视对方,瞪了好一阵子。但在看他眼睛的时间里,我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那是我从未感觉到的情感。当然对青木我是气恼的,气得有时恨不得宰了他。然而那时候我在满员列车中所感到的,与其说是气愤和憎恨,倒不如说是近乎悲哀和怜悯的感情。难道人会因为这么一点事就洋洋得意就炫耀胜利不成?难道这小子因为这么一点事就真的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不成——想到这里,我不由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我想,这小子恐怕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喜悦和真正的荣耀,恐怕至死他都感受不到从内心深处涌起的那静静的震颤。某种人是无可救药地缺少底蕴的,倒不是说我自己有底蕴。我想说的是具不具有理解底蕴这一存在的能力。但他们连这个都不具有,实在是空虚而凡庸的人生,哪怕表面上再引人注目,再炫耀胜利,里边也是空无一物的。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静静地凝视他的脸。已不再想揍青木了,关于他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对此自己都有些吃惊。我打定主意,再忍受五个月沉默就是,也完全忍受得了。我还有自豪剩留下来。不能让青木那样的人就这么轻易拉下马去——我清楚地这样想道。
“我开始以这样的眼神看青木。相互看了相当长时间。估计作为青木也认为移开眼睛即是认输。我们谁也没有移开眼睛,直到车进下一站。不过最后青木的眼睛颤抖了。尽管微乎其微,但我清楚地看在眼里。长期练习拳击,对对方的眼神自然敏感。那是脚已动弹不得的拳击手的眼神。本人以为在动,其实没动。自以为在动,但脚已原地止步。脚一止步,肩便运动不灵,双拳也就没了力——便是这样的眼神。对方恐怕已经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头了,但那是怎么回事却不知其故。
“我以此为起点重振旗鼓。夜晚呼呼大睡,好好吃饭,拳击练习再也一次不缺。不能落荒而逃。倒不是说要战胜青木,而是不能在人生本身面前溃逃,不能被自己所蔑视所不屑的东西压瘪挤碎。我就这样忍耐了五个月,跟谁也不开口。自己没错,错的是大家——我自己讲给自己听。每天挺胸上学,挺胸回家。从高中出来后,我上了九州一所大学,因为我想去九州就不至于同高中时代的熟人见面了。”
说罢这些,大泽长长地叹息一声。他问我再来一杯咖啡如何,我谢绝了。已经喝了三杯咖啡。
“有了这番刻骨铭心的体验,人这东西无论如何都要改变的。”他说,“既往好的方面变,又往坏的方面变。以好的方面说,那件事使我变成了相当富有忍耐力的人。较之那半年所尝的滋味,后来经历的困境简直算不得困境。只要同那次一比,一般的痛苦和艰难都能应付过去,对于周围人遭受的伤痛和苦楚也比普通人敏感。这是有利之点。通过获得这种有利的特质,那以后我得以交了几个真正要好的朋友。当然也有其不利之处——自那以来我再也无法彻头彻尾相信一个人了。倒不是说不信任人。我有老婆有孩子,我们建立了家庭,互相守护,没有信赖是办不到的。不过我想,就算现在生活得这么风平浪静,而一旦发生什么、一旦有什么极为歹毒的东西出现,也照样能使其土崩瓦解。果真那样,即使有幸福的家庭有亲朋好友守在我身边,往下如何发展也是无从预料的,说不定突然哪一天会再也没有人相信我所说或者你所说的话。这种事是突然发生的,突如其来。我常常这样想。上次的事六个月好歹过去了,可下一次发生同样的事,谁都不晓得会持续多长时间,自己能忍受多久也毫无信心。想到这里,我就时常怕得不行,半夜做梦甚至一跃而起,或者不如说时不时有那种情形。每当那时我就叫醒老婆,扑在她身上哭泣,有时一哭一个多小时。怕得不行,怕得不得了。”
他就此打住,凝望窗外的云。云始终纹丝不动。指挥塔也好飞机也好运输车辆也好舷梯也好穿工作服的人也好,所有颜色无不被吸入深沉的云影之中。
“我怕的不是青木那样的人。青木那样的人哪里都有,这我早已想通了。一碰见那样的人,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与之发生关联,总之就是逃,就是说逃为上计。这并没有多难。那种人一眼就能看出。同时我也认为青木还是相当有两下子的,伏身窥伺时机的能力、准确捕捉机会的能力、恰到好处地把握和煽动人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并非任何人都具有的。对此我固然讨厌得想吐,但我承认此乃一种能力。
“不过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青木那类人的说法的人们,是那些自己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一味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可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无论自己的行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都不负任何责任。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人。我半夜梦见的也是这些人。梦中我只能沉默。梦中出现的人不具有面孔。沉默如冷水一般迅速渗入一切,而一切又在沉默中黏糊糊地溶为一摊。我也在那里边溶化,怎么喊叫都无人听见。”
说着,大泽摇了下头。话到此结束。大泽在桌上攥起双手,默然无语。
“时间还早,不喝点啤酒什么的?”稍顷,他说道。我说好吧。的确想喝啤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