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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把车停在了距离海湾城照相馆几个门面的地方。我吃完了早餐，心情平和，鼻梁上架了一副太阳眼镜在浏览本地报纸。我已经翻遍了洛杉矶的报纸，其中并没有刊登关于凡努斯旅馆或其他旅馆的冰锥案。甚至都没出现“市区旅馆神秘死亡案”的标题，更别提具体的姓名或凶器了。《海湾城日报》还不至于忙到没时间报道谋杀案。他们把这条新闻放在头版，就在肉价的旁边。
<b>本地男子被刺于爱达荷街出租公寓</b>
昨天晚些时候，警方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后火速赶往爱达荷街某处，该地址位于西曼斯-兰辛公司的木材厂对面。警方发现出租公寓的经理，四十五岁的莱斯特·B·克劳森死于公寓的沙发上，警方进入公寓时房门未锁。克劳森的颈部被人刺入一把冰锥，经过初步检查，法医弗兰克·L·克劳迪宣称，克劳森饮酒过量，死前可能已经失去知觉。警方称，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警探摩西·马格拉尚接手该案后，立即讯问了出租公寓中的几位下班回来的租客，不过至今尚未发现任何线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法医克劳迪说，克劳森有可能是自杀，不过伤口的位置已经排除了这一可能。对出租公寓的登记簿进行检查后证明其中一页在最近被人撕去。马格拉尚警探在讯问了租客之后表示，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褐发男子曾几次出现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或职业。在仔细检查过所有房间后，马格拉尚进一步表示，其中一个房客近期刚搬走，而且非常仓促。然而，由于住宿登记簿的缺损、此住宅区的臭名昭著，再加上无人能准确描述这名失踪男子的外貌，追踪此人的工作变得非常棘手。
“目前我还不知道克劳森遇害的原因，”马格拉尚昨夜晚些时候宣布。“不过我之前已经密切观察过他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许多的同伴。这是个复杂的案子，但我们会侦破它的。”
这是一篇精彩的报道，马格拉尚的名字只不过提到了十二次，还有两次是在照片说明中。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正握着一把冰锥，一边若有所思地盯着它看，一边皱紧眉头。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爱达荷街449号的照片——比实际景象美化了不少，以及一张盖着床单、躺在沙发上的尸体的照片，照片上马格拉尚警探严肃地指着它。还有一张市长坐在办公桌后的特写，十足的官僚表情，配上一篇他就战后的犯罪问题接受的采访报道。他说的话正是一个典型市长会说的——和缓地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1]的评论，只是其中多了些语法错误。
八点五十七分，海湾城照相馆开门了，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开始打扫人行道，将垃圾扫进水沟里。上午九点，一个衣冠楚楚、戴了副眼镜的年轻人打开门上的锁，我带着G·W·汉布尔顿医生粘在假发内侧的橘黄色的提货单走进了照相馆。
我将提货单和一些钱交给那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时，他打量了我一眼，随后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小卷底片和六张由底片放大了八倍的光面照片。他虽然没说话，但他看我的眼神表明他记得我不是那个来冲底片的人。
我走出了照相馆，坐到车里，仔细检查着战利品。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金发美女坐在一家餐厅的圆形卡座中，面前摆放着食物。他们都抬起头，仿佛当时注意力突然被什么所吸引，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照相机的快门已经按下了。从光效来看，当时显然没有使用闪光灯。
这个女孩就是梅维斯·韦尔德。那男人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面无表情。我不认识他。我没道理认识他。厚厚的皮椅上印着小小的舞者图案，所以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舞者”。这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没有得到餐厅经理的允许，任何试图在那里拍照的狗仔队都会被狠狠揍一顿，一路滚回好莱坞大道和葡萄藤大道去。我估计，这肯定是偷拍伎俩，就像他们拍摄露丝·斯奈德[2]在电椅上的照片一样。他可能将迷你相机绑在领口下，镜头正好从敞开的外套衣领里露出来，另外在口袋里放个快门遥控钮。不难猜出拍摄照片的人是谁。奥林·P·奎斯特先生的动作肯定又快又稳，还能若无其事地离开现场。
我将照片放在马夹的口袋里，手指碰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我掏了出来，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生，海湾城怀俄明大街965号。”那是同我在电话上通话的文斯，就是莱斯特·B·克劳森可能试图联系的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正沿着停车线踱步，用黄色粉笔画出轮胎位置。他告诉我怀俄明大街在哪儿，于是我开车过去。这是一条贯穿全城的街道，远离商业区，与两条以数字为名称的街道平行。965号是一栋灰白色的木板房，位于街角。大门上一块铜牌上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学博士，营业时间：上午十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半至四点。
这栋房子显得安静而气派。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倔强的小男孩正走上台阶。她看了眼门牌，又望了眼别在翻领上的怀表，嘴里犹豫不决地默念着。小男孩谨慎地四下环顾，接着在她的脚踝上踢了一下。她缩了一下，但声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约翰尼，你可不能踢费恩阿姨，”她的语气很柔和。
她打开门，拽着这只小猴子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顶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装了探照灯反射镜。门前的过道两旁盛开着娇艳的玫瑰。柱廊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黑底银字的牌子：花环安乐屋。我纳闷，从前窗望出去看见对面的殡仪馆时，拉加迪医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许这使他行医更谨慎。
我拐过十字路，开车返回了洛杉矶，上楼到办公室查看我的信件，同时将我从海湾城照相馆得来的战利品锁进了坑坑洼洼的绿色保险箱——除了一张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过放大镜仔细研究着照片。照片经过放大，加上放大镜，细节部分倒还清楚。坐在梅维斯·韦尔德身边那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清上面的新闻标题：“轻重量级拳击选手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午报或晚些时候的体育版才会使用这样一个标题。我将电话拉向自己，手刚挨着电话听筒，铃声便响了起来。
“马洛吗？我是城里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上午有什么消息吗？”
“除非你的电传打字机出故障了。我已经看过一份海湾城的报纸了。”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他随口说道，“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吧，是吗？同样的首字母、同样的描述、同样的作案手法，而且时间似乎也对得上。我真他妈希望这不是意味着桑尼·莫·斯坦那帮人又重操旧业了。”
“如果是他们，他们可换了门技术，”我说。“我昨天翻阅了他们的资料。斯坦那帮人过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满身窟窿。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处刺伤。”
“他们可能有长进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打电话来是因为弗莱克。昨天下午起见过他的影子吗？”
“没有。”
“他溜了，没去上班。旅馆打电话给他的女房东，对方说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我说。
“我们那具尸体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说过原因。”
“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莱克要么是吓破了胆，要么就是得了一笔钱。或者是他看见了什么不能说的事，有人花钱堵住了他的嘴，否则就是他动了客人的钱包，留下十四块钱放着好看。”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两种情况同时成立。不管是谁，如此彻底地搜查房间，绝不是为了钱财。”
“为什么不是？”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求助时，我曾向他建议过旅馆的保险箱。可他不感兴趣。”
“这种人是不可能会雇你来帮他保管钱的，”弗伦奇说。“他不可能会雇你为他保管任何东西。他想要你保护他或是他想找个同伴——也许只是个送信人。”
“抱歉，”我说。“我刚才说的，正是他的原话。”
“可你赶到那里时，看见他已经死了，”弗伦奇拖长了语气随意说道，“你还没来得及给他一张名片。”
我紧紧地握着听筒，快速回想在爱达荷街的寄宿公寓里与希格斯的对话。我看见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我看到自己一把从他的手里夺过名片——趁他还未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
“还没，”我说。“别再装神弄鬼地吓唬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