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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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查理·库伯就是一个。她的加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友爱、同情的氛围，这是她维系家庭的润滑剂。她这么做——当然是下意识的——难道是因为那阵寒风？是不是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翻译，每天朝九晚五，领一份薪水，干着完全相同的活儿？是不是她已经发觉这样的生活不够理想？虽然其他翻译（四男一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他们还在工作，在翻译，在使用自己的技能呀，而她，凯特，却提升到别的岗位。是因为她乐于助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才被这个官僚机构一眼“相中”？他们清楚为什么选她做土耳其会议代表们的妈妈？他们说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她用葡萄牙语重复了一遍。
她部门的公用房间十分宽敞，里面摆了不少桌子——但不显拥挤，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最适合静坐休息：真想不到，这样一处人来人往的地方居然如此私密，比她贝克街公寓的那间房子还要私密，在那儿，同事晚上下班早上吃饭的时候总爱找她聊天。一句话，她很寂寞。她也觉得凯特·布朗善解人意。
但这儿呢——当然，这个地方的私密性已经慢慢消失，众多隐藏的样式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她常趁休会期间不用翻译时，冲进屋里拿块三明治，喝喝咖啡吃点东西，一切都那么随意。那里面的东西令她眼花缭乱。如今她已习惯了这里，坐在里面，忍不住矜矜自得地暗想自己在这一新阶层的种种优越之处。这些国际公仆，全都年纪轻轻，或者依旧年轻，或者即便已届中年，也是时尚之士，至于年老这一大敌已被押入大牢，永无翻身之日。看着进出之人身上的衣服、装饰，以及一屋子褐色白色黄色等等反差巨大的肤色，要想漠然处之，实非易事。多和谐啊！这一切多令人欣慰啊：人类的未来肯定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群体，人人态度友好，不争不抢，和蔼殷勤，即使坐在会议桌边开会，也只是在民族利益方面互不相让。
这里隐藏的性方式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一向如此：或情人或朋友，逢场做戏。
在这里干活的姑娘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有个词“黛比女孩”[2]说的就是她们，其实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我们用的都是黛比女孩，”查理·库伯老说，“个个都是活宝，全部都是，没了她们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呢。”她们到这儿来不是钓金龟婿的——可千万别，到时候她们会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是喜欢这份“有趣的活儿”。就是说她们喜欢和迷人的男士——当然还有女士——做伴，况且，弄不好还会被邀请到一个或多个国家工作呢。查理·库伯曾温和地抱怨：“说真的，有时我还以为这儿是高级人才交流中心呢。”他说的是姑娘们陪吃陪玩那档子叫人眼红的事儿，如果那算不得真正恋爱的话。对于那些在规定时间，有组织地一拨拨进入本栋大楼的代表，姑娘们可能是美食的领路人，看戏的良伴，没有附加条件的艳遇对象和最令人羡慕的秘书人选，可以带到国内，替纽约、拉各斯，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工作（都干不长，爱玛和珍妮还没适应那儿的生活就无功而返了）。
静静坐在这里，尽量不声不响，不要让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大剧场里面。
明天又有一个新的会议要召开——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成食品供应问题。这是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不像土耳其的是大型会议，不过代表们得从欧洲大陆坐船过来。请注意，到早上十一点，秘书和礼仪小姐或单独前来，或两两结伴，全部各就各位，眼睛不看门口，虽然穿门而入的可能就有她们下个月的性伴或朋友。这些身量不同、肤色各异、体态不等的代表各有千秋，个个英姿焕发莅临会场——大多数独自前来。两队人马（用运动队的话——面对目标，预备冲！）相互对视。一个高手只消瞅上几眼，便能判断出对方的年龄、身体状况、穿衣品位，甚至做爱能力，接着就开始打入阵营。
