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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绞尽脑汁地想了十天,始终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终于大腿一拍,想到了一个主意——浮木传诏。
八月二十四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到流经雁门的汾水河上,迅速漂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勤王诏。
随后的日子,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接获诏书,于是纷纷募兵奔赴急难。然而,仓促之间,各郡县募集的兵力都很有限,就算在最短时间内赶到雁门,恐怕也不一定打得过兵强马壮的突厥人。当时,有一支勤王队伍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下有个十七岁的小兵,就针对这个问题献上了一计。
这个小兵的意见是: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迷惑敌人。他说:“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定认为我方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大军。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白天旌旗招展,夜晚钲鼓齐鸣,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迫使他们闻风而遁。否则敌众我寡,万一突厥倾巢来攻,我军恐怕难以抵挡。”
云定兴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欣然采纳。
这个献计的十七岁小兵,就是李世民。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现在的身份还很卑微,但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其见识和谋略已在此初露端倪。
杨广除了浮木传诏外,还采纳近臣萧瑀(萧皇后之弟)的建议,派密使从小道潜行至突厥王庭,向义成公主(与突厥和亲的隋宗室女)求救。义成公主闻讯,马上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急报,上面写着:北方边境告急!
始毕可汗不太相信,却又不敢断然否定。因为连日来,已经有斥候不断汇报:隋朝东都及各郡援军已大量集结,并正往雁门方向迅速移动,前锋已进抵忻口(今山西忻县)。也就是说,如果短时间内打不下雁门,就有可能反过来被隋军包了饺子。
始毕可汗越想越不安,不得不在九月十五日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突厥人一撤,杨广如释重负,立刻派出两千骑兵一路尾追,在马邑攻击并俘虏了两千多名突厥的老弱残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屈指一算,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三十三天。
突厥人撤退之日,城中的粮食刚好告罄,杨广和所有人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贺使缺席。这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事,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等人都表示,大部分叛乱已被平定。杨广问叛贼还剩多少,宇文述从容奏答:“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杨广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满朝文武中,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对杨广说:“对于叛乱情形,各地奏报多不属实。臣在此仅举一例: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一千余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仅一百余里。请陛下想一想,如果叛贼越来越少,又怎么可能离东都越来越近?”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个借口罢免了苏威,并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都对此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因为,杨广更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
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随即下令龙舟队扬帆起航,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
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龙舟一帆风顺地驶向江都。
同时,再也没人能阻止杨广义无反顾地奔赴死亡。
离开洛阳时,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就是江都。他曾在江都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怀有很深的情感。相比于洛阳,他显然更喜欢江都,也一直将其视为灵魂的故乡。这几年,杨广感觉自己走了背运,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所以他满心希望,美丽的江都能够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然而,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
因为,江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一个可怕的终点——终将把属于杨广的一切全部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