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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1914年6月</h5>
六月初，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终于攒够了去纽约的路费。圣彼得堡的维亚洛夫家族把船票和移民美国的必要证件一道卖给了他，其中还包括一封约瑟夫・维亚洛夫在布法罗写的信，承诺为格雷戈里找份工作。
格雷戈里吻了吻那张船票。他想立刻动身，早就等不及了。这一切像是一场梦，他真害怕船还没有开走就醒过来。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也越来越渴望自己站在甲板上，回望俄国隐入地平线，从他生命中永远消失的时刻的到来。
临行前一晚，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聚会。
地点选在离普梯洛夫机械厂不远的“米什卡”酒吧。一共有十几个同事参加，大多是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员——相信社会主义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住在格雷戈里和列夫隔壁的几个女孩。他们都在罢工——圣彼得堡的工厂有一半在罢工——所以他们一个个都穷得叮当响，但大家还是凑钱买了一桶啤酒和几条咸青鱼。这是一个温暖的夏夜，他们坐在酒吧前一块空地的长凳上。
格雷戈里并不喜欢这种聚会。晚上闲来无事时，他更喜欢下棋。酒精让人愚蠢，跟别人的妻子和女友调情更是毫无意义。他一头乱发的朋友康斯坦丁是讨论小组的主席，跟好勇斗狠的足球队员伊萨克就罢工的事情吵了起来，两人展开了一场叫喊比赛。大块头的瓦莉娅，也就是康斯坦丁的母亲，喝下大半瓶伏特加，用拳头砸她丈夫，然后便醉倒在地。列夫也带了一群朋友过来——这些人格雷戈里一个也不认识，还有几个让他毫无兴趣的女孩——她们喝光了所有啤酒，却连一个戈比也没掏。
整个晚上格雷戈里都在悲哀地盯着卡捷琳娜。她很喜欢聚会，因而心情不错。她四处走动，长裙舞动，蓝绿色的眼睛明眸善睐，与男男女女取笑逗乐，丰满的大嘴总带着微笑。她穿着缝补过的旧衣服，但身段很美，恰恰是俄国男人喜欢的那种体形，前胸饱满，臀部宽阔。格雷戈里见到她的当天便爱上了她，四个月后的今天他依然爱她。不过，她更喜欢他的弟弟。
为什么？一切跟长相无关。这对兄弟长得十分相像，人们有时会把他俩弄混。他们身高和体重都一样，能穿彼此的衣服。但列夫更讨人喜欢。他这人不可靠，又很自私，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女人很崇拜他。格雷戈里诚实可靠，刻苦工作，认真思考，最后却落得形单影只。
到了美国就不同了。那里的一切都将是另一种样子。美国不允许地主吊死自己土地上的农民。美国警察必须把罪犯送上法庭，然后才能惩罚他们。政府甚至无法监禁社会主义者。那里没有贵族，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哪怕是犹太人也一样。
难道这是真的吗？有时候，美国简直就是一种幻想，就像有人讲的南太平洋岛屿上的故事一般，那里到处都是美丽的少女，只要你喜欢，她们就会献上自己的身体。但美国的事情一定是真的，成千上万的移民给家里写的信就是明证。工厂里一个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小组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民主的讲座，但警方把它取缔了。
把弟弟一个人留下让他感到内疚，但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照顾好你自己，”聚会快结束时他对列夫说，“我再也不能帮你解决麻烦了。”
“我不会有事的，”列夫漫不经心地说，“你照顾好自己吧。”
“我会把你的船票钱寄给你。按美国的工资算，用不了太长时间。”
“我等着。”
“别搬家，否则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我哪儿也不去，大哥。”
他们没讨论过卡捷琳娜是否最后也会去美国。格雷戈里把这个问题留给列夫，让他自己提出来，但他没提。格雷戈里说不清自己希望还是害怕列夫会要带上她。
列夫挽起卡捷琳娜的胳膊说：“现在我们该走了。”
格雷戈里吃了一惊：“这么晚你们还要去哪儿？”
“我要跟特罗菲姆见面。”
特罗菲姆是维亚洛夫家的次要成员。“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要见他？”
列夫眨了眨眼睛：“不用担心。我们天亮前会赶回来的——时间足够，来得及送你到古图耶夫斯基岛。”那是横跨大西洋的轮船停靠的港口。
