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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道路断绝，尧君素为了把整个关中与河东的危急形势告知东都朝廷，只好写了一份奏表，然后命人制造了一只木鹅，将奏表挂在鹅脖子上，最后让木鹅顺流东下。
木鹅漂到河阳，被守军拾获，交给了东都的越王杨侗。杨侗见信，叹息良久，于是以朝廷名义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命人走小路将任命状送到了河东。
后来，东都守将庞玉、皇甫无逸等人归降李渊，途经河东时也曾一再对尧君素晓以利害，劝他投降，可尧君素始终不为所动。
再后来，他在长安的妻子又来到城下，泪流满面地对他说：“隋室已亡，天命有属，郎君何必自苦，自取祸败呢？”
尧君素在城头上大喊一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然后亲手搭弓上箭，一箭射了出去。他妻子应声而倒，死在了自己丈夫的手中。
尧君素知道隋王朝气数已尽，每谈及国事，必泫然泪下，对将士说：“我是皇上（杨广）的藩邸旧臣，累蒙奖擢，今出于君臣大义，不得不死！城中粮食还可支持数年，等吃完了，天下事也尘埃落定了。倘若隋室覆亡，天命有归，我当自断头颅付与诸君也！”
尧君素情愿为隋王朝守节尽忠，可他的部众却不甘心成为隋朝的殉葬品。他们一直想叛逃，可尧君素军纪严明且统驭有方，所以将士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河东城就这么坚守了一年有余。到最后，江都传来了杨广被弑的消息，而城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部众们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了尧君素，开门投降。
也许尧君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也许在他眼中，富贵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比它们更值得捍卫的，是人的操守、信念和价值观。
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君臣大义，尧君素宁可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愚忠——一种毫无意义、不可救药的愚忠！
可是，就像我们不能以尧君素的“君臣大义”去要求并责备屈突通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标准来评价尧君素。
当然，像尧君素这样为一个不得人心、大势已去的旧王朝殉葬的做法固然不值得效仿，但是他勇于捍卫信念的这种精神本身却值得我们崇敬和仰望。
毕竟他的心中有一种高于富贵和生命的东西。其实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在，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就能在苦难与死亡面前傲然挺立。怕只怕世上的人们丧失了这样的东西，并且还以丧失这样的东西为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尧君素是一个旧王朝的殉葬品，还不如说他是自身信念的殉道者。这种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大业十三年最后的那些日子，李渊的势力在急剧扩张。南面的巴蜀地区已经完全归附，而刘文静向关东（潼关以东）进军也大有斩获，短短时间内，弘农（今河南灵宝市）、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以西的土地城邑全部纳入了李渊的势力范围。
大业十四年正月初一，隋恭帝杨侑下诏：唐王李渊可以“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这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靴，奏事时无须由侍臣唱名。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种特权，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篡周前夕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新年的第一天，李渊被授予了这种特权，这似乎表明李渊已经向不远处的那个皇帝宝座又迈进了一步，同时也等于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隋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正月二十二日，李渊任命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诸路兵马十余万人进军东都。二月初四，李渊再命太常卿郑元璹进军南阳郡（今河南邓州市），命左领军司马马元规进军安陆郡（今湖北安陆市）及荆襄地区。
大业十四年的日历刚刚掀开，正在热火朝天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便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
他的实力之雄厚，声势之浩大，发展之迅猛，让所有参与逐鹿的选手都暗暗捏了一把汗。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下一个出局者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