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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亨利的舞蹈团每周六晚在东柏林欧洲饭店的餐馆演出，为东柏林的精英以及他们的妻子们表演爵士标准舞曲和流行乐。在瓦利看来，真名为约瑟夫·海因德的乔不是个好鼓手。但他即便醉了也不会影响鼓点，还是音乐家协会官员，所以永远不会被解雇。
晚上六点，乔开着辆黑色的老式弗拉莫V901小货车来到饭店的员工入口，他那面珍贵的鼓绑在后车厢绵软的垫子上。当乔坐在酒吧开始喝啤酒时，瓦利就负责把鼓搬运到舞台上，从皮套里拿出来以后，按乔喜欢的样式组装起来。一整套鼓包括带踏板的低音鼓、两只手鼓、一面小军鼓、一对踩钹、一面铜钹和一个牛铃铛。瓦利像移动易碎的鸡蛋一样小心地搬运着这些乐器：这是四十年代乔从一个美国兵那里打牌赢来的美国名牌斯林格兰鼓，乔永远不可能再弄一套这样的鼓了。
搬鼓赚不了多少钱，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鲍勃西双胞胎那样在中场休息的二十分钟里进行表演。更重要的是，尽管年仅十七岁的瓦利并不够格，但他和卡罗琳已经弄到了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证。
把二重唱组合的名字告诉英裔外祖母茉黛的时候，茉黛咯咯直笑。“你们怎么不叫弗洛西和弗雷迪，或伯特和南啊？”她说，“瓦利，你真是把我逗乐了。”原来鲍勃西双胞胎不像埃弗里兄弟，一提到鲍勃西双胞胎，人们就想到那对脸颊红润的双胞胎兄妹，以及他们完美的鲍勃西家族。但无论如何，瓦利和卡罗琳都决定要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乔是个笨蛋，但瓦利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乔让自己的乐队足够大声，以免被观众忽略，不过有人抱怨这样很难交谈。为了让团员们高兴，每次演出时，他都会用聚光灯对准某个团员，让他单独出现在聚光灯下。乔总是会安排一个观众喜欢的团员开场，当舞池里座无虚席的时候就结束了，让观众期待看到更多表演。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深受喜爱。他打算专攻摇滚乐。共产党人也许会软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允许成立流行乐团。称心如意的话，瓦利也许会找到去美国的方法。
但这些都还远着呢！现在他只希望鲍勃西双胞胎可以出名到能让他和卡罗琳成为全职乐手。
竖鼓的时候，舞蹈团的团员们悄然登上了舞台。表演在七点整正式开始。
共产党人对爵士乐的态度很矛盾。他们对美国的一切持怀疑态度，但纳粹禁止爵士乐，爵士乐成了反纳粹的象征，最终他们因为爵士乐的喜闻乐见而默认了它的存在。乔的舞蹈团没有歌手，完全可以演奏歌词中带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乐曲，例如《礼帽、白领带和燕尾服》《装扮高雅》。
卡罗琳很快就到了，她的到来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简陋的后台，使灰色的墙和肮脏的角落刹那间都有了生气。
瓦利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和音乐同等重要的东西。瓦利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事实上钓上她们没费他多少工夫。她们一般都愿意和他发生关系，大多数同班同学难以企及的性事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但他从没经历过对卡罗琳那样的爱和激情。“我们思想很接近——有时甚至会说同一件事。”有一次他对外祖母茉黛说。外祖母回答：“我明白——你们是精神上的伴侣。”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谈论音乐那样轻松地谈论性事，坦言各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虽然卡罗琳没什么不喜欢的。
舞蹈团还要表演一个小时。瓦利和卡罗琳跳上乔的小货车的后车厢，躺了下来。在停车场昏黄的路灯下，后车厢宛如少女的闺房。车厢里的垫子是天鹅绒的，卡罗琳像个柔弱的宫女一样坐在垫子上，解开衣服让瓦利亲吻。
他们曾经戴着避孕套做过爱，但两人都不喜欢用。有时他们不用避孕套，在高潮快到时瓦利及时撤出，但卡罗琳说这样不能保证不受孕。这天他们用手互相愉悦。当瓦利探进去以后，卡罗琳引导着他的手指，教他如何让她愉悦。随着手指的一进一出，卡罗琳发出更像是惊讶的小声叹息。
“和你爱的人做爱是世界上第二等快乐的事情。”茉黛对瓦利说。祖父母这辈通常会说出父母不会说的话。