“我能坐这儿吗？我叫弗雷德·瓦纳科，从纽约来的。”
“是汉弗尔小姐吗？我是黑苏卡，加纳人。”
第一天结束时，那一对对要么分道扬镳，要么静观后事。
和剧场看戏一样精彩——更为精彩，因为她是演员之一。尽管她不想卷入其中，因为明天她就要动身去伊斯坦布尔，到了那里肯定很忙，哪儿有闲工夫胡思乱想；再说，现在她也不想引人注意——现在她知道了，几乎肯定，当初应该拒绝查理·库伯和那一大笔钱，在伦敦找间房子，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就她一个人。
此时，尽管她的调温器调至“低档”，但还是需要想办法拒绝请求。老是有男子，黑皮肤的、棕皮肤的、橄榄色或白皮肤的，来到她面前问：“这儿有人坐吗？”她只好把打量屋子的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有人正瞅着她呢。她看见一个女子，正如她在众多镜子中看见的一样，一头炫目的深红色头发，皮肤白皙，善解人意的眼睛与可爱的哈巴狗的一样。（她讨厌自己对爱和给予的需要，故称自己为小狗或奴隶：她发觉这是新出现的状况，或者她以为是。）可是这个女子，这么多男子想套近乎的女子，比这里有的姑娘大上二十岁。这说明初看一眼（从房间另一头隔着众多走来走去的人）她不像四十出头的女人。她的模样多年以来青春如故。为此她花了大量时间，调用了女人的各种手段，方达到这种成效。（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她越来越经常想到，一直耿耿于怀——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女子到了三十岁也不显老。）如果她仔细观察，抛开个人的虚荣心和偏见，是能发现这个朝她走近的男子，且不论他年龄几何，看出（他肯定是从远处看）她不是三十来岁的光鲜少妇，微微犹豫了一下，虽然几不可见。不过，等到他老到专业地审视完毕之后（像妓女或摄影师），就像我们在性交易场所或人才交流中心那样，彼此把对方从头到脚细瞧一遍，通常这个男子会坐下来，似乎很高兴自己的发现：找到了一个咖啡桌边的良伴。这样看来，她体内的调温器好像还是乖巧的。
可是，她到这儿并不是为了这种快乐——当然这样的邂逅是愉悦的。她到这儿是想静静地坐一会儿，放松一下，想些事情……看来除了调节内火，她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让身边同座的男子觉得，只是与她同桌罢了。可是怎么做呢？千万别指望她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穿着老太太的衣服，把自己弄得不堪入目。（凯特是矛盾女性的翻版，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这两种类型：一是年轻姑娘，穿着过膝长裙，衣裳的纽扣只扣两个，花两个小时梳妆打扮，说：“那个恶心的男人，老盯着我看，他以为他是谁呀？”还有一种是时髦妇人，穿着露背装，背部从肩到腰一览无余，看到哪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得意部位，就冷冷地盯他一眼：“你这个乡巴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
怎么说呢，这也太可笑了，指望她，凯特，将自己弄成一个老太太，就因为……很快她就发现，要想独享空间，只要坐姿难看，弓腰缩背，或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双脚不雅地跷着，就能遂她心愿。她若这么做，男人们肯定目中无她。她敢发誓保证此言不虚。如果她坐得端端正正，衣裙收拾得整整齐齐，露着光滑的双腿，那是在发送信号。相反，要是她无精打采地缩着身体，那么只有等到位置全被占满，才会有人坐到她身边。那时她只要拉着张脸，肯定又可以享受清静了，非常之快。
真的难以置信！她，凯特·布朗，和平时一样坐在那儿，她的自我，她的思想，以及她的意识躲在躯壳之下，观察这个世界，她的这副躯壳打从十六岁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要坐姿丑陋，耷拉着胸脯，摆出“行是行，要是你硬要……”这么一副样子，屋里的人就可以对她视而不见。这使她感觉很不对劲，似乎身上哪儿少了一个零件。因为她清楚，非常之清楚，那个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被原本受其吸引的男人们排斥和忽略的女子，与这个只需将个人形象稍事调整，比如调整一下嘴唇、脸部肌肉、眼睛的转动，以及肩背的角度，便可把他们悉数招回身边的女子，没有分毫差别。对这方面她一直非常敏感，仿佛那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演员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他们真辛苦呀，让自我意识藏在如此众多不同的幽灵背后焚烧。
