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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默里非常沮丧，尼克松这个骗子和坏蛋以极大的优势连任了总统。尼克松赢得了四十九个州。乔治·麦戈文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差的竞选记录，他只赢下了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更糟糕的是，在水门事件刚被披露的事实让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倍感震惊的同时，尼克松的支持率却依然很高。选举后的1973年4月，总统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六十，反对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我们该怎么办啊？”加斯帕逢人便灰心地问。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媒体接连揭露尼克松在总统任上犯下的罪行，但尼克松却拼命掩饰和潜入水门大厦一事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水门事件疑犯时当庭宣读了其中一个疑犯写的信，信中说有人向他们施压，让他们认罪保持沉默。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总统在试图干扰司法自由，但选民们似乎压根儿不在乎。
风向改变的4月17日，星期二，加斯帕正好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
新闻发布室有一个一头微微高起的舞台，惬意的蓝灰色幕布前立着一个小讲台。新闻发布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因此在摄影记者们争抢最佳拍照位置的时候，一些文字记者会干脆地坐在棕褐色地毯上。
白宫方面说，总统将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但并不接受提问。记者三点都到了，但这时已经四点半了，总统却还没有出现。
尼克松在四点四十二分来到了新闻发布室。加斯帕注意到他的双手像是在抖。尼克松宣布白宫方面和参议院与萨姆·欧文为首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达成协议，白宫雇员可以向欧文委员会作证，但他们可以拒绝作答。加斯帕觉得这个让步不算很大。可无辜的总统压根儿不会引起这类争议。
尼克松说：“我们不会庇护任何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府中拥有相当职位的人都能请求豁免，但这次不行。”
加斯帕皱起眉。这意味着什么？有人一定请求了豁免，而且是尼克松身边的人。现在尼克松公开拒绝了这样的请求。他准备拿人做替罪羊了。但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无论是谁，所有遮掩的尝试都该受到谴责。”一说完这句话，尼克松就离开了新闻发布室。可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就是他本人啊！
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一走上讲台，就迎来了排山倒海的问题。加斯帕一个都没问，他对豁免的声明感到十分好奇。
齐格勒说总统刚刚发表的声明是份“有效”声明。加斯帕马上就知道这只是托词，意图是蒙蔽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新闻发布室里的许多记者都认清了这一点。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尼·阿普尔马上就问，先前所有的声明是不是都是无效的。
“是的。”齐格勒说。
记者们群情激愤。这意味着他们被蒙骗了。这么些年来他们基于对总统的信任一直在忠实地对尼克松的声明进行报道，但他把他们都当成了傻瓜。
他们不会再信任尼克松了。
加斯帕回到《今日》节目的办公室，脑瓜里依然在琢磨着谁才是尼克松“豁免声明”的真正目标。
两天后他知道了答案。加斯帕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人在电话中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她是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的秘书，她想找个资深记者，宣读一份来自迪恩本人的声明。
这件事很诡异。总统的法律顾问想对新闻界发声，一般通过白宫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安排。白宫内部显然出现了分歧。
“有些人也许希望我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这位秘书念道，“任何听信这种话的人都应知道……”
啊，加斯帕心想，终于有一只老鼠要从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跳下去了。
玛丽亚对尼克松很好奇，这个贵为总统的人竟没有一点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尼克松是个大骗子时，他却拒不辞职，继续待在白宫颠倒黑白，极尽威胁和撒谎之能事。
四月底，约翰·埃利希曼和鲍勃·海德曼一起辞了职。这两人都是尼克松的亲近随从。因为埃利希曼和海德曼的德国名字，被两人拒于门外的人把他们称为“柏林墙”。他们为总统犯下了非法侵入和作伪证的罪行：有人真的相信这些罪行是违背了总统的意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的吗？相信的话就太可笑了。
第二天，参议院一致同意在已经蒙上污名的司法部外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由他进行调查，看看总统是否要被起诉。
十天后，尼克松的支持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四，反对他的倒有百分之四十五。反对他的人第一次占了上风。
特别检察官马上投入了工作。他雇佣了一组律师。玛丽亚认识以前在司法部工作过的安托尼娅·卡佩尔。安托尼娅住在乔治敦，住处离玛丽亚不远。一天晚上，玛丽亚按响了安托尼娅家的门铃。
安托尼娅打开门，露出惊讶的神情。
“别叫我的名字。”玛丽亚说。
安托尼娅很吃惊，但马上就心领神会了。“好的。”她说。
“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快进来吧。”
“能去街边的咖啡店见我吗？”
安托尼娅露出困惑的表情，但还是说：“行，我让老公给孩子洗澡……呃，等我十五分钟行吗？”
“没问题。”
安托尼娅一到咖啡店就问：“我家的房子被人窃听了吗？”
“我不知道，但为特别检察官工作就有这个可能。”
“喔。”
“首先强调一下我的立场，”玛丽亚说，“我不为迪克·尼克松工作。我所忠实的对象是司法部和美国人民。”
“我明白……”
“现在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告诉你的，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能有任何办法帮到特别检察官的话，我完全愿意帮这个忙。”
安托尼娅很聪明，知道玛丽亚是想在司法部内部给她做线人。“这确实很重要，”她说，“但我们如何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保持联系呢？”
“从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别提你的名字，说些关于咖啡的事情。我会在同一天来这儿见你。你看这个时间点怎么样？”
“很好。”
“调查进行得怎么样？”
“还刚开始呢！我们正在为团队寻找合适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