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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气中弥漫着迷雾和地狱般的东德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黄味。坦尼娅匆匆从华沙赶来，协助报道东德日益严重的危机。她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许多人逃到西方，学校因为缺少教师而关闭，医院的骨干人员在不断流失。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越来越愤怒。
东德新任总书记专注于制定和完善有关出国旅行的政策法规。他觉得如果能在这方面让民众满意，其他的不满也会烟消云散。坦尼娅觉得他搞错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东德人的一种习惯。11月6日，克伦茨颁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许人们得到内政部许可便可出国旅行，随身可以带只能买一盘香肠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马克。这个让步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批评。11月9日这天，愈发绝望的总书记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另外一项有关旅游的法令。
坦尼娅很同情东德人自由国外旅游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样的自由。瓦西里是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书从没出版过的苏联。他应该以个人名义去接受他的另一个自我所获得的荣誉，感受对他的喝彩——坦尼娅想和他一起去。
很遗憾，她看不出东德政府会怎样让人民自由。一旦让老百姓获得自由，东德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了——不然当初也不会竖起一道柏林墙。如果允许公民自由旅行，几百万百姓会永远离开东德。西德在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很古板，可能算是个保守国家。但和东德比起来，西德简直像是个天堂。没有哪个国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克伦茨不会愿意让东德人实现他们的首要愿望。
因此，在六点之前去默赫伦路国际新闻中心的时候，坦尼娅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闻发布厅里满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机。几排红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坦尼娅只能站在发布厅四周的人堆里。外国记者来了很多：他们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六点整，克伦茨的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官员走进新闻发布厅，坐在讲台上的桌子旁。他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灰色的领带。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娅喜欢和信赖的那种干吏。从六点到七点，他将宣布内阁的变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娅对共产党政府巴结地迎合公众对改变的需求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少数几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苏联军队的坦克。她极度痛苦地回忆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团结工会的遭遇。不过，据哥哥所说，苏联不再有能力或是意愿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了。坦尼娅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没有担心地书写事实的情形。他们迎来自由了吗？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七点，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离开东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几个记者提问要求他给出解释。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镜，高声读出了法令的内容。“不需遵照现行护照要求、不需证明旅行的必须性或家庭关系，就可申请私人的国外旅行。”
尽管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法律术语，但内容听上去不错。有人问：“这部新法律什么时候实施呢？”
沙博夫斯基显然不知道这部新法何时推行。坦尼娅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厉害。她猜测这部新的法律应该是在匆忙间起草的。他翻动面前的纸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说，“这部法律将不会有拖延地立即执行。”
坦尼娅很疑惑。这条法律的确颁布得蛮快的——但具体会怎样执行呢？东德公民可以直接驾车到检查点，然后穿越国境吗？可新闻发布会却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会酒店的不长路途中，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该在报道中写些什么。穿着皮装和牛仔裤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却又肮脏不堪的大理石大厅里闲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部图像不好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新闻发布会的图像。拿到钥匙时，坦尼娅听到一位前台服务员对另一位说：“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可以过去了吗？”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瓦利在西德宾馆的套房里和前来探望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丽贝卡一起看电视。他们打算一起吃顿饭。