隔了很长一段距离，她看见凯特·费里拉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绣花亚麻裙子，倚着游廊柱子而立，游廊上摆了一盆盆白色百合。她冲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微笑着。她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而他们的眼睛在她的全身上下飘来飘去。透过起居室朝游廊敞开的窗户，她看见爷爷的管家老玛丽亚，坐在屋里一个可以看得见下面动静的地方，一边用钩针织东西，一边盯着凯特和小伙子们。那天玛丽亚对她说：“你坐着的时候不该把裙子撩得那么高。”她的裙子滑到了膝盖上面。前一天凯特穿了条深红色及膝网球裤，她还夸她可爱呢。去年冬天，凯特注意到一幕相似的场景，是她女儿做的事儿。艾琳白天穿了条露着半截大腿的短裙，到了晚上又换了条快到脚踝的长裙。她坐在地上，发现有个男子看了一眼她的脚踝，就本能地用裙摆遮住脚踝，恶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
游廊上的女孩——“善解人意”、“性情温和”吗？十有八九并非如此。莫非那些品质是因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管家，处处受约束才练就的吗？
等她到了土耳其，如果想和隐形人一样行事，不仅将调温器定在“低档”，还把“同情”关闭，拒绝扮演部落母亲的角色，情况又会如何？她敢保证最耐人寻味的，是雇佣她的人将一头雾水，搞不清当初为什么聘她，为什么如此器重她。尽管查理·库伯是位男士，但那些事儿他不是做得一样出色，这么说他并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岗位上？
因为大会聘请的一个翻译半道退出，引发了翻译危机，使得她，凯特，被查理夸成“无价之宝”的中年女子，有机会坐在这里。查理很想弄清楚为什么她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她本来只消一句话就可以将他打发走：“年龄大的女子比年轻女子更有耐心吧。”
凯特担任翻译的那个会议中，有个女代表，是个黑人，来自北非。她高个儿、优雅、聪慧、时髦且冷峻，卓尔不群。有时她身穿自己国家的长袍，看上去像只飒爽英姿的大鸟，有时候身着巴黎时装。她和凯特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两人都承认彼此毫无相同之处。但是看得出，她若缺席，会议就会冷场。她的言行——如此漠然，如此尖刻，虽然笑容可掬却不容情面，所作所为根本不管会议能否顺利进行——她的行为是不是与办事能力毫无关系？她有能力让会议顺利进行，就像凯特有能力做好组织工作和解决相关问题一样。
假使她，凯特·布朗是该组织的正式员工，她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了，她要花一大半的时间向查理·库伯汇报工作，与他一起喝咖啡，开会商量怎么安排这样那样的事儿。事儿多着呢。
要是她真的留下不走，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接替查理的工作，而查理理所当然晋升一级。她做他的活儿得心应手，可他呢，职位高了，可能不太适应，有点迷茫，觉得干不顺手——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查理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某种透明液体或气体，像蚁后，将自己的精神（或类似这样的词儿——感染力）散发到蚁穴的每一个角落，以此凝聚所有的子民，因为它们没有别的交配对象。
这就是女子平时的家中所为——是凯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她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还有那个非洲年轻美女，在那个业已结束的会议中，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到土耳其她得再一次担负起这个重任。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她开始明白，她能在这个组织中找份工作，或者类似这样的工作，最好的理由就是：她已经习惯这个角色，除了提供无形的吗哪[3]、安慰、温暖和“同情”之外，她已经转不了型了。这倒不是她需要工作，或者想做事儿，只是二十多年来她像台机器，设定的功能就是为人妻为人母。
在一个吵闹喧哗的角落，有个人泰然自若地坐着，那是个女子，精心保养却利索能干的双手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双目低垂，弓腰缩背，想借此抵挡那股寒风，那是一种动物被活活剥皮后感觉到的寒冷，或是在下着冻雨的大风天，羊羔刚钻出温暖潮湿的娘胎时，双膝发软跌倒在冰冻大地上的寒冷。
当然，要阻止这阵寒风，易如反掌：她一定有办法。阻挡几年也不费劲。她只需对家人说，她决定去找份工作——她知道，这个消息家人听了会如释重负。那么找份恰当的工作。在这里，可能吧，不行吗？还有比替国际食品组织工作更施展得开手脚的吗？接着便着手给自己体内那个温暖迷人的尤物浇水施肥，而她的那些品质却与她本人毫无关系，同真正的她毫不沾边，与这个静坐旁观、目光温和、皮肤细腻、垂着沉甸甸的深红色发卷的女子毫无牵扯。
