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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瓦是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一耸肩膀，随便从列夫手上抽出一张牌，看了看。
列夫说：“把牌放在凳子上，正面朝下。”
杜瓦把牌放在粗糙的木台子上。
列夫从他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纸币，放在牌上。“现在你把一块美元放在上面。”这种把戏只能跟有钱的游客玩。
格雷戈里知道列夫已经把扑克牌换掉了。他把另一张牌藏在他的手心里，用卢布遮着。这种技巧列夫练习了四个钟头，关键在于要在放下卢布和那张新牌后快速拿起第一张牌，马上把它藏在手心里。
“你确定你能输得起一块钱吗，杜瓦先生？”列夫说。
杜瓦笑了，就像所有被骗的人：“我觉得可以。”
“你还记得你的牌吗？”列夫重复着死记下来的句子。他还可以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说这句话。
“黑桃5。”杜瓦说。
“错了。”
“我敢肯定。”
“翻过来。”
杜瓦把牌翻过来。是一张梅花皇后。
列夫收起一美元的钞票，也拿走了自己的一个卢布。
格雷戈里屏住了呼吸。这是个危险的时刻。美国人会不会嚷着说他被人抢劫了，说列夫是强盗？
杜瓦沮丧地笑了笑，说：“算你厉害。”
“我还会玩另一种。”列夫说。
这已经够了。可列夫还想再碰碰运气。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可格雷戈里还得时时保护他。“别跟我弟弟玩，”格雷戈里用俄语对杜瓦说，“他总是赢。”
杜瓦面带微笑，用不流利的俄语回答：“这建议不错。”
杜瓦是那一小拨参观普梯洛夫机械厂的游客中第一个来这边的。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工厂，雇佣了三万工人，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孩子。格雷戈里的任务是带他们游览自己的工作区，一个虽小但十分重要的部门。工厂生产机车车头等大型钢材构件。格雷戈里是车间领班，他们负责加工机车车轮。
格雷戈里一心想跟杜瓦谈谈布法罗的事。他还没来得及提什么问题，铸造部的监察员卡宁就出现了。这人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又高又瘦，前额上方没有几根头发。
跟他一道来的是第二位到访者。格雷戈里从他的衣着上就能看出这人一定是个英国勋爵。他穿得像个俄国贵族，一身燕尾服，头上戴了顶大礼帽。也许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是这种穿戴打扮。
格雷戈里被告知那位贵族的名字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格雷戈里头一次见到如此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一头黑发，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制轮车间的女人盯着他，就像见了上帝一般。
卡宁跟菲茨赫伯特说俄语。“我们这里每周能生产两辆机车。”他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勋爵用英语说。
格雷戈里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他读报，还参加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举办的讲座和讨论会。这里生产的机车对俄国的防卫至关重要。参观者们会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探西问，实际上却在搜集军事情报。
卡宁介绍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厂里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宁是管理人员，但他人很不错。
菲茨赫伯特很讨人喜欢。他转身跟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的女人搭话，她叫瓦莉娅。“让我们参观你们的车间实在太好了。”他乐呵呵地说，流利的俄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瓦莉娅身材高大，十分强壮，胸脯高耸，听了这话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起来。
演示已经准备完毕。格雷戈里把钢锭放入料斗，往炉子里填好煤，金属开始熔化。不过还有一位参观者要来——伯爵的妻子，据说她是俄国人——所以他才会说俄语，这在外国人里头很少见。
格雷戈里本打算向杜瓦打听一下布法罗的事，但不等他找到机会，伯爵的妻子就进了制轮车间。她的拖地长裙像扫帚似的扫过她面前的金属碎屑和灰尘。她在裙装外面穿了一件短外套，身后跟着一个拿皮毛大衣的男仆和一个拿手袋的女佣，还有一位厂里的董事马克拉柯夫伯爵——一个穿着与菲茨赫伯不相上下的年轻人。马克拉柯夫对他的客人十分殷勤，一路面带微笑，低声交谈，毫无必要地挽着她的手臂。她非常漂亮，金色卷发斜向一边，显得十分妖艳迷人。
格雷戈里一眼就认出这人是碧公主。
他的心往下一沉，感到一阵恶心。他使劲压下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忆。接着，像每次出现紧急情况时那样，他审视地看了看他的弟弟。列夫还记得吗？当时他还只有六岁。列夫正在好奇地看着公主，好像在琢磨着什么。随后格雷戈里看到列夫的脸色变了，他想起来了。他显得苍白，极不自然，紧接着便一下子气得涨红了脸。
格雷戈里见势不妙，立刻走到列夫身边。“冷静点，”他悄声说，“别说话。要记住，我们得去美国，别让其他事搅了！”
列夫厌烦地哼了一声。
“你回马厩那边去。”格雷戈里说。列夫是驾矮马车的，工厂里养了不少马。
列夫瞪着眼睛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公主。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走开，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格雷戈里开始做演示。他朝伊萨克点点头，后者与他年龄相仿，是厂里橄榄球队的队长。伊萨克打开模具。然后，他跟瓦莉娅两个抬起一个抛光的木质凸缘车轮模型。这活儿需要娴熟技巧，轮辐的横截面是椭圆的，一共二十根轮辐从轮毂连到辋圈上。车轮是为4-6-4规格的机车准备的，模型几乎跟托举它的人一样高。
他们把模型压入装满潮湿沙质混合物的深槽里。伊萨克摆动着上面铸铁的冷却物，把轮面和凸缘压实，最后是模型的顶部。
他们把沙箱的组件打开，格雷戈里检查着那个用模板塑出来的孔。整个沙模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用一种黑色的油状液体往上面喷了喷，然后再次合拢沙箱。“现在请大家往后站。”他对观众们说。伊萨克把料斗的喷嘴移到模具的上方。然后，格雷戈里拉动杠杆，让料斗倾斜下来。
钢水缓缓倒入模具。潮湿的沙子咝咝响着，从小孔里喷出蒸汽。格雷戈里凭着经验，知道何时提起料斗停止浇注。“下一步是对车轮整形，”他说，“因为铁水需要很长时间冷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预先冷却好的车轮。”
轮子已经放在车床上，格雷戈里朝车床工康斯坦丁点点头——他是瓦莉娅的儿子，又瘦又高，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康斯坦丁很有学问，是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也是格雷戈里最亲近的朋友。他开动马达，让轮子快速转动起来，然后开始用锉刀整形。
“请与车床保持适当距离，”格雷戈里对参观者说，提高嗓门以盖过机器的噪音，“如果去触摸的话，一根手指就没了。”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就像我一样，就是在这家工厂弄的，当时我十二岁。”他的中指只剩下一段丑陋的指根。他看到马克拉柯夫伯爵一脸愠怒——他显然不喜欢有人提及他的利润所造成的人员成本。他从碧公主那里得到的一瞥既包含了厌恶又带着某种迷恋，不知她是否对肮脏和痛苦抱有某种古怪的兴趣。一位女士来工厂参观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
他朝康斯坦丁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停下车床。“下面，是用卡尺测量车轮的尺寸。”他举起需要使用的工具。“火车轮子大小必须完全一致。直径变化如果超过1.5毫米，也就是铅笔芯那么粗，车轮就必须回炉重造。”
菲茨赫伯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你们每天能造多少个轮子？”
“平均六至七个，不算那些不合格的。”
美国人杜瓦这时问道：“你们工作几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