“那好吧，”格雷戈里说，“别干任何危险的事。”他补充道，明知这话毫无作用。
列夫快活地挥了挥手，走掉了。
时间将近午夜。格雷戈里跟大家一一道别。有几个朋友哭了，但他弄不清这是出于悲伤还是因为喝了酒。他跟几个女孩返回他们住的房子，她们挨个在大厅里吻了他。随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只旧的纸板手提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小，但里面也只装了一半。他带了几件衬衣和内衣，还有一副国际象棋。他只有一双靴子。母亲死后这九年里他没有积攒什么东西。
临睡前格雷戈里查看了一下列夫存放左轮手枪的柜子，那是一把比利时制造的纳甘M1895。他心里一沉——原来放枪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
他拉开窗户上的插闩，这样列夫回来时自己就不用下床了。
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耳边听着过路火车熟悉的轰鸣，琢磨着4000英里以外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这辈子一直跟列夫生活在一起，代替父母的职责。从明天起，就算列夫带着手枪彻夜不归，他也无法知道了。这是种解脱，还是会让他更担心呢？
跟往常一样，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他的轮船八点钟起航，去码头要一个钟头的路程。他的时间很充裕。
但列夫没有回家。
格雷戈里洗了把脸。对着碎镜片用一把厨房用的剪刀修整了一下唇髭和腮须。然后，他穿上自己最好的那件外套，把另一件留给了列夫。
他在火炉上热了一锅粥，这时，他听见有人在使劲敲着房子的大门。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若是来了朋友，他们只会站在外面喊。只有当差的才会敲门。格雷戈里戴上帽子走到过道里，往楼梯下张望。房东太太正在跟两个穿黑绿制服的警察说话。格雷戈里仔细一瞧，认出了身材矮胖、大圆脸的米哈伊尔・平斯基，还有他的搭档，长着个老鼠脑袋的伊利亚・科兹洛夫。
他飞速地思考着。显然，房子里有人涉嫌犯罪。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就是列夫。不管是列夫还是其他租客，房子里的每个人都会受到盘问。两个警察自然记得早在二月格雷戈里从他们手里救下卡捷琳娜那件事，他们会抓住这个机会逮捕格雷戈里。
这样，格雷戈里就会错过他要搭乘的那条船。
这个可怕的念头让他两腿发软。他积攒、等待、期盼了这么久，最后却要错过这条船！不，他想，我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两个警察走上楼梯，他连忙缩回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恳求他们毫无用处——恰恰相反，如果平斯基发现格雷戈里就要移居国外，会更乐意把他监禁起来。格雷戈里甚至连兑现船票、拿回现钱的机会都没有。多年积蓄就会白白浪费掉。
他必须逃跑。
他狂乱地扫视了一下小房间。门窗都只有一扇。他不得不像列夫每次晚归那样，从窗口跳出去。他往外看了看——后院没人。圣彼得堡的警察十分残酷，但从来没有人说他们聪明，平斯基和科兹洛夫根本没想过要守住房子的后面。也许他们知道后院没有出口，除非穿越铁路，但一条铁路对一个逃命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
格雷戈里听见隔壁女孩们的房间里传出喊声和尖叫——警察先去了她们那里。
他拍了拍上衣口袋。他的船票、证件和钱都在里面。其他家当已经装进了纸板提箱。
他提着箱子，把身体探出窗外，尽可能远地将箱子扔了下去。“啪”的一声，箱子掉在地上，但看上去完好无损。
房门“砰”的一声开了。
格雷戈里两腿跨过窗沿，在窗台上稍作停顿，便一下跳到洗衣房的屋顶上。他的脚在瓦片上一滑，重重地坐了下去。他沿着倾斜的屋顶滑到了下面的排水槽处。他听到身后的喊叫声，但没有回头。他从洗衣房的屋顶跳到地上，并没受伤。
他拾起手提箱就跑。
身后传来一声枪响，吓得他加快了脚步。多数警察无法在三米外射中冬宫，但有时候也能蒙准。他爬上铁路路基，意识到一旦爬到窗口的高度他便成了更易击中的目标。耳边是火车引擎独有的呼哧呼哧的噪声，他扭头看见右边一列货车正快速驶来。这时又是一枪，他注意到哪里“噗”地响了一下，但并不觉得疼，猜测一定是击中了他的手提箱。他爬到了路基上，头顶就是早晨晴朗的天空。火车离他只有几米的距离。司机拉着高音汽笛，又长又响。第三颗子弹打了过来。格雷戈里飞扑出去，刚好与火车擦身而过，穿越了铁路。