但是，将有三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她会忙得晕头转向，没空琢磨这些事儿：她得照顾他人。等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又想起了去往伊斯坦布尔的前夕——她此时的感觉和想法是她与世隔绝了三天的后遗症，似乎离她很遥远了。对她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忘了她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并铭记在心。即使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只要有短暂的片刻将它想起便足矣。
晚上，那个梦又来拜访她了——这次是海豹之梦的续集。现在，这个梦已经出现了两次，意在宣告它对她的重要性。她几乎快忘了梦的前一部分，这次她一定得记住……因此，她很焦急，甚至梦的第二部分展开时她还惴惴不安。
海豹又重又滑，她抱不稳。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尖石上。水在哪儿呢，海在哪儿呢？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由于害怕走错了方向，她向右转身沿着山边一块平地向前走，刚走几步，怀里的海豹开始扭来扭去，她知道第一次的路才是对的。她又朝北走。可怜的海豹身体两侧伤痕累累，被礁石和泥土中的小石子刮伤了：它拼命跳着想跃回海里，她很着急身上没带药膏。有的还是新伤，流血不止，还有许多旧伤口。或许长在石头边的那种矮灌木丛可以入药，叶子很苦。她小心翼翼地放下海豹，海豹将头枕在她的双脚上，不愿碰到石头。她伸手朝两旁扯了一把灌木树梢，因为没有榨汁的工具，就用嘴嚼，然后将汁液吐到海豹的伤口上。她瞧着海豹的伤口好像已经开始好转，但她不敢多加停留，赶紧又抱起海豹，挣扎着继续前行。
凯特当然知道，不过几小时的工夫，借助具有亲和力的航空公司的帮助，她就要从这一个具有亲和力的组织跳到另一个了。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从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知道国际航空服务人员的生活方式的。可是，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晚，罢工千真万确停止了，她也确定自己的航班没有问题，可第二天早上，行政人员又罢工了。凯特坐着火车到巴黎，打算从那儿搭飞机到罗马，可是到了巴黎，却被告知由于当天外国员工（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员工）示威游行，通往机场的道路被堵住了，要想从那儿经过恐怕希望渺茫。她只好又坐火车去罗马。如何将一种机械设备铁轨与另一种机械设备飞机连接起来是个大问题。一路上她遇到了交通拥堵、混乱、种种延误，不过最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已经很迟了。到了土耳其，待遇如她所想：一辆闪闪发亮的轿车载着她一名乘客穿过人群，这些人如果不是司机或维修工人，恐怕这辈子都别指望能够坐上这样的车。车辆将她和周围环境一分为二，她只能靠眼睛四下里瞅。她用法语和司机聊天。她入住的酒店的气派和风格都与国际食品组织大楼相似。她的房间很像她才离开的那间毫无特色的盒子屋。因为路上一再耽搁，她来迟了，到达的时候代表们也到了，可是还有上千件该做的事没有做，再说，这里还缺一个翻译。行李送进房间时她只瞧了一眼，就赶紧到代表那儿去：她成了代表们发泄愤怒的活靶子，办事不得力的典型人物，偌大的一个酒店，到处都是牢骚满腹的代表，在抱怨工作人员不会做事。她自己昨天还有前天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怨气冲天。
酒店专门腾出了一整层楼给会议使用。那间商量大事的屋子与她刚离开的那间非常相像，几乎给她一种“家”的感觉。屋顶和四面墙全部包上亮闪闪的木头，不过地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瓷砖，模仿的是清真寺的图案。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无比的桌子，长方形的，安装了耳机、开关和按钮什么的。现在，轮到她给每个座位分发纸张（要是代表们的发言太过冗长，可以在上面涂鸦解闷），还有铅笔、水笔和水杯。或者，她无须亲自动手，只须过问一下，提醒负责会议事务的酒店员工别忘了就行。这个酒店员工名叫阿梅德，是个小伙子，胖乎乎的，脸色苍白，笑眯眯的，非常和善；是她的同行、盟友和兄弟。他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知道她还会说自己不懂的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他高兴坏了。虽然他对酒店的运营了如指掌，但是之前从未给会议事务帮过忙——或者应该这么说，他知道商务会议，但认为这次会议有所不同，因为会议的语言变来变去。一个身着镶边制服的男孩走到阿梅德跟前，凯特听见指令的下达与接收用的是土耳其语。这是她踏入这片土地首次听到土耳其语。她和阿梅德不论坐着站着走着嘴都不停歇，忙着商量对策，怎么让他人舒舒服服，她听到的土耳其语其实都是飘过耳边的——不再喧嚣了。酒店外面存在一个世界，当她的耳朵最终与其接触时，突然失聪了，失去理解力了：这个她听不懂的语言就躲在她的周围，像没有清洗干净的玻璃窗，半明半暗，苦不堪言。她的耳朵好像受到了责备，使劲竖着，想捕捉到走廊上的两个女服务员的对话——它们觉得应该听得懂，不懂就是它们的错……身边要是没有阿梅德，她就像台报废的机器无法运转。