瓦利和丽贝卡苦苦思索着西德电视二台七点档《今日》节目的一篇低调报道。东德人有了新的旅行法，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法令意味着什么。瓦利不知道家人是否被允许来西德探望自己。“我想也许很快就能见到卡罗琳了。”他沉思着说。
几分钟以后，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到了。一进套房，他们便脱下了冬衣和围巾。
八点，瓦利把电视调到西德电视一台，收看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但并没得知更多的消息。
给瓦利生活带来最大破坏的柏林墙似乎不太可能开放。在一瞬间熟悉的记忆中，他想起了驾驶着乔·亨利老旧的黑色弗拉莫车的揪心一刻，想起了看见边防战士跪地拿起机关枪时心头的恐惧，想起自己狂打方向盘撞向边防战士时的惊慌，想起子弹打破挡风玻璃时的困惑。察觉卡车轧过人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恶心，但接着他就冲过栅栏奔向了自由。
柏林墙使他不再清白，从他手里夺走了卡罗琳，夺走了爱丽丝的童年时代。
现在，这个离二十六岁生日还有短短几天的女儿在说：“柏林墙还会不会继续存在呢？”
丽贝卡说：“我弄不清。听上去像是他们偶然犯错打开了边境一样。”
瓦利说：“我们干脆出去到街上看看吧。”
和东德的上百万人一样，莉莉、卡罗琳、沃纳和卡拉经常收看西德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不像东德新闻节目里政府鼓吹的那些没人相信的幻象，东德人觉得《今日新闻》里播出的才是事实。但他们却被八点新闻里模棱两可的报道迷惑了。卡拉问：“边境到底开了没开啊？”
沃纳说：“不可能开的。”
莉莉站起身。“我去看看吧。”
最后，四个人都过去了。
走出家门，感受到寒冷的夜风以后，他们觉得街上的气氛和平时有点不一样。昏暗照射着黄色路灯的东柏林街道到处都是人和车，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景象。所有人都朝柏林墙那边去，大多数都是几个人一起去的。一些年轻人举手搭便车，这在一周前会被捕。人们和陌生人谈话，询问对方知道些什么，想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能去西柏林了。
卡罗琳对莉莉说：“我听收音机里说，瓦利就在西柏林。他一定是去见爱丽丝的。”她脸上一副深思的表情，“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彼此。”
弗兰克一家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向南一直走到离聚光灯照射下的检查哨不远。这个检查哨占据了整个街区，靠他们一边的是共产主义东德的齐默尔路，另一边是自由西德的科赫大街。
走近以后，他们发现斯塔德米特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使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街上还停着一列车，这些车的司机显然不知道该不该靠近检查点。莉莉感觉到一种庆祝的氛围，但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她往检查站那边看过去，发现检查站的门并没有打开。
许多人退到聚光灯照射的范围之外，不愿暴露自己的面容。但一些大胆的人却走近了检查站，他们犯下了“未经允许侵入边境地区”的罪名，很可能因此而被捕，在劳役营里待上三年。
越靠近检查站，街道越窄，人群也越为密集。莉莉和家人在人群中钻到了最前面。在灯光像日头一样的敞亮前方，他们看见了供行人和车辆通过的红白两色门，看见了拿着枪在门前四处巡逻的边防军战士，看见了海关大楼，看见了矗立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瞭望塔。在一个玻璃幕墙的岗哨里，一位军官正对着电话机说着些什么，说话时不断做出挥舞手臂的失望动作。
在检查点的两边，可恨的柏林墙沿科赫大街不断延伸。莉莉感到一阵恶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道墙就把家里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几乎一直没能相见。相比于可恶的汉斯·霍夫曼，她更恨这道墙。
莉莉高声问：“有人尝试走过去吗？”
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愤怒地说：“他们会赶你回来。他们说你必须去警察局申请张签证。我已经去过警察局了，那里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放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很可能对这种混乱的手续耸耸肩，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家，但今晚她却不会这么做。她仍旧站在检查站前，不满地大声抗议。这个时候，没人愿意回家。
莉莉周围的人群开始有节奏地大喊：“快开门，快开门。”
声音弱下去以后，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检查站的另一边也有喊声。她竖起耳朵。检查站另一边的人在喊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明白他们在喊什么了。“过来，快些过来！”她意识到西柏林人也聚集在了检查点前。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一幕会如何收场？
五六辆车沿着齐默尔路开到检查点，五六十个边防战士从车上下来。
站在莉莉身边的沃纳冷冷地说：“来增援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感觉又兴奋又紧张。戈尔巴乔夫让东欧卫星国自生自灭的政策似乎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危机。这可能很危险，也可能意味着希望。也许两者会兼而有之。
德米卡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孙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成长。他和尼娜的儿子小格雷戈里已经结婚；和娜塔亚生的女儿卡佳正在上大学。接下来的这几年，小格雷戈里和卡佳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等待这些孩子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过时的共产主义真的结束了吗？德米卡还是说不上来。
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说：“几千个民众聚集在柏林墙检查点外面。如果东德政府不肯开门，那里肯定会引发一场骚乱。”
“这和我们无关。”戈尔巴乔夫说。他很爱说这句话，“和我们无关”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想和西德的科尔总理谈谈。”他之后说。
娜塔亚说：“今晚他在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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