“如果这是第二等，那第一等是什么？”瓦利问。
“当然是看到孩子们幸福快乐地成长了。”
“我以为你会说是‘弹奏拉格泰姆’。”瓦利的这话把茉黛逗笑了。
和以往一样，瓦利和卡罗琳像无缝对接一样从性事转移到了音乐上，好像它们是一回事。瓦利教给卡罗琳一首新歌。瓦利的卧室里有台收音机，他能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西柏林的美国电台，可以听到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最新歌曲。这首新歌名叫《如果我有把锤子》，由一个名叫“彼得、保罗和玛丽”的美国三重唱组合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瓦利觉得观众一定会喜欢。
卡罗琳对歌词里的公正和自由心存疑惑，生怕因此会惹上麻烦。
瓦利说：“在美国，皮特·西格因为写了这首歌都被称为共党分子了！哪里都有恃强凌弱的事。”
“这又帮不到我们！”卡罗琳用实事求是的冷酷口气说。
“反正这里又没人懂英语。”
“好吧，”卡罗琳不情愿地退让了，但接着她又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做这种事了。”
瓦利很震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卡罗琳表情忧郁。瓦利意识到她不想破坏欢愉的兴致，刻意隐瞒了一些坏消息。卡罗琳有着超强的自控能力。她说：“我爸爸被斯塔西问话了。”
卡罗琳的父亲是汽车站的管理人员，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像会被秘密警察怀疑的那种人。“为什么会这样？”瓦利问，“他们问了他些什么？”
“问你的事情。”她说。
“哦，真该死。”
“他们告诉他，你是个意识形态上无法信赖的人。”
“审讯他的是谁？是个叫汉斯·霍夫曼的人吗？”
“我不知道。”
“我猜是的。”即便汉斯没有亲自审问，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瓦利这样觉得。
“他们说再看到我和你公开登台，爸爸就会丢掉饭碗。”
“你还需要听父母的话吗？你都十九岁了！”
“但我还和他们一起住呢！”卡罗琳已经高中毕业，但还在专科学校学会计。“无论如何，我不能让父亲失业，我担不起这个责！”
瓦利很震惊，他的梦想眼看就要毁灭了。“但……我们是如此之棒！观众喜欢我们！”
“我知道，真是太对不起了。”
“斯塔西怎么会知道你在登台演唱？”
“你还记得认识的那天晚上跟踪我们的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吗？近来我见过他几次。”
“你认为他一直在跟踪我吗？”
“也许不是一直。”她压低了声音说。即便没人偷听，说到斯塔西时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声音。“也许隔段时间会跟踪一次。跟踪了一两次以后，他很快发现了你和我的关系，于是又开始尾随我。查出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后，他们就对我爸爸下手了。”
瓦利拒绝接受无法和卡罗琳一起登台的事实，“我们到西边去。”他说。
卡罗琳表情痛苦地说：“老天，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过去。”
“经常有人逃过去。”
瓦利和卡罗琳经常谈论逃到西边的事情。叛逃者有的游过运河，有的使用假冒的证件，有的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有的干脆直接闯关。西德的广播电台有时会播放叛逃者们的故事。东德的民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
卡罗琳说：“叛逃不成而被打死的人也很多。”
在渴望逃亡的同时，瓦利也在担心卡罗琳会不会在逃亡时受伤甚至被打死。边境的守卫开枪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打死。同时，柏林墙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原来的铁丝网现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带有聚光灯的双层水泥墙，之间有些地方还有巡逻的警犬和瞭望的塔楼。柏林墙前甚至造了些防止坦克穿越的障碍物。即便经常有边防军人叛逃到西方，但总不会有人开着坦克硬闯吧。
瓦利说：“我姐姐就逃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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