阿梅德对夜生活、饭馆、舞女、教堂和伊斯坦布尔周边游的最佳线路都略知一二。她从几百米的高空俯瞰，瞥了一眼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屋顶和银光涟潋的水面，还有那一条条街道，就像土耳其语本身，遥不可及，生机勃勃。她想她应该接近，理解……她站在窗边，一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小鸟从眼前飞过。她觉得，一个未知世界正轻手轻脚朝她走来，她看着那只小鸟飞过那一条喝黑海海水长大的河，朝对岸的尖塔和穹顶展翅而去。此时，阿梅德就站在她身边，等她发话怎么处理不同饮食习惯这一问题。等到最后一批代表从空中降落，娱乐节目、短程旅行、文化活动，不用说还有十几个国家的美食佳肴，全部要准备就绪。这些东西有人正在享用，因为这群男男女女似乎一点儿都不累，他们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经验丰富，到酒店的时候仍然衣着整齐、泰然自若，用不同的语言聊天。显而易见，本次会议将是一场愉快温和、你谦我让的会议。代表们相互喜欢。其实，这就是这些与会人员、温和的竞争对手、巧妙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官员们的一贯做派。因为当他们坐在那张大桌子旁时，不管别人的观点和自己分歧多大；为了自己国家的主张，态度多么强硬，甚至相互谴责对方是两面派：某某国家把甲虫放进那一季的粮食里，故意搞垮我们的生意！……不对，你们送往世界各地的粮食中都有甲虫，显然你们的种植方法不对……你们只想让自己国家获利，你们什么东西都想多占！……正好相反，我们是想帮助贫穷国家的难兄难弟……是的，就像一大群吵嘴的孩子，但不管他们吵得多凶多频繁，过后来到大厅、酒吧、咖啡间、饭馆，更别提床上，都是同胞，什么都能谅解。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群人做着相同的工作，生活方式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找到共同话题。
那晚，凯特加入了一个由这群见多识广却没来过伊斯坦布尔的代表组成的观光团。才一离开酒店，她立即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氛的城市，旅行指南没有夸张，书里用各种语言介绍了这个城市，有她懂的语言，也有许多她不懂的语言。这个团的成员有费利夫人，是西非塞拉利昂人，一位健壮的、崇拜法国的黑人女士；还有巴西的丹尼尔先生和意大利的费鲁吉亚先生。他们在一家土耳其饭馆吃了晚餐，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想做的事儿；进了两家夜总会，看了肚皮舞和吞剑表演，然后一致同意稍后他们四个人再一块儿去五十里之外的小村庄看新出土的文物。在酒店门廊互道晚安时，大家都说这个晚上玩得特别尽兴：说起自己的观感个个头头是道，像旅行家似的。然后散了伙好早点儿睡觉，就是说趁黎明没来，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儿，因为会议明天正式开始。
凯特入睡前的确想起了她的迈克尔——她认为，她的迈克尔此时正在芝加哥，到一个移民美国的老同事家里做客，小住几日。她也想到了她的四个孩子。她发现，虽然想到他们自己心头一阵难过，但很快就释然了：她知道，她已经在绽放、膨胀和扩张了——有人需要她，她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不得闲。
每天这个时候，她享有几分钟的空闲时光时，都发觉自己的情绪慢慢高涨了起来——她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变化。因为自己很忙没时间细想，要是有时间，她满脑子的想法肯定会蜂拥而入，让她痛苦不堪。她的家人听到她说要忙伦敦的会议，没空替他们打包整理送行时，乐不可支；还有听到她说这话：“孩子，去挪威没问题吧？对不起，我真的太忙没空……”蒂姆答话的声音顿时轻快了许多。
她认为自己是家庭温暖的中心，如同蚁后能散发出看不见的气味，可惜她的这一自我认识滞后了两三年。（没准儿是她的记忆出了问题？她似乎越来越像有好几个记忆似的，而每个记忆中的东西又与另一个大相径庭。）事实是这两年，这三年，或者还要更长——反正打孩子们成年开始，她就感觉空虚无聊。明白这一点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她从不敢这么说：“现在，他们都是大人了，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凯特的记忆才说谎？当然空虚无聊的不是“真正的”凯特，真正的凯特像平时一样——至少在她的得意时刻——静静地远离舞台，看着多为滑稽可笑的表演。但是自我没有机会出场是极其痛苦的；她经常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因受到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愤愤不平。这些年来，不公正的行为及其衍生的痛苦，一直守候着她，只是她不允许自己接触它，或长时间接触它，相反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婚姻的形象，（或许可以称之为第十阶段或第十五阶段？）精心呵护这个她和丈夫恳谈后的智慧结晶。她不允许自己比那张“嘲谑的鬼脸”更接近真情实感。如今她不能容忍它的侵扰。终有一日她必须与之正面交锋。可是现在，谢天谢地，她很忙，忙得扬扬得意。她在这里，周围的人都对她笑脸相迎：服务员和餐厅侍者，酒店经理和楼层经理，出租车司机和口译人员——尤其是钦佩她的阿梅德。她也一样钦佩他。他们的关系就像服侍同一女主子的侍从。他支持她，无所不晓，什么都愿给她；而她呢，面对那群刁蛮难缠、聪颖过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那些国际行政官员，那些新贵名流的种种问题和需要，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和她的拍档阿梅德所向披靡。开会的时候她守在隔壁房间，等待随时召唤；若有需要她就待在小同传室，将听到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转化成葡萄牙语——所有用葡萄牙语发言的代表，都前来称赞，称赞她能够不偏不倚地抓住语言的精神。在休会期间，在用餐时间，不管什么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她都是有求必应、温文尔雅、人见人爱的凯特·布朗。
去年夏天随丈夫访问美国的时候，她已经注意到了当下的处境……
整个北美大陆，建筑几乎雷同，如同一座小镇，只是略有变化而已。有时同一种类型的建筑绵延数英里，慢慢细分成各个部分，每个部分五脏俱全，都有自己的航空公司。一些大公司聘用的姑娘如同传统节庆和狂欢节的军乐队领队。她们身穿花花绿绿的可爱服装，在检票台前走来走去。她们的义务就是替顾客引路和回答问询，说实话对这方面的工作她们毫不懈怠，但这并不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分内之事，说简单点儿，就是告诉大家，这家航空公司美女如云，你可以心安理得地饱餐秀色；性成了俯首可拾、简简单单、毫不神秘的东西——老天爷呀。这些姑娘们都很迷人，但并不性感，她们入选是因为她们友好、活泼，而且阳光。瞧她们或独自一个，或三三两两，来回走着，笑啊笑个不停。如果你的眼睛跟着她们走（比如飞机晚点不好消磨时光时），就会发现她们慢慢地像充了气似的，周身温暖的气息渐渐弥漫开来。她们陶醉了——真真切切地——陶醉于自己的美丽，因为能够穿得花枝招展在公共场所招摇过市，吸引如此众多的眼球，帮客人排忧解难。她们不停地笑着，给人感觉好像马上就会一个接一个地飘浮起来，浮在那逐渐弥漫的她们的善意气息中，而众多的目光为此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是的，她们将飞过机场的窗口，在天空中灿烂微笑，如同气象气球，飘浮在有升有降的飞机之间。飞机里面，所有的姑娘都是一个身份——空姐，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够作为爱与善的施与者而沉醉。这些航空公司和国际航班的情况有所不同：国际航班的姑娘们得不辞辛苦地给顾客提供食物，以这种方式将爱传递。可是整个美国，都是那种灵活轻巧的小飞机，不分昼夜飞来飞往，载着众多没多少活可干的姑娘。她们给你送饮料。她们带着温柔亲切的笑容，给你发盒饭。她们对着广播传递着温暖人心的信息——“我们爱您需要您，请再次光顾，请把您们的爱给我们。”此外，她们在机舱里走来走去，笑啊笑个不停，享受着男男女女的羡慕目光。她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人羡慕。在她们来回走动展示自我时，羡慕的热度急剧上升。飞机刚起飞的时候，姑娘只是态度友好，笑容灿烂，但似乎很快就因吸取了太多的注意而膨胀至爆炸的地步。她噗的一声炸开了，也许是发烧了——她双颊通红，眼睛兴奋得灼灼放光，真像发烧了一样。
就这样，她脸上堆着笑容，笑个不停。
不难想象，等下了飞机回到屋子后，她会烦躁不安，坐不稳睡不着吃不下，怎么也停不下脸上的笑容。她太激动了，没办法安静下来。如果她有个男人，那个可怜虫的爱慕怎么能同她这一天中从几十个男人那儿收到的爱慕相提并论？可想而知，哪个倒霉蛋娶了她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不久，这种情况肯定无法避免：干这一行的结婚率很高，离婚率也一样高。但是，有那么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时间——至多五六年——那姑娘像在舞台走秀似的，是一天几百双眼睛的焦点，工作时的每一分钟都是羡慕、渴望和嫉妒的对象，是温暖、舒适和关爱的源泉。接着她结婚了，就像走下一个上千人喝彩的舞台，进入一间狭小的黑屋子，可能她一无所知，不懂是什么东西搞得她觉得自己像只陀螺，被一直抽打着——然后留在地上转个不停。她没有自省能力，也缺乏自知之明，因为这样的女孩肯定既简单又幼稚，生来就是干这活儿的料。哪怕穷其一生，她也悟不出这一点：把一个姑娘塑造成公众爱恋的对象——成为军乐队领队、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或空姐，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是件多么残酷的事。她结婚，因为早婚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就像她体内肯定有个什么器官，能够收发几千瓦的爱情、关爱及谄媚的能量，而她又无法将其关闭。她到底怎么了？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烦躁易怒？干吗不能好好放松休息一下，睡个好觉？她就像个一直受大人表扬的孩子，而现在大人们烦了，转去聊天不理她了，不管她跳什么舞，又笑又喊又摆造型地嚷嚷：“快来看呀，快来看嘛！”——他们就是充耳不闻，最后才说了句：“安静点儿，到一边玩儿去。”
她觉得头疼，生活索然无味，接着疯狂地爱上某个男子，搞得那男子还以为有个情敌存在似的。不久她就离婚了。可能她想重操旧业，然而韶华不再。她已经不再可爱、轻盈、朝气蓬勃了，她的位置已经被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鹊巢鸠占。
不用多久就到七月中旬了。会议还有两三天就宣告结束，但是这边的代表乱纷纷离去，那边的代表又成群拥入，酒店又承接了一个霍乱研讨会。
凯特在众人充满欣赏的光束下不停地微笑，将自己有求必应的光束投向四方，温暖每一个人。一想到马上就要孤单一人，她就茶饭不思。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恐慌的缘故。浓浓笑意的光束太强了。或许不是这样，她只是做力所能及之事，从会议开始便一直如此，可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打包离去，那束光亮就未免强烈了点儿。她从阿梅德的态度中，知道自己是个办事利索、雷厉风行、笑容满面的女子。他就像台早该关闭的机器，绕着她转呀转：他拿来头疼药给她，说他自己也在头疼——每到一件事情要结束时，他就睡不着觉，搞得他妻子满腹牢骚。凯特把家人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也给凯特看了一张照片——一个整洁干净的安静女人，膝头坐着一个局促的小女孩。凯特看得出这张照片取景的位置，是他趁工作间隙，站在一节楼梯顶端背对着窗拍摄的。阿梅德不能像客人那样坐着，但她可以，就像她可以陪着代表到处吃饭游玩，但阿梅德肯定不行。因此，看她站着，身边的阿梅德也站着，对她说：吃完药早点儿睡觉，明早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凯特心想，哪儿有这么轻巧的好事儿：一旦有机可乘，等待她的绝非镇定剂可以哄骗和赶走的东西。她得回伦敦去，找个地方独自待上两个月，孤独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有许多人邀请她去他们的国家做客，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在这种随意宽容、无欲无求的生活方式中，友情其实就意味着全然否定。不作批评。不提要求。对国家或种族差异不闻不问，对于这优雅迷人的圈子，那些分歧似乎只是用来说笑逗趣的。此外，性爱平等。谁也不伤谁的心。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事业远比性或爱情重要：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性观念，浪漫爱情、渴望想念、绝望情绪全被放逐到精神失常的过去。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过去或将来的情人，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形影不离，可一经分别却可以几个月或几年不通音讯，甚至想都想不起对方；然而在雷克雅未克再次重逢的时候，双方都竭力不喜形于色，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暗酝酿着另一次稍有不同的亲密接触。如同演员在戏中为恋情又哭又笑、又恼又喜，但不久之后就各奔东西，十年之后才又穿着不同戏服，再次